1963年12月15日晚上，北京城里下了一夜的大雪，到第二天凌晨，已经是银装素裹，压得人们喘不上来气。

天刚亮，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值班秘书傅学正就被传达室的看门大爷叫醒了，是办公厅的朱政科长有要事找他，要他赶紧赶到景山后街地安门西大楼门口灯塔。

傅学正知道如此紧急，肯定是有大事发生，于是马不停蹄赶到了那里，见到朱政，朱政告诉他：罗荣桓元帅的病情加重了，我们马上去北京医院，首长们有事情交待办理。

朱政立即领着傅学正赶到了北京医院罗帅所在的病区，当时医护人员接到了来自毛主席的命令，要他们想尽任何办法也要抢救罗荣桓元帅，整个通宵，他们都没有休息，再加上悲伤，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红的。

朱政与傅学正就在离病房不远的一间休息室待命，等待首长们的到来。

上午8点30分，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肖华、邱会作、肖向荣等人来医院探视，医生们向各位首长报告了罗帅的病情。

早在三个月前，罗帅就因为血压高、心绞痛，以及肾功能衰竭住进了医院，入院不久，医生就给他家人下了病危单。

很多老战友都对罗帅的病情感到悲观，倒是罗帅对自己的病情看得开，反复安慰大家，当时罗帅因为尿毒刺激肠胃，已经很难进食，东西放到嘴里就会马上引起呕吐。

但是罗帅却并没有气馁，他把食物当作敌人，每次勉强吃下去，都对身边人说：“又打了一个胜仗，看起来对于病也得要抗，不抗是不行的。”

在与病魔的斗争中，罗帅至始至终没有妥协，到了后期，罗帅经常因为重病昏迷，每次当他醒来，在一旁的人都喜极而泣，看到别人这样，罗帅反倒开口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新陈代谢，自然规律嘛！”

罗帅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在一次清醒的时候，他拉着爱人林月琴的手交代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搞特殊。”

罗帅叮嘱爱人，孩子们正在工作或者学习，不要让他们到医院来，这里有医生和护士就足够了。

但是这么大的事，哪里能瞒得了孩子们，得知消息后，孩子们都偷着回来了，此时罗帅已经没有了责备的力气，他知道他在家说了一辈子的算，以后要靠孩子们当家了。

他对孩子们交代身后事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12月16日天刚亮，罗帅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在肾失去了功能的同时，其他器官也已经不正常了，出现了全身性的奇痒尿毒症，血压、心跳时高时低，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肖向荣主任立即把罗帅的病情向各位老帅报告，并通知三总部的有关领导来医院探视。

接下来很多首长都陆续来到医院探视，然而由于病情逐渐加重，到16日下午2点37分，罗荣桓元帅与世长辞，在医院的同志无不伤心落泪。

当天下午，罗瑞卿、谭政大将主持，邀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有关领导参加，共同研究罗帅的丧事办理。

在新中国成立时，国家还没有指定办丧事的规定和程序，积累的经验并不多，而罗帅又是第一位去世的元帅，葬礼的规格也不好把握。

经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将罗帅的葬礼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参照任弼时同志的丧事规模和程序进行办理，遗体告别仪式定在12月19日下午3点，在北京医院进行。

罗帅去世的当天晚上，在中南海的颐年堂里，毛泽东在主持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参会的有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会议开始前，毛主席带头站立了起来，他提议大家都为罗荣桓元帅默哀。

古田会议

毛主席说道：“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原则性强，对党忠诚。”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与罗荣桓之间的革命友谊有多深，在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罗荣桓受党的派遣，到鄂南从事农民运动，组织了通城农民暴动，后来带着农民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开始，自此罗荣桓就追随毛泽东闹革命，一直追随在毛泽东的左右。

在秋收起义后，因为部队缺乏作战经验，一开始总打败仗，有些人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产生了动摇，很多人脱离了队伍，罗荣桓却坚定地留了下来。

后来毛泽东主持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改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党代表制度，连以上的部队要设党代表，当时起义部队剩下几百人，被缩编为一个团，下辖7个连，罗荣桓担任特务连党代表。

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印象很好，1929年11月，红4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召集一批党代表开座谈会，为古田会议做准备工作。

当时，身为红4军第3纵队第9支队党代表的罗荣桓，积极反映部队的情况，他还讲述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

罗荣桓反映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后来都被写进了古田会议决议。

在古田会议上，罗荣桓等人当选红4军前委委员，毛泽东曾对他人说起罗荣桓：“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

此后不久，罗荣桓就被提升为红4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被毛泽东委以重任。

作为政工出身的干部，罗荣桓和注重团结同志，在反“围剿”斗争中，24岁的林彪因指挥有方被提拔为红1军团红4军军长。

林彪是一位个性很强的军事指挥官，与几位党代表的关系都搞得很僵，派谁去给林彪当党代表却让毛泽东犯了难。

经过再三考量，毛泽东决定派罗荣桓担任红4军的政委，与林彪进行搭档。

罗荣桓出任政委后，把红4军打理得井井有条，不管是政治宣传，还是后勤保障，都让林彪十分认可，此后，林彪只负责指挥打仗和钻研战术，部队的日常工作都由罗荣桓来负责。

毛泽东得知了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就对身边的同志说：“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4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1933年时，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动员部部长，负责扩红工作，罗荣桓仅用三个月，就将自己负责的地区扩红8000人，荣获扩红奖励银牌和锦旗。

毛泽东多次就此事赞扬罗荣桓：“我们革命要想成功，没有人是做不到的，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招兵买马，在这点上，罗荣桓同志做得比较好，也比较成功……罗荣桓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1936年，红军长征胜利后，罗荣桓进入刚刚组建的红军大学学习，毛泽东在红大讲授了他正在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罗荣桓结合自己的战斗经验，学习了这一著作和其他政治军事课程，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938年，毛泽东开始实施“派兵山东”的战略思想，于当年11月下旬，派115师政委罗荣桓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去山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罗荣桓起身去山东，随身携带的就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油印的讲稿。

罗荣桓带着部队经过3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穿过敌人的多道封锁线，于1939年3月到达山东西部，115师挺进山东后，连续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就连蒋介石也发来嘉奖电报，在罗荣桓的带领下，很快打开了山东地区的抗日新局面。

然而当时的山东抗战环境还很艰难，组织框架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115师和作为地方武装的山东纵队两支武装属于平行关系，他们都受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但是由于一些原因，两支部队间未能很好的磨合。

通过多方了解，毛泽东对罗荣桓在山东的工作给予了认可，为了统一山东抗日斗争的指挥，1941年8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山东纵队归115师指挥，并组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为书记，此后不久，毛泽东就下定决定由罗荣桓全面主持山东根据地党政军的工作。

在罗荣桓的率领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积极打击敌人，战胜了各种困难，根据地也迅速巩固和扩大，在八年抗战中，山东军民共歼灭日伪军51万余人，党员人数从抗战出席的不足2000人发展到20万人，在山东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发展到27万人。

对于罗荣桓在山东主持工作期间的功劳，毛泽东曾在1962年有过高度的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北占东北，南下长江。”

然而在长期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罗荣桓的身体很快就出现了状况。

在1942年，这是山东乃至全国抗战最为艰苦的一年，罗荣桓因劳累过度，出现了尿血的症状，身体也日渐消瘦，但是因为医疗条件太差，几次都没有查出病因。

正在罗荣桓身体出现状况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让罗荣桓主持整个山东的工作，他夜以继日的工作，到1943年3月11日，他实在有点感觉力不从心，于是向中央致电，请求准许他休息半年。

罗荣桓之所以会发出这个请求，实在是担心自己身体垮掉之后，给山东的工作带来不好的影响。

但是毛泽东深知，此时的山东离不开罗荣桓啊！在党中央看来，就是罗荣桓在山东躺着，对山东的局势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第二天，毛泽东和朱德就给罗荣桓回电：“你的病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

如果不是形势严峻，毛泽东也不会让罗荣桓带病工作。

但是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关心却是实实在在的，一方面毛泽东让罗荣桓减轻自己的担子，把一些工作交给别人来做；另一方面积极为他安排治疗和休养，当时毛泽东听说新四军那里有一位奥地利籍的泌尿科专家，就让罗荣桓抽空看病。

1943年5月，在妻子林月琴的陪同下，罗荣桓来到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黄花塘，接受这位专家的治疗，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专家也无法确诊，只能大致推测罗荣桓的肾脏有病变，很可能是肾癌，他建议部队搞一个X光机，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

那个时候条件特别艰苦，整个山东也找不出一部X光机啊，专家就建议罗荣桓多注意休息。

然而，罗荣桓在新四军那里只休息了一个月，山东的战事就开始吃紧，罗荣桓不得不迅速返回山东，为了照顾罗荣桓，毛泽东请求这位专家到山东去给罗荣桓继续治疗。

经过多年抗战，中国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然而国共之间的对抗很快就开展了，山东地区更是国共对抗的关键地区，考虑到罗荣桓身上的担子太多，毛泽东在1945年8月26日，亲自草拟电报，让林彪和萧劲光到山东去工作，并提出：如果罗荣桓因病必须休养时，则由林彪代理罗荣桓的职务。

到9月19日，为了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中央又决定调罗荣桓去东北工作。

罗荣桓考虑到这个工作实在是太艰巨了，而自己的病情也越来越恶化，他因此向中央提出，希望能休养一段日子，即使去东北，也不要让他担任部队主要领导人。

中央认为当时东北的医疗条件好一点，而且东北局势复杂，开往东北的干部大多来自山东，因此罗荣桓必须去坐镇，这是谁也无法取代的。

到达沈阳后，罗荣桓立即投入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待调到东北的部队基本安排就绪后，罗荣桓才到医院做了检查，照了X光片，医生诊断为肾癌，认为必须要动手术，切除坏了的肾。

但是由于东北局势不稳定，沈阳也不在中共的掌握之中，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让罗荣桓到驻朝鲜平壤的苏军医院治疗，为此毛泽东还向金日成和苏联方面发了电报，做了安排。

到平壤苏军医院后，医生再次诊断为肾癌，想要对罗荣桓进行肾切除手术，但是这里是野战医院，并不具备实施肾切除手术的条件，于是建议他到莫斯科进行治疗。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下，当即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让其给安排，并称：“罗同志是我党重要财富和久经考验的忠诚干部，希给予最好的治疗。”

1946年7月，罗荣桓在林月琴的陪同下赶赴莫斯科，进行手术，为了让罗荣桓在苏联的条件不至于太差，毛泽东还让财务部门在罗荣桓出发前给准备了50两黄金，作为赴苏治病的费用，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关怀。

但是罗荣桓并没有动用这笔钱，只是支出了一小部分供留苏的革命烈士子女生活。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罗荣桓的身体逐渐康复，当时苏联方面的建议是让他留在苏联继续休养。

然而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东北战场又成为国共战争的焦点，在苏联休养的罗荣桓哪里还能待得住，多次请求回国参加工作，但是他的主治医生劝他不要回国，多养一段时间，如果再继续进行高强度的工作，很可能把身体压垮。

但是罗荣桓哪里顾得了自己的身体，只要能工作，他就认为自己是铁打的一样。

1947年5月，罗荣桓回到了哈尔滨，在苏联看病时间还不满一年，就回到了国内。

事实上，罗荣桓的担忧不无道理，在1947年时，东北战场正处于解放战争的关键战场，正是需要罗帅坐镇东北。

在罗荣桓回到国内前，东北民主联军的形势并不算太好，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斗，刚刚挫败了国民党军的进攻。

在罗荣桓回国后，投入到自己最擅长的发展根据地的工作中，罗荣桓与林彪、彭真、刘亚楼等领导的配合下，解放军在东北的局势迅速发生好转，到1948年，东北境内人民武装力量快速发展，东北野战军达70万，地方武装达30万，总兵力多达百万。

东北野战军也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在辽沈战役的关键阶段，林彪对于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犹豫不决，而罗荣桓是坚决支持中央军委的命令，跟林彪据理力争，强烈要求林彪坚定攻打锦州的决心，最终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

然而就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夜，罗荣桓却在视察天津时，再次病倒了，这一次，不仅是肾出现了问题，高血压、心脏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都在折磨着罗荣桓的身体。

毛泽东得知后，当即派保健医生黄树则赴天津为罗荣桓治病，在黄树则临行前，毛泽东给罗荣桓写了封亲笔信，在信中要求罗荣桓在天津安心养病，暂时不要随军南下。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也不忘关心罗荣桓的健康状况，经常提醒他要注意休息。

当时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并身兼数职，工作很忙，由于经常劳累过度，他的病时常发作，毛泽东得知后，于1950年9月20日，在罗荣桓上报的一份干部任免书上写道：“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能够看到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关心与爱护。

1955年开国第一次授衔的时候，罗荣桓得知中央拟定元帅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便主动提出改为大将，但是毛泽东看到后，还是坚持原来拟定的内容，授罗荣桓为元帅。

相比于能打指挥仗的元帅来说，善打政治仗，能发展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将山东根据地打造成八路军最有实力的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时期将东北打造成解放军最有实力的解放区，这都是罗荣桓的功劳，这个元帅他当之无愧！

到1956年，罗荣桓心绞痛反复发作，他怕耽误工作，便写报告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转报毛主席，请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虽然毛泽东知道军政工作离不开罗荣桓，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也就同意了。

然而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名罗荣桓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由于身体不好，很多会议罗荣桓都没有去参加。

有一次开会期间，毛泽东特意指示罗荣桓，会中如果感到身体不舒服可以退席，不要勉强坚持下去。

直到1963年12月，罗荣桓在病情恶化时，经常昏迷，嘴里还反复跟孩子们念叨：“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这样的一位老战友去世，怎么能不让毛主席悲痛欲绝？

按照计划，在12月19日下午3点，罗荣桓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会如期进行，地点还是在北京医院，参加告别的人数为2000人，之所以定为2000人，是因为地方太小，而要来参加告别的人实在太多。

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后，军委办公厅的同志都去参加会议了，只留下傅学正秘书在告别室服务。

还没到三点，林彪、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五位老帅相继到来，遗体告别仪式快要开始的时候，告别室的电话铃声响起，傅学正接起电话，就听那边问道：“你是哪位？”

傅学正听出是毛主席的秘书高智，于是报告说：“我是军委办公厅在此值班的秘书傅学正。”

因为高智与傅学正都在中央机要处工作过，所以认识，高智继续说：“是你呀！我们马上出发去北京医院。”

高智作为毛主席的秘书，他说“我们”自然是说他和毛主席要来，放下电话，傅学正立刻跑到休息室向老帅们报告说：“刚接到毛主席秘书高智的电话，毛主席从中南海出发了，一会就到。”

要知道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乎不再参加治丧活动，随着年龄的增长，毛主席越来不喜欢出现在这种离别的地方。

几位老帅也知道毛主席对罗帅的特殊感情，在看了看表后，就一块走出休息室，在告别室门外左侧一字排开，等待毛主席的到来。

不一会儿，毛主席到达，在他的身后，还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同志。

在罗瑞卿的引导下，毛主席一行和老帅们都进入告别室，在罗帅遗体前站定后，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侯春怀副局长发出“默哀、三鞠躬”的口令后，主席带着众人向罗帅鞠躬3次，大家绕行遗体一周，这是战友们来送罗帅最后一程。

毛主席与罗帅夫人林月琴、子女罗东进等家属亲切握手表示哀悼与慰问，让她以后为了孩子们要多保重。

当时已经70岁的毛泽东，因为连日来休息不好，再加上悲伤过度，身体也不太好，大约在3点20分，毛主席离开了告别室。

罗帅的去世，让毛主席陷入到极度悲痛之中，连续几天都睡不着觉，怀揣着对罗帅的思念，毛泽东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是公认的诗词大家，但是党内同志进入毛泽东诗词中的人并不多，只有黄公略、彭德怀、罗荣桓三人。

而为党内一位离世者写诗悼念的，则只有罗荣桓获此殊荣，在这首词中，回忆了曾经与罗荣桓一块革命时的艰辛与信任。

然而最后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则直接反映了罗荣桓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崇高位置，在很多关键时刻，毛主席首先想到要商量的人就是罗荣桓，如今他却离开了人世，毛主席怎么能不伤感。

但是这首诗在毛泽东生前没有发表，一直到1978年9月才公开发表，尽管距离罗帅去世已经15年，但还是能够让人们直接感受到毛主席与罗帅之间的友谊。

告别仪式结束后，就是为期3天庄严的吊唁罗帅活动（20日至22日）。

灵堂设在天安门东侧文化宫的太庙里，这里虽然很宽阔，但是也很快显得局促起来，在三天的时间内，来自全国各地悼念的人，送来太多的鲜花与花圈。

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而每天只能接待两万名群众，只能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一万人前来吊唁。

在12月23日，首都各界在太庙隆重举行公祭罗荣桓同志的大会，在会上，主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向罗荣桓同志遗像鞠躬献花圈，全场一万多人肃立默哀悼念，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致悼词。

在悼词中，邓小平回顾了罗荣桓同志光荣而伟大的一生，并号召全党全军继承和发扬罗荣桓同志的革命精神，引发在场群众的共鸣。

公祭后，罗帅的骨灰在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护送下，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存放，在灵车缓缓行驶过程中，送别的群众里，早已是哭声一片，在灵车经过的地方，机关、部队也都降半旗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