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陈独秀邀请尚在美国的胡适回国，负责撰写《新青年》报刊的活动。此时的毛主席，还只是一名学校的学生，但在看过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后，当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8年，毛主席从学校出发北上进京。北大教授杨昌济见毛主席手头不宽裕，主动提出让他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每个月还有一笔不菲的薪水，用以补贴生活费用。在这里毛主席第一次见到胡适，自此以后命运的齿轮悄然启动，两人之间也逐渐产生了交集。

胡适最早提出新文化运动，毛主席经常抽出时间去听课，可以说正是受胡适的影响，毛主席才有了融入水火的想法。在这之后，毛主席也一直以胡适的学生自居。为此，毛主席还专门和同伴一起拜访过胡适先生。

在这次拜访经历中，博学、儒雅的胡适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还就新思想的问题，专门请教了胡适先生。之后在他和同学一起创办新民学会的时候，毛主席再次邀请胡适先生写过报告。两人之间种种经历，都足以说明毛主席对胡适一直充满着敬仰。

1945年，胡适先生代表国民政府前往美国旧金山，出席了联合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之前，我党代表董必武先生，找到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董必武先生希望胡适能支持我党，但两人的这次谈话最终以不欢而散收场。

作为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胡适先生的话语一直受到很多人的关注。然而在这次谈话中，胡适却一反常态的拒绝了董先生的提议，在谈话的最后，甚至还对我党人士进行规劝，让我们放弃阶级斗争、武装斗争，在这之后我党只剩下纯粹的党派活动。

胡适先生完全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对我党进行规劝，其目的不言而喻，他就是希望我们交出枪来，只剩下之后的选举权。但这一次毛主席却没有坚信不疑的支持胡适先生，他认为胡适根本没看清楚我国当前的局势，他的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的斗争，而看不到之后将要面临的问题。

也是同一年的7月，民主人士、胡适的亲传弟子傅斯年前往延安地区。在延安地区，他见到了同样为胡适弟子的毛主席。此时胡适已经到了美国，毛主席便邀请傅斯年写了一篇文章，并让他转达了对胡适先生的问候。然而胡适对此依旧熟视无睹。反倒是在1个半月后，胡适又亲自给毛主席发了电报，内容只有简短的四个字“放弃斗争”。

可以说，此时的胡适还在幻想着学习西方政党的那一套，可惜的是这一套在中国完全是行不通的。目光短浅犹如坐井观天的胡适，妄称新文化思想第一人，却连着前浅显易见的道理都不懂。

在收到胡适的电报后，毛主席对曾经仰慕不已的新思想导师大失所望，更是彻底放弃了对胡适的所有的看法。不过念在当年的师生之情，毛主席表示，只要胡适愿意留下来，还能回到之前的位置上既往不咎。胡适在得知了毛主席的回应后也是笑而不语，这也让曾经在新文化思想上有过共识的两人，彻底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