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受汉制影响很深，比如清平官这一设置。此官职相当于唐之宰相，共六人，具体官名有“坦绰”、“布燮”（Bol‧xienl）、“久赞”。继南诏之后的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大理均沿置。 南诏最高行政长官统称“清平官”，六人七人不等，分别又称“坦绰”、“布燮”、“久赞”。复有“酋望”、“正酋望”，地位稍次。清平官每天与诏王参议处理内外大事，相当于中原的宰相。清平官中设“内算官”一人，掌握机密，代诏王判押处置文书，威权极重。另有“副内算官”二人，协助“内算官”处理政务。其余均为“外算官”，分掌各个执事部门。也正是因为他们引入了一定的汉官秩体系导致了他们的部分大权旁落，特别是军权和预算权。

汉官与夷酋的合作，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权力分配，而夷王之所以乐于引入汉官与汉秩，更多是希望其有助于自己的集权，事实上也如此。把原先酋长的邦联加强或升格为联邦，这是最重要的任务。裁决者和制裁者的身份，使得“脱离了中央政权的独自札萨克制”建立起来。但是脱离了中央政权的支持，在这里的汉人“仲裁庭”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们是如何维持自己的威信的？这里实际上是把联邦化的倾向转化为邦联化，使得自己的实际追求从原先的中央政府变成邦联共主。邦联共主事实上接近于东南亚的“曼陀罗体系”，所以在极其边缘、偏南的地区，那些部落，是否在对南诏进贡的同时，也对南掌、大越等中南半岛的小型强权称臣纳贡，这些都未可知，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大理国疆域与南诏时期接近，但核心统治区是洱海周边的迤西地区，基本上都城在哪里，国家统治核心区域就在哪里。

此外，汉人蛮化的情形在滇池地区很普遍，甚至分别出白蛮、乌蛮。乌蛮多有牛羊，无布帛，男女都用牛羊皮作衣服。无拜跪的礼节。有些语言要经过四次翻译，才与汉语相通。乌蛮是以牧畜为业、不知耕织、很少同汉人接触的落后族。白蛮大姓爨氏，自蜀汉以来，历朝有人作本地长官，白蛮文字与汉族同，语言相近，耕田养蚕，也同汉人，很可能是庄所率楚兵与旧居民融合而成的新族。有些白蛮酋长，自称祖先是安邑（山西运城县）人，西晋时来南宁（云南曲靖县西）。白蛮中有不少蛮化的汉人，当是事实。汉武帝灭庄氏滇国，立白霫酋长白人仁果为滇王，庄氏后裔退到滇池以西。《新唐书》说庄氏部落有稻麦粟豆丝麻薤蒜桃李，以十二月为岁首。庄氏原来与白蛮同住在滇池周围，白蛮也有农桑业，是无可置疑的。

白蛮经济和文化部比乌蛮高，信鬼尚巫的风俗却相同，称主祭的人为鬼主，每户每年出一牛或一羊，到鬼主家祭祀。大部落有大鬼主，一百家有小鬼主。乌蛮七部有都大鬼主。爨氏兼并乌蛮，设两爨大鬼主。庄氏部落不设鬼主，祭祀在家内，亲友带牛酒来助祭，风俗与汉更相近。鬼主一词体现出当时他们具有的神权贵族阶层，这样我们能看出来有这么几种贵族阶层。一种是庄氏王族，一种是白蛮/乌蛮的世俗酋长，另一种则是内部的祭司。他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令人遐思。南诏国王本身既不是典型的乌蛮，也不是典型的白蛮，而是河蛮。河蛮是西爨以外的白蛮部落，他们户数少，请了一些乌蛮来做酋长，实际上就是他们请乌蛮来武力保护自己，而自己则提供贡税。后来吐蕃入侵，在此课税，所谓乌蛮收的少是因为游牧，其实也不成立，因为乌蛮实际上是军事贵族，而白蛮则是一般的经济精英和农民，所以给吐蕃纳贡的主力自然是白蛮。

这一部分河蛮就是后来统一六诏的蒙氏南诏的发祥部落。他们在统一南诏后迅速调整了内部的建制，把西爨的白蛮迁移到洱海一带，作为自己财政的基础；又利用乌蛮对外征战，对内弹压，最终形成了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割据政权南诏。南诏的格局和吐蕃是一样的，吐蕃战斗力最强的也是在于唐的边界上，这些最强的武人部落一直聚集在边地，面对更富庶的汉地，自然会更倾向于留在边关，但是，因为这种合作关系，他们也会乐于“效忠”蛮族王国的内廷。这恰恰是吐蕃所经历的过程。而如果唐朝因为内乱等因素真的被他们击败了，他们的兴趣除了占据汉地临近州郡外，就剩下回师夺權，历史也正是如此。吐蕃在对唐战争胜利后就陷入了内乱，而剑南被南诏祸乱成功后，南诏内部的君权也开始衰微下去。而在边关地区，与汉人接触更多。与此同时，汉人融入较多的白蛮，也逐步依靠经济实力获得了支配乌蛮军事贵族的权力，原先帮助洱海乌蛮国王（河蛮贵族头目）压制白蛮的边关乌蛮，也就是占据云南郡等曲、靖州县的军事贵族也反戈一击，导致他们彻底失败。洱海乌蛮被白蛮取代也是应有之意，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最终仍然要超克军役贵族的。这在世界各地的封建社会里都是如此，物权逻辑是最终超克人事逻辑的。段思平、郑买嗣、杨平贞三朝都是白蛮贵族，但是白蛮贵族内部也不能互相压制，所以才出现短短几十年就被翻盘的情况。

白蛮贵族借兵三十七部乌蛮来推翻自己的对手，是最典型的办法，所以害怕乌蛮像南诏那样统一起来，在河蛮故地再度封建白蛮的情况。锁国既是因为白蛮内部不稳定，也是因为担忧乌蛮南诏化。在这么一个地区，他们推行完全的汉制，其实不算很恰当，因为从汉制的角度看，这就是一堆天然的豪强丛生之地；从部落的角度看，推行汉制就是要毁灭部落，也为之不容。三十七部和白蛮之间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也与宋朝拒绝向河外的云南地区扩张有关。宋朝显然是借鉴前朝唐兵死伤二十万、靡费钱粮无计的教训，不想因为云南打乱自己统一全国的节奏。三十七部如果得到宋朝资助，很可能像南诏横扫滇地那样建立起一个对宋朝祸患极大的割据政权。不同大姓轮番得势而上台，说明其承袭的南诏时期官僚制的风格仍然没有减弱。而南诏则在对外扩张的同时吸收了汉制，建立了均田制等完全汉化的制度。

所以除非对外征讨，内部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这也是大理国前两朝更迭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他们更迭的原因和五代的原因一样。不过，对外用兵如果不征讨富庶之地，很容易导致入不敷出，难以为继，所以另一种办法是建立服从于皇权的教权，依靠教权在各地建立税收网络，这一点拜占庭的若干皇朝都使用过。大理也有类似之处。因为你既不可能大规模真正重建府兵制等小农兵体制、对外用兵消耗其他大dz，也不可能建立起依靠商业收入维持的军队，所以只能依靠传播佛教、建立税收体系了。这一招也是管用的，但是管用的时间不会太长，根据中原和拜占庭的经验看，70年左右就是一个周期。从段思平末期开始推行，直到高家篡权，实际上也不过是两个70年左右。前70年是将松散的豪强体系纳入宗教税收体系之中，后70年就是体系内得到合法性的新一波豪强土地兼并的过程。虽然高升泰死后还政于段氏，但实权始终掌握在自家手里，这就是遥控体制，1094年后无论高家人是否在位，其实都是高家天下，而其他大族奈何段氏法统与高家实力，也无法拆散这个傀儡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