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作家野史」· 笛 安
时间是个有意思的轮回。
十年前，笛安是大名鼎鼎的郭敬明最偏爱、最器重的作者，羡煞旁人。
今年四月份，由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的《龙城》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同步播出，很多书粉借此怀念青春的同时，也不乏有观众毫不留情指出这部电视剧情节过于“狗血”，甚至被一些人调侃为“家庭版伤痛文学”、家庭版“小时代”。
哪怕是2018年笛安凭借小说《景恒街》摘得了人民文学奖的桂冠，但作为曾经郭敬明旗下的签约作者，受到的非议与质疑从未间断。
但不可否认的是，郭敬明确实是笛安成名路上名副其实的贵人。
十年前的采访中，笛安曾多次透露出对小四郭敬明的真挚感激，小时候的笛安被父亲断定在写作上没有才华，而郭敬明给了她前所未有的肯定和鼓励——
“他发自内心欣赏我的作品。”
“他说，你尽管写你想写的，剩下的交给我。”
笛安本名李笛安，19岁之前，她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
尽管笛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文二代”：
父亲是写了《厚土》、得过“赵树理文学奖”的李锐，也是被瑞典著名汉学家看中的、最有可能拿诺奖的中国作家之一。
母亲则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太原文联副主席蒋韵。
笛安父母
然而小时候的笛安与父母的接触并不多。
笛安的外公外婆都是医生，住的是医院的家属院，也是顶好的学区房，因此小时候的她长期被“寄养”在外公外婆家中，父母只是每天晚上来外公外婆家一起吃顿饭。
青少年时代的笛安并未过多显露出在写作上的才华——
小学语文作文永远拿不到高分，高中稀里糊涂成了校刊的编辑，但在母亲蒋韵看来，那些校刊上的文字大多是些“文摘体”和“贺卡体”，零言碎语充斥着幼稚的流行腔调，没什么太大的文学价值。
很长一段时间里李蒋夫妇都觉得自己这个女儿可能“没什么写作的天分”，更别谈成为职业作家。
对于笛安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做个大学教授，再嫁一个大学教授，过上稳妥的中产知识分子人生。
而外公外婆对笛安的期望，则是希望她成为一名医生，安稳、体面、受人尊敬。
小时候的笛安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只常常有一种抽离感。
在医院的家属院，一整栋楼里至少家里有一个成员在这个地方上班，大家互相都认识，孩子们都一起玩，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熟人社会。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笛安最大的梦想是去到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
“这孩子总让人觉得，啥事儿都和她无关。”这是外婆对小笛安的评价。
2002年，19岁的笛安没能报考当时最感兴趣的中戏，而是迫于父母的意愿，前往法国留学，在完全陌生的城市读书和生活。
对于大部分法国留学生来说，最难过的是语言关，笛安也不例外。
在大学里她读的是社会学，法语复杂又变幻莫测的语法给本就理论性极强的社会学加大了学习难度。
喜欢独处的笛安在学校附近独自租下了一个小小的房间，到家后卸下一整日枯燥的法语学习，窝在床上用中文写作成了她找回自我、调节自我的方式。
“当时我自己的人生属于完全真空的状态，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如果我不去张嘴跟人讲话，就没有人会来跟我讲话。我被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无论是语言还是习惯，一切都是完全陌生的。”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曾经脑海里零碎的片段和故事就是在这时候串联成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姐姐的丛林》是笛安在法国读书的第一年里写的，写完之后，笛安怀着忐忑的心情把文稿发给了父亲李锐。
李锐、史铁生、笛安
看到原稿的时候，李锐很吃惊，“居然写得还不错”。
为了避开文学圈裙带关系的影响，李锐把小说匿名交给了《收获》杂志的专业编辑，让他帮忙看下这篇“偶然拿到的小说”到底怎么样。
结果是这篇题为《姐姐的丛林》的处女作成功登上了《收获》2003年第六期的头条。
而这一期，刚好是创刊人巴金先生百岁华诞的纪念刊。
负责审稿的编辑在最后的录选消息还没有确定的时候，便忍不住发邮件给远在法国的笛安，毫不掩饰地表达对文章的喜爱之情。
那是笛安二十年来最开心的一天：
“我特别怕我写的东西只有我的家人说好，专业的编辑看不上。很幸运，编辑不是我们家的人，也觉得不错。” “活了二十来年，第一次有人肯定我。”
笛安凭借《姐姐的丛林》在文学圈崭露头角，成了《收获》最重视的青年作家之一。
《告别天堂》是笛安在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时完成的第一部长篇。
20万字的作品，她只用了3个月就完工了，一身的荷尔蒙无处释放，灵感如流水倾泻。
年少气盛的她此时还热衷于写爱情故事，写“一道闪电同时劈中两个人”，总想怎么才能让故事再激烈一点。
她也是第一次感受到有个叫“天赋”的东西冥冥之中在推着她走。
但事实情况是，因为名气不够，愿意出版她小说的出版社并不多，准确说只有一家。而《告别天堂》出版之后，首印卖得也并不好。
那时候的笛安常常一个人逛书店，看到店里没有自己的书，便会假装漫不经心问店员有没有卖《告别天堂》的，得到的回答要么是没听说过，要么是卖不出去，没进货。
十九岁那年，是笛安第一次想到，写作或许是一条未来能走下去的路。
但能走多远、能通向何方，仍然是个未知数。
2006年，笛安从巴黎索邦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她没有回国，而是继续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深造。
笛安在校成绩算不上好，对社会学的研究也算不上热情，但除了继续读书深造，她想不出自己到底还能做什么。
她后来常想，如果她没有成为一个作家的话，很可能就成了坐在办公室格子间里出调查问卷题的那帮人。
但老天没有放任笛安泯然于众人。
2008年，25岁的笛安遇到了自己写作路上的伯乐——郭敬明。
郭老板以毒辣的眼光和丰厚的条件拼命签下了还在法国读书她。
笛安在后来的采访中坦言，自己小时候曾被作家父亲断定在写作上“没天赋”“没才华”，而郭敬明对自己的坚定欣赏和重视给了她前所未有的鼓舞。
“他很喜欢我小说中‘纠结’‘有张力’之处，包括洒狗血的部分。如果非要说小四和其他读者的区别，那么在于他更了解我作品角落中隐藏着的自己。”
2008年起，长篇小说《西决》开始在郭敬明创办的《最小说》上连载，那时候还没有“最世文化”，《最小说》的总部只是郭敬明的一个小小工作室。
《西决》的写作过程并不像以往那么顺利，甚至可以称得上痛苦。
笛安写了删，删了写，总觉得不满意，传说中的天分似乎不再足够推着她继续向前走，以往流水式发泄方式似乎也不再适用。
有几次笛安都想要放弃，但郭敬明总鼓励说：
“写得很好，继续写吧，我们继续连载。”
如果说以前的笛安只是以单纯取悦自我的方式闷头写作，那这时的笛安开始不得不考虑整体的规划、结构的搭建。在这个过程中，笛安的作品叙事方式更有规划性，对情感的掌控也更成熟。
最终，在《最小说》收录的一众青春文学作品中，这部罕见着眼于家庭伦理关系的小说脱颖而出，一连载即受到年轻读者的空前热捧。
笛安成为了2009年《最小说》年度最热门作者，而《西决》在《最小说》连载的7个月里，每期均在读者排名中位列前三，人气仅次于老板郭敬明。
《西决》在2009年3月正式出版成书，首印20万册，销售情况比预想中还要火爆，发行量周立刻加印。
那时的笛安面临硕士毕业，就业尚未落实，留在法国还是回国发展也是个苦恼已久的问题，但可以预估到的高昂版税让笛安第一次意识到：
哪怕不上班，成为职业作家也可以很好地养活自己。
通过《西决》认识笛安的人越来越多，而在郭老板的鼓励和催促下，续集《东霓》和《南音》也陆续推出，与《西决》合成为“龙城三部曲”。
几百万销量带来的超高版税和超高人气，直接把笛安推上了作家富豪榜第11位。
老板郭敬明意味深长说：
“从此之后，你不一样了。”
在19岁的少女笛安眼里，写作是对抗生活的武器，给了她生活以外的自信，生活可以充满挫败，可以永远失败，但是有写作在就什么都不怕。
但25岁之后，成为热门畅销书作家的笛安却突然发现：
全世界开始对自己笑脸相迎，对抗生活的武器可以赚到钱了，而且是很多很多钱，啊，怎么回事，我原本不是想要打仗的吗？
2012年，最世文化在《最小说》之外又推出了两个支线产品《文艺风赏》和《文艺风象》。
两本杂志的主编分别是郭敬明当时的左膀右臂——笛安和落落。
相较于《文艺风象》少女小清新定位的稳妥路子，笛安把《文艺风赏》定义成了一本先锋的纯文学文艺刊物。
对于杂志收录文章的内容和体裁，主编笛安没有过多的限制，无论是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还是中外电影话剧独立音乐，在《文艺风赏》都可以看到。
无论是传统严肃文学大家，还是当红网文作者，只要写出来的东西足够有感染力，足够有“新意”，也均能在《文艺风赏》发表。
立足当下，放眼世界，兼容并包，是这本纯文艺杂志的最大特色。
《文艺风赏》虽然没有像《最小说》一样成为一代人的现象级青春读物，但也实打实影响了一批年轻人的眼界与审美。
有读者曾微博私信笛安，坦言自己的中学时代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县城度过，整个县城只有一家书店能买到《文艺风赏》，是每期的《文艺风赏》给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大门，让他得以了解大城市的年轻人们都在读些什么文章、关注些什么话题。
小说创作上，继“龙城三部曲”之后，笛安选择了一个市场上有些“冷门”的题材——明朝万历年间，19岁丧夫的少女令秧拼了命的想要立贞节牌坊。
郭敬明曾明里暗里劝过她，这个题材和背景的小说市场可能会不太好，可能卖不出去。
但笛安态度坚定：
“写作品，不可能永远想着畅销。”
事实证明笛安的选择没有错，2015年笛安凭借《南方有令秧》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新人奖”，畅销之余，严肃文学殿堂的大门也朝她越开越大。
三年后，笛安的小说《景恒街》再度被人民文学奖肯定。这次她不再以“新人奖”的身份被鼓励，而是实打实地摘得了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的殊荣，成为人民文学首位问鼎这一奖项的80后作家。
在历任的获奖名单里，作家们的名字大概跟笛安父母是一辈的，多是靠乡土文学摘得桂冠，像她用当下城市文学的爱欲情仇敲开人民文学大门的几乎没有。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上，乡土文学一直占有压倒性份额，致力于书写城市的作家很少，写得好的更少，然而笛安的写作主题几乎都与城市密切相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曾评价说：
“今天的作家谁把城市文学写成熟了，谁就会进入文学史。笛安由青春文学出发，现在正走在城市文学的路上。”
但在笛安个人看来，青春文学的基因本身是城市的，她并不认为自己发生了多么巨大的转变，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延续过程。不管写得好不好、深不深刻，青春文学都是城市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写作《景恒街》时，笛安其实已经悄无声息诞下了一个宝宝。
小说写完后拿给两位好友看，好友的评价是：
“以前看你的小说，主人公好像永远是危险冲动的，一直在犯错，从翻开书起就在等着那个狂暴的发生。而这次在《景恒街》中，这种犯错的冲动似乎消失了。”
笛安自己也半开玩笑说，“我变了，变「正常」了。”
母亲的身份给笛安带来了自身都难以想象的巨变，怀孕以前，笛安把写作视作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对人生的规划不外乎：
二十岁必须要写出怎样的作品，三十岁必须要成为怎样的作家……
有了女儿之后，她依然觉得写作重要，但已经不再是第一位了，或者说，她发现写作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
而她人生的追求和意义，已悄然偏离了方向。
在新作《亲爱的蜂蜜》里，一向擅长写男女关系破裂的笛安甚至给了男女主角一个happy ending，原因仅仅是——
想给小说里的孩子“蜂蜜”营造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
几年前的访谈中，笛安说自己的终极梦想，是写出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伟大的小说，自己当下要做的，就是努力接近它、不断接近它、无限接近它。
而笛安现在的写作状态则更自如、更放松，写作不再是对抗世界的一种“战斗”，而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你发现你必须学会和很多东西共处，人永远不可能一直在战斗。”
本期作者：Boli
编辑丨排版：夏夜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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