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崩逝，皇四子登上大宝，改元雍正，随即任命十六阿哥允禄署任内府总管，十二月又擢升噶达洪。隔年，内府总管名单仍不断变动，包衣出身的李延禧、来保、萨哈廉，与侍卫出身的傅鼐陆续被指派为内务府堂官。经此变更，康熙末年的内务府大臣除了马武和伊都立仍保留原职外，其余都遭撤换。

雍正皇帝可能是基于与允禄较为友好的兄弟关系，任用他为堂官。二人同为皇子时，感情已经十分融洽。雍正元年庄亲王博果铎过世无嗣，雍正帝安排允禄入继，袭庄亲王爵，受其家产。外间便有一说，是因雍正皇帝特别钟爱此弟。此外，允禄的能力对其出任内府总管也有加分作用。《清史稿》载：“允禄精数学，通乐律，承圣祖指授，与修《数理精蕴》。”允禄对数字的敏锐，有益于掌管内务府的庄园土地银两等事务。或因如此，允禄从康熙六十一年被特简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才因薨逝解任，是清初最重要的内务府堂官之一。

与允禄同年被简任为内府总管的噶达洪（也称“噶达浑”）是包衣出身，为康熙皇帝良妃之父，皇子允禩的祖父，与皇室有姻亲之谊。在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将噶达洪家族从包衣旗抬出，移入旗下，编为世管佐领。后来清算允禩罪状时，雍正皇帝即言：“噶达浑原系包衣佐领下微贱奴才，朕施恩由包衣佐领下撤出，移于旗下，用至内务府总管，伊（案：指允禩）等岂不知之？”但允禩在继位政争中自结党派，与允禄的情况不同。雍正皇帝即位之初，权位未固，对允禩党人采怀柔作法，噶达洪被擢升为内府总管的同时，允禩也受封为廉亲王。另外，噶达洪的包衣身份，使允禩争取皇位并无优势，甚至还成为缺陷。综合这些因素，雍正皇帝可能不觉得拔擢噶达洪会有任何政治威胁。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出身外八旗的内务府堂官还有伊都立、马武与傅鼐，三人与皇室关系亲密。伊都立是大学士伊桑阿第三子，他早期曾任内务府员外郎。可能基于相关资历，才会被康熙皇帝简任为堂官。此外，伊都立与皇室还有一层姻亲关系。康熙六十一年，十三阿哥允祥之女指婚给伊都立的儿子富色额。怡亲王允祥向被雍正皇帝目为心腹，或许基于上述原因，伊都立未遭撤换，延任总管内务府大臣。

另外一位延任内府总管的外八旗大臣马武，出身沙济富察氏，这个显赫的家族与清代皇室关系复杂深远。康熙朝时，马武的父亲米思翰、二个兄长马思喀、马齐，先后出任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在三兄弟中，雍正皇帝对马武特别有感情：“马武事我皇考五十余年，不离左右，恪恭谨慎。当盛暑严冬，几无微倦怠之色。其生平胸怀坦白，性情和平。朕追念皇考凡昔年侍从之人，皆加恩眷，况马武年齿最高，效力最久，圣眷最渥之人。”马武与雍正皇帝也有深厚的私人情谊。雍正皇帝说过：“马武事我皇考五十余年，恪恭谨慎，事事能体皇考之心。朕幼时，伊抱扶服侍，备极小心。以臣子之情揆之，较宣力封疆赞襄朝宁者为更大。”深厚的情谊或许是雍正皇帝保留马武的内务府总管身份，由其协助主持家务的原因。

与上述几位不同的是，傅鼐原非长年行走内廷之人，而是雍正皇帝藩邸时期的属下人，以侍卫出身。“世宗在潜邸，夙知傅鼐好事”，即位之后，简任其为内府总管。傅鼐任内务府堂官的时间不长，离开宫廷后仍与皇帝维持紧密的互动。雍正皇帝一度打算将他派往准噶尔军前，“未行，仍命入宫侍起居，上违和，医药事皆公掌之。”顺带说明的是，藩邸旧人出身的内务府总管不只有傅鼐，还有前述论及的年希尧。年希尧是少数出身汉军的内府总管，为雍正初年权臣年羹尧之兄。年羹尧在雍正三年获罪时，年希尧与其父年遐龄遭受牵连，但皇帝认为：“年羹尧刚愎残逆之性，朕所素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听从，向来视如草芥。年遐龄、年希尧皆忠厚安分之人，着革职免罪。”切割年希尧与其弟的犯行，仍有重用之意。雍正皇帝的敦肃皇贵妃是希尧、羹尧之妹，她原为皇子藩邸时的侧妃，诞下三个皇子与一名皇女。姻亲再加上旧属关系，让年家与皇室关系亲密深刻，是皇帝简任希尧为内府总管的另一层因素。

雍正元年被简任为内府总管的上三旗包衣还有李延禧、来保与萨哈廉。李延禧与萨哈廉都是包衣出身，资料零散。康熙十九年（1680）臧应选奉旨烧造御器时，李延禧还是内务府主事，被派往江西协助督造窑务。回京之后，李延禧回府当差，雍正元年皇帝将他擢升为堂官时，本职只是郎中而已。萨哈廉的出身资料比李延禧更模糊，他也是以郎中的身份“协理内务府总管”，隔年解任，回到郎中上行走，改派上驷院卿常明出任内务府总管一职。李延禧、萨哈廉等以郎中身份任内府堂官，因品秩不足，又无特殊事功，仅能在档案材料中寻得生平活动的只字词组。相较之下，来保的宦途机运却与李延禧、萨哈廉很不相同。

来保初以库使在内务府当差时，康熙四十年之后，从蓝翎侍卫一路递迁为一等侍卫，在皇帝身边行走。雍正元年，得擢任内务府总管。雍正皇帝说过：“来保本系辛者库贱役，自朕即位后，拔入佐领下，授为内务府总管。”换言之，来保从管领抬旗为佐领下人后，才升授内府堂官一职。来保在雍正、乾隆两朝久任总管内务府大臣。乾隆六年（1741），皇帝还以“其奉职勤劳，特命抬入正白旗，所立佐领准世袭。”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过世时，已是官居一品的大学士。无论是李延禧、萨哈廉或来保，在雍正朝之前都只是身份不高的包衣，与皇室又无特殊的姻亲关系，有机会从一般的司官跃升内府堂官，皇权的作用关键大矣，是与前述的外八旗亲贵重臣最大差异之处。

本文节选自《化家为国: 清代中期内务府的官僚体制》（黄丽君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