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可与人言者并无二三。

面对麻烦事、糟心事难免内耗，又要怎样获得内心安宁？

来看一个真实故事。纽约城市大学哲学教授马西莫·匹格里奇，有一次在罗马坐地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小偷把他身上钱包偷走。

因为当时他还没反应过来，小偷拿到钱包转身就跑出地铁车厢，然后车厢门正好关上，想追都来不及，无可奈何。

钱包中不仅有现金，还有他的证件和信用卡。现金损失倒还不要紧，但要挂失、补办各个证件和信用卡等，很是麻烦，想想就觉得头大。

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反应通常是五味杂陈，一方面恼火、痛恨小偷，甚至迁怒于当地治安管理，另一方面还会自责，这么不小心没把钱包看好。这些复合负性情绪，可能会持续好几天。

但匹格里奇并没有像普通人这么想，而是换了一个视角，他想：失窃这件事既然已经发生，我不能控制，那我就只能接受。既然钱包已经被偷，现金、证件、信用卡丢失，那我就应该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能够控制事情上面。

想到这里，原本匹格里奇已经和家人、朋友约好，当天晚上一起看演出、吃晚餐，他就选择继续好好度过这一天，开开心心地看演出、吃晚餐。

看到匹格里奇情绪一点没受影响，匹格里奇弟弟很羡慕，说这样都不糟心。

区格里奇之所以能平静从容应对糟心事，继续开心看演出、吃晚餐，个中关键是，他践行斯多葛主义，运用控制二分法。

斯多葛哲学由哲学家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是古希腊四大哲学学派之一。

控制二分法是斯多葛哲学核心理念，意思是：接受不能控制的，控制能控制的。

也就是说，根据能否控制将事物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能控制的，第二类是不能控制的，然后区别应对，或者控制，或者接受。

对此，斯多葛学派埃皮克提图论述如下：

“要想获得幸福与自由，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些事情我们自己能控制，另一些则不能。只有正视这个基本原则，并学会区分什么你能控制，什么你不能控制，才可能拥有内在宁静与外在效率。

伤害我们的并非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事情本身不会伤害或者阻碍我们，他人也不会。真正使我们恐惧和惊慌的，并非外在事件本身，而是我们思考它的方式。使我们不安的并非事物，而是我们对其意义的诠释。

邻家小孩打破了碗或者其他类似物品，我们会轻松地说：‘这件事发生了。’当你的碗被打破时，你也要以同样方式做出反应，就像别人的碗被打破了一样。

要把这种认识扩展到那些更令我们牵肠挂肚、后果更为重大的世俗之事上去。要清晰地辨别你允许什么样的思想或者观念进入你的脑海。将人生视如赴宴，在其中你的举止应当优雅得体。

如果一个人只在力所能及的、不受阻碍的范围内寻找他的‘好’，他的最高利益，他将获得自由、安宁、幸福、平安、高尚与虔诚，他会为万事万物的成就而感恩于神，不会对任何事情吹毛求疵。”

基于控制二分法表述和主张有很多。不同领域、不同人有不同表述，但内核都是控制二分法。

例如，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尼布尔在1930年代写过一段《宁静祷文》：“神啊，请赐予我宁静，好让我能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请赐予我勇气，好让我能改变，我能去改变的事情；请赐予我睿智，好让我能区别，以上这两者的不同。”

例如，中国科大前校长朱清时勉励学生时说：“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有度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有智慧区别以上两类事。”

斯多葛哲学控制二分法并不难理解，难在于践行。

首先是接受。像区格里奇那样接受失窃事件的发生和由此产生的各种损失、麻烦。

斯多葛主义者能够设想并接受最坏情形。

例如，塞雷卡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命运女神那里暂时借来而已，她随时就能拿走，要爱我们所爱，但要知道我们所爱的都如朝露。”

例如，奥勒留说：“我必然会遭遇负义、无礼、背信、恶意和自私自利之人——我以提醒自己这句话开始每一天。”

其次是控制。像匹格里奇那样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上，按照原定计划，开开心心地和家人、朋友一起看演出、吃晚餐。

斯多葛主义者不是逆来顺受而是积极作为。

例如，越战时期一个美军战斗机飞行员被俘虏，在战俘营好几年，面临严刑拷打，受尽折磨。运用控制二分法，他一方面接受无可逃避折磨，一方面做他能做的，开始组织其他战俘，成功发起一次抵抗运动。

例如，奥勒留统治罗马时期，战乱、天灾层出不穷，自己整年带兵征战。但在《沉思录》中，他却没有一个字指责敌人、怪罪外界，而是努力去做自己能做的。

区别能否控制这种智慧，只能在实践中来。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