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4年10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签署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的命令中指出：

“全军指战员，特别是科研战线上的同志，都要向黄翠芬同志学习。”

1959年、1984年、1999年、2009年，她曾四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国庆大阅兵。

九十一载沧桑磨砺，六十载忠诚奉献。即使在那个特殊年代，她的家人被迫天各一方，自己受到多方审查，黄翠芬也从不抱怨一句。儿女们不止一次问:“您后悔回国吗?”她总是坚定地回答:“不！”

中国工程院院士、免疫及遗传工程专家黄翠芬

在海上飘泊了56天，黄翠芬夫妇终于回到祖国

黄翠芬出生在广东省台山县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从小就爱学习，1944年就获得广州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理学院化学学士学位。

1947年底，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黄翠芬为了有个稳定的学习、工作环境，到美国去找未婚夫周廷冲和姐姐妹妹们。

1948年，黄翠芬在美国与周廷冲结婚。在获得了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细菌系硕士学位后，她开始在一家医院里搞研究工作。她的丈夫周廷冲则在一位国际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手下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前夕，黄翠芬夫妇在美国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授意组织的“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活动。那时，他们读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祖国解放的喜讯，促使这对海外赤子下定了回国的决心。

毛主席

但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听说他们要回国，美国移民局拒不签证，并串通英国领事机构卡死了他们去香港的签证。这对爱国的年轻夫妇，在美国移民局门前焦急地徘徊。

黄翠芬夫妇要回国的消息传出后，亲属好友都着了急。黄翠芬的姐妹们说他们是“自找苦吃，自找罪受”。她的丈夫周廷冲在美国和英国的几位导师也一再告诫：千万不要回国去荒废学业，要他们改变主意去新加坡，那里有汽车、别墅和设备齐全的实验室。

面对优厚的待遇、中肯的劝告，他们毫不动心，只是深情地说：“血汗洒在自己的国土上，收获了才是自己的。”

名利、感情没能拦住他们。强烈的爱国之心却使他们变卖了全部家产，买通了一个货船主，乘坐货船，在海上漂泊了56天，这才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来到山东医学院工作。

左五周廷冲、左四黄翠芬

“这笔钱，人民比我更需要！”

一天夜晚，山东医学院的某会议室里，坐满了全院的教员。院长站在讲台上，既讲抗美援朝前线的胜利消息，又讲国家的经济困难，动员大家自愿为抗美援朝的彻底胜利做贡献。

话音刚落，坐在教室第一排的黄翠芬夫妇站起来说：“这700元钱请组织上收下吧！”在场的人感动了。大家知道，这笔钱是他们用心血换来的啊！

刚刚成立的共和国，百业待兴，国内医务人员奇缺。国家卫生部为了培训中级医士人才，让黄翠芬尽快编写出一套《细菌学》教科书，让周廷冲教授编写出一套《药理学》。当时，他俩各自负责筹备一个教研室，编写工作只好放在晚上和节假日。每天晚饭后，两人各占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国内外有关资料，伏案疾书。窗外繁星点点，室内灯光闪闪，伴着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深夜。

恰在这时，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黄翠芬分娩后，刚刚下床不久，又埋头在书桌上。院长闻知赶来了，关切地说：“黄主任，平时你拼命干我高兴，可现在你养不好身体，万一落下个病……”“院长，我没事儿，身体好着呢。”黄翠芬微笑着说。

山东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全体合影

建国后的第一部中级《细菌学》教科书，第一部中级《药理学》教科书，各有20万字，在他们手里提前完成了。出版社非常满意，随即给他们寄来了700元稿费。可他们又全部捐献了出来。

事后，人们不解地问黄翠芬，辛辛苦苦得到的钱，捐一部分就行了，干嘛全捐上呀？

她笑了笑说：“这笔钱，人民比我更需要！”

是的，只要人民需要，她没二话。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那年，她为灾区人民悄悄寄去了3000元钱……这些事，她从来不讲，直到后来院党委做出向黄翠芬学习的决定，一些和她共事多年的同志才回忆起来。

黄翠芬夫妇

从未后悔回国

50年代末，黄翠芬刚刚带领一些人研究出了国家急需的“气性坏疽类毒素”，填补了国内空白，军事医学科学院党委又把一项重大科研项目的重担压在了黄翠芬身上。这是当时国内微生物学的一项尖端，有人形象地把它比喻为珠穆朗玛峰。

可是研究刚刚摸索出了一条路子，十年风暴就开始了。黄翠芬一家惨遭横祸。老伴周廷冲被赶到贺兰山下，当了牧羊人，4个孩子3个被分别送到偏僻的农村劳动。老伴患有心脏病，经不住折腾，曾几次临近了死亡的边缘。

此时，黄翠芬也懵了。面对一个个老知识分子、专家、教授的悲惨遭遇，她大惑不解。

但她没有消沉，而是给周廷冲写了封长信，鼓励他要坚强地活下去，等待着黑暗后的黎明。

儿女们不止一次问:“您后悔回国吗?”她总是坚定地回答:“不！”

之后，她忍受着巨大压力，仍然一心扑在科研事业上，不分昼夜地在实验室里顽强拼搏。终于，她第一个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黄翠芬

这项科研成果，主要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了重大科技成果奖，后来又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黄翠芬甘当不露面“导演”

全国科学大会闭幕不久，组织上又让她筹建全军第一个分子遗传研究室，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新项目上马后，有人劝她：“你自己掌握的资料、信息多，国外的同行又给了你试剂、仪器，干脆带上几个人专门攻克一个科研课题，肯定能出大成果。”

可她却说：“现代化的事业需要团结一致，协同攻关，才能多出成果，快出人才。”

她没有把自己固定在一个课题里，毅然挑起了组织指挥全室攻关的担子，带着大家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干了起来。

黄翠芬（中）

时间不长，黄翠芬领导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室，已经被上级部门定为“全军遗传工程中心”，先后取得27项新成果，其中有两项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4项居国内领先地位。

黄翠芬把全部精力用在了组织指挥科研攻关上，个人出成果少了，写论文的机会也少了。有人预言她将来会后悔。可她却说：“我永远不后悔！如今我已年过花甲，应该看得远一些，想得深一些。为使中青年知识分子在新的技术革命中大显身手，我就是要做好‘人梯’，当好‘铺路石’。”

她不但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她鼓励并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年轻人赶上和超过自己。

陈添弥是黄翠芬组建分子遗传学研究室时把她调来的。陈添弥虽是医科大学毕业生，但脱离实验室已13年了。当时，人们怀疑：“她还能搞这种尖端研究吗？”为这事有人还当面提醒黄翠芬。

黄翠芬

其实，黄翠芬选用人才是胸有成竹的。60年代初，黄翠芬听过她在学术交流会上做过的报告，读过她发表的学术论文。这次选人又对她作了一番深入的了解，结论是：40岁出头的陈添弥思路敏捷，基础知识扎实，又有献身科研的精神，只要加强培养，一定能够充分发挥她的聪明才智。从此，黄翠芬处处为她寻找学习深造的机会。

1979年9月，黄翠芬就把陈添弥送到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在著名科学家沈善炯教授手下进修学习。3个月后，黄翠芬来到上海，听沈善炯教授夸她说：“陈添弥基础扎实，学习用功，像她这样的人才有机会可以送到国外深造一下。”

听了沈善炯的赞扬，黄翠芬放心了。她在领导的支持下，让陈添弥由4人一间宿舍搬到两人一间宿舍，改善了学习环境。

黄翠芬

一年后，陈添弥学习结束了。这时，恰巧又逢国家有关部门选拔出国进修人员。陈添弥高兴了，报名应考，结果落榜了。这时尽管有人吹了点“凉风”，可黄翠芬仍有自己的主见：考试是衡量一个人水平高低的尺度，但不是唯一的尺度。人的真才实学有时是考不出来的，落榜不落志就是好样的！

她看陈添弥那雄心勃勃不服气的样子，又把她送进本院举办的英语训练班。同时，凡是有与外国专家进行座谈的机会，她总不忘记把陈添弥带上，给陈添弥创造一切学习条件和业务上提高的机会。

慧眼识金。后来，美国一位教授来我国商谈遗传工程业务时，通过几次学术交流，也发现了陈添弥的才能，主动提出让陈添弥去美国与他一同合作进行“肠毒素腹泻活菌疫苗株的构建”的研究。黄翠芬在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支持下，当场拍板，让这位教授写了邀请书，陈添弥很快去美国进修深造。

黄翠芬

远隔千山万水，黄翠芬并没有撒手不管。信，把她俩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嘱托，鼓励，安慰，载着黄翠芬的满腔热情、热切期望的信不断飞到纽约；学习情况，科研进展，载着陈添弥的决心和成绩的汇报信，又不断地从纽约飞回北京。黄翠芬每接到一封信，都要连看几遍。

1983年8月，黄翠芬主持研究的“乙型肝炎核心抗原”取得成功，为检测肝炎诊断试剂的来源提供了一个新途径，在军内外引起反响。

许多单位纷纷来信询问有关方法，有的单位还派人前来索取技术资料。为了满足临床和研究的需要，迅速推广这一成果，经上级批准，他们决定举办“乙型肝炎核心抗原”检测训练班。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部队121个医疗科研单位派人前来参加。

黄翠芬觉得这是培养锻炼中青年科技人员的好机会，便让副研究员马贤凯负责，把助理研究员罗清华、实习研究员李安丽推上讲坛，并和他们一起讨论讲义的结构和内容，对讲义做了认真修改。为了在讲课时表达准确，达到预期目的，黄翠芬专门安排他们逐个试讲。

黄翠芬

一天上午，李安丽站在讲坛上，把讲义摊在面前，一会儿认真讲解，一会儿手持教鞭，指着挂图具体解释。黄翠芬一字一句地认真听着，目不转睛地仔细看着。当李安丽讲到这个项目的“结果判定”时，黄翠芬说：“停！”接着站起来告诉她：“这是这一课的重点，也是难点，讲的速度要慢，语气要重，并做些必要的重复，让大家有个琢磨、接受的机会。”从而使这期训练班圆满结束，受到大家的好评。

黄翠芬这种甘当不露面“导演”的事，不胜枚举。

一次，美国的一位朋友给黄翠芬寄来一份有关遗传工程技术方面的新资料，她自己没有翻译，而指导一位年轻的科技人员翻译发表了；一家杂志社向黄翠芬约稿，她也让一位青年科技人员写，并把有关资料交给他，还给他出了路子，反复给他修改，然后以他的名字发表了。

研究室的同志结合科研实践发表了大量论文，黄翠芬无一不看，每篇都改，有的改动较大，同志们认为应该署上她的名字，可她执意不肯，坦诚地说：“应该让年轻人多在自己的科研领域里扩大影响。”

黄翠芬

既是思想活跃的专家，也是温柔慈善的母亲

黄翠芬虽然是专家，但她关心起科技人员的生活来，就像个慈善的母亲。

一年冬天，她的部属潘莲宝患病了，黄翠芬下班后也顾不上休息，炖好一锅银耳汤，带上橘子，去看望病人，等她从潘莲宝家出来时已近晚上九点了。

不久，潘莲宝住院了，需要陪护。因她家有具体困难，黄翠芬就发动全室女同志轮流看护，而且专门把自己排在星期天。在医院里，她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精心照料潘莲宝。室里的同志看黄翠芬工作那么忙，时间那么紧，怕她累坏身体，不想让她去陪护了，可她总是恳切地说：“你们家务多，许多事情都得星期天去做，我没啥事，就不要和我争了。”

黄翠芬

有一个星期天，黄翠芬家里准备了宴席要为她过生日。研究室副主任赵立权为了让黄翠芬过一个快乐的生日，所以一吃过早饭就向医院走去。谁知进到病房一看，黄翠芬已在那里照顾潘莲宝。

赵立权很受感动，忙劝她说：“你回去吧，别让家里等急了，今天由我陪护。”

黄翠芬说：“家里我都安排好了，这样吧，上午还是由我陪护，下午我有点事，再由你照顾。”

原来，黄翠芬的老亲家也卧病在床，她几个星期都没有看过一次了。可是，当赵立权下午来到病房时，她又先到了……

黄翠芬就是这样，对研究室里的同志情真意切，关怀备至，心窝里总是装着别人。提起这些事来，人们还会扳着指头跟你说。研究室一位同事的儿子是个待业青年，不好安排工作，牵扯了他不少精力。黄翠芬主动替他分忧，给他儿子设法安排了个工作。难怪科技人员说，黄教授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黄翠芬

黄翠芬是一个医术思想很活跃的人，但她从不把自已的意见强加于人；她是一个享有很高威望的专家，但她从来不以权威自居。

有时一些年轻人在讨论会上当着众人的面把她的意见否了，提出了更合理的意见，她不反感，反而高兴。有的人觉得这是在冒犯黄教授，可她却笑笑：“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真正从事业出发，在科学上就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而必须搞百家争鸣。学生和助手敢于对我的意见发表不同看法，这是相信我，而不是冒犯我。”她认为，创造性的思维往往酝酿并活跃在讨论和争论之中，这种学术的民主空气，也是我国科研事业兴旺发达的表现。

中央授予黄翠芬“模范科学工作者”称号

1984年10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黄翠芬“模范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中央军委主席给女科学家授予称号，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称号，反映了黄翠芬几十年来走过的科学研究道路，也反映了黄翠芬对科学技术执著追求的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德。

1996年，黄翠芬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59年、1984年、1999年、2009年，她曾四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国庆大阅兵。

2009年国庆节，黄翠芬应邀站在观礼台上

2011年8月9日，黄翠芬因病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