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贺子珍不知为何突然回忆起与毛教员在一起的日子，她此时是如此的想了解延安最近的情况，于是孤身一人来到读报室。

193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到苏联治病，毛教员委托他们给贺子珍带去一封信，还有一箱书。这封信实质上却是毛教员向贺子珍正式宣布：“我们的夫妻关系，从此就结束了，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这条消息不仅把贺子珍震惊了，也让在场所有的了解他们二人的学员都大吃一惊。大家听到此条消息时都望向了贺子珍，而此时的她却非常的冷静，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再后来贺子珍离开了读报室，而此刻她的心早已破碎。

啊，毛泽东已经结婚了，润之，你真的结婚了吗？

得知毛主席再婚，贺子珍痛苦万分

1949年，江同志在苏生活得颇为舒适，但她并不想久留，因为她听说贺子珍已经回到了中国，担心贺子珍会与毛教员重逢。江同志在苏的生活和贺子珍曾经在那里遭遇到的待遇有着天翻地覆的差别。

1946年，王稼祥到苏治病时得知，贺子珍竟被关押在莫斯科远离城区的疯人院里！甚至毛教员和贺子珍唯一的女儿娇娇，后来改名为李敏，也曾在苏居住。贺子珍的老战友王稼祥听到这些事情后，深感震惊，于是立刻向苏方面提出请求，想与贺子珍会面。

在见面时，贺子珍热泪盈眶地哭诉了她的痛苦经历——她最初十分向往去莫斯科，那是列宁同志和斯大林同志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对于贺子珍而言，莫斯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然而她的第一个定居地东方大学，学习的压力和生活的紧张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她的想象。语言障碍和疾病也不断折磨着她，她因此感到体力不支，孕育中的孩子搅得她头晕目眩。

1938年5月，贺子珍生下了第六个孩子，但孩子却患上了肺炎，最终在母亲的怀里逝世。失去爱子的痛苦让贺子珍备受打击，而后得知毛教员和江同志结了婚，这让她愈发心乱如麻。为了摆脱因失去孩子而带来的悲痛，毛教员做出决定，将留在身边的娇娇送往苏联。

娇娇的到来极大地安慰了贺子珍的内心。但是，苏德战争的爆发又一次令贺深深陷入苦难之中。为了逃离战争的苦海，贺子珍加入了避难的人流，来到伊万诺夫城。

这里距离莫斯科相距数百公里之遥，然而战争却导致道路拥堵，物资短缺，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贺子珍不仅没有柴火等烤火来取暖，同时为了维持最低限度地生存，贺子珍只能帮助他人缝补衣服、编织毛衣和袜子等，通过这些行为来维持生计。

当时5岁的娇娇陷入了肺炎的困扰，病情加重的同时她还面临着严寒和饥饿的问题，而药品仓促紧缺。终究，娇娇身体垮掉，她被保育院长运送到了附近的太平间。贺子珍获知此事，急忙趋至太平间，抱着已经奄奄一息的娇娇，随后匆匆离去。

自那一天起，贺子珍每天白日里送女儿娇娇去保育院，待到傍晚时刻再来接她回家。不料该保育院的凶恶院长因此大为不悦，强制干涉，禁止贺子珍接送女儿，要求她只能在规定时间探望。

贺子珍为此与保育院长发生了争吵，而门外的疯人院院长却声称她是“疯子”，因此把她送进了疯人院。

如果不是经过苏当局和王稼祥的多次交涉，贺子珍就不会被释放出疯人院。看到了被剃成光头、心情沉重的贺子珍，王稼祥感到非常震动。

王稼祥问她：“你将来打算怎么做？”贺子珍回答说：“我要回国！”王稼祥深知，如果她再留在苏，她将面临的是什么。但是，她又身份十分特殊，回国时也会有许多困难。

于是，王稼祥便向毛教员发去了一份电报，请求批准贺子珍回国。毛教员的回复毫不拖延：“同意回国。”

1947年秋，贺子珍带着女儿娇娇回到了和她分别已久的祖国，来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

不久后，苏将毛岸青接回了家，母子团聚。贺子珍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教员，表达自己对他的感激之情。尽管毛教员对娇娇充满爱意，但出于各种考虑，他没有将娇娇接到身边。相反，毛教员派娇娇的姨妈贺怡到东北，接她回去。

贺怡在毛教员和娇娇亲切交谈后说：“我来的目的，一是送来外甥女，二是想给子珍找个职位。”毛教员皱起眉，转身去书桌给贺子珍同志写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

“子珍，您好！娇娇一切都很好。请好好保重身体， 事业是最重要的，保持健康是关键，要考虑全局。”

当毛教员写到最后一句时，他的眼泪落了下来。

或许江同志不知道，当她在苏休养时，毛教员曾派阎长林带着娇娇去天津看望贺子珍。然后，阎长林回到北平后，毛教员询问过贺子珍的近况之后说道：“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因此，贺子珍和毛教员之间只能通过娇娇传递信息。

不过，“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说明她已经无法再和毛教员重建夫妻关系。

毛主席和江青结婚，党内不少人反对

为了顾及大局，江同志的夫人地位大大巩固了。江同志与康同志同为山东诸城人，江同志原姓李，自幼聪颖、容貌出众。据康同志所述，江同志日常经过东街的张家，在康同志家族中排名第三代。生曾表示江同志每次经过他家门前时，他都会与她目送目迎。

由于家庭贫困，未满二十岁的江同志外出学艺，在上海注册成为“蓝苹”，并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甚至还曾因此服刑入狱。1937年，江同志到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继续深造，随后经康同志安排，前往中央党校学习。康同志曾说，在中国，要想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和友谊，有两种秘笈：一是教书育人，由此获得学生一生的尊敬；二是介绍合适的对象结婚。

康同志告诉江同志要主动向毛教员请教，由于康同志并未指示具体做法，江同志也没有勇气去。如果没有康同志的安排，江同志也不可能顺利进入毛教员的住所。江同志回忆说，康同志曾找她谈话，内容大致为毛教员生活孤独，无人照顾，希望她前去关心一下。

此时，毛教员的夫人贺子珍已相继前往西安和新疆，目前正计划赴苏。毛教员想让贺子珍回来，但她坚决不肯。

江青第一次去见毛教员时，他问道：“你能对我有什么帮助？”江同志回答：“我可以照顾您的生活和家务。”话毕，她就开始打扫屋子。毛教员没有邀请她共进晚餐，而江同志也比较拘谨，干完活就离开了。

两三天后，江同志再次前往并打扫了房间。发现毛教员的衣服破了，主动说：“我可以给您缝一下。”这次毛教员邀请她共进晚餐，她才离开。从那时起，江同志就住进了毛教员家里，并一直留了下来，没有再走。

消息传开后，中央党校的一些学生知道江同志的为人，写了两次信给张闻天，要求他转交毛教员，反对毛教员与江同志结婚。

那么张闻天是何许人也？大家为何要给他写信？让他转交给毛主席呢？

张闻天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家、革命家和外交家。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

张闻天参与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多次历史事件，并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外交官和政府高级官员，同时也是毛泽东的老师之一。他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被誉为“革命烈士、杰出政治家、外交家”。

美国记者斯诺提到，江同志现在已经开始参与政治，这时的她对主管保密工作的张闻天同志产生了兴趣。据贝兰特、卡尔逊、福尔曼、汉兹·希伯、谢伟思、包瑞德、符拉基米洛夫等曾在延安会见过毛教员的外国朋友回忆说，江同志这时已成为礼节性应酬的一分子。

1940年，江同志生下了李讷，之后她的曝光率就减少了。张闻天与毛教员的关系在1940年受到了影响，那年毛教员和江同志结婚。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返国，将共产国际的意见传达给我党，认为应该以毛教员为领袖来解决团结问题。张闻天完全支持这一意见，因此他向毛教员致意，自愿让出自己的领导职位，以让毛教员接任“总书记”。

毛教员考虑整个局势，决定让张闻天继续以“总书记”的名义工作。虽然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张闻天在形式上仍然主持中央会议，但他的实际权力已全部交给了毛教员。

1943年，张闻天曾这样解释自己的职责变动过程：

“尽管在六中全会期间，我并没有放弃‘总书记’这一职位，但我的方向是逐步将自己的工作转移给其他人，而不是紧握不放。自从王明离开之后，我就将政治局会议的地点搬到了杨家岭毛教员同志的住处。我只是在名义上继续担任这一职务，但所有重大问题都由毛教员决定。特别是在1943年7月至8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之后，我实际上一直担任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毛教员多次赞赏我不争权。”

然而，在这一权力顺利转移的过程中，毛教员和张闻天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1938年秋，毛教员决定与江同志结婚，这在延安引起了广泛讨论，许多老同志都对此持有不同意见。曾经在北方局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在一封给中央的信中提到了江同志在上海涉及桃色新闻，认为毛教员与江同志结婚不太适合。

这封信上有很多签名，还有许多来自根据地的电报和信函。例如，项英曾多次致电中央，极力反对毛教员与江同志的结婚。这些意见都集中在了张闻天这里。一些领导人曾向张闻天反映问题，希望他能出面处理。

张闻天觉得这很麻烦：结婚是私人的事情，别人不方便干涉；同时毛教员个性也很强，一旦他确立了决定则很难改变。但是考虑到这些意见确实很有道理，且党的领导人的婚姻问题不能够忽视。

在多次反复考虑之后，张闻天选择了以个人名义给毛教员写一封信。这封信措辞比较委婉，主旨就是：

如果毛教员因为与贺子珍无法相处而选择离婚，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是否与江同志结合需要认真考虑，因为江同志是一名演员，她的形象会对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做法不仅对党有害，也对你本人不利。

毛教员阅读完信后十分气愤，随即将信撕毁，咆哮道：“我就要在明天结婚，谁能指手画脚！”翌日，毛教员邀请宾客前往供销社，共享喜宴，但张闻天并不在宾客名单之列，两人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后，两人的生活习惯完全不通过，她更喜欢挑剔。比如，在平日里，衣着上她只喜欢买宁夏的滩羊羔羊皮来制作皮衣，买药只愿意买香港来的，并且坚持要买山东的特产阿胶。但由于对方党的封锁，这些事情变得有些困难。

江同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故意干扰毛教员的工作。为了让毛教员安心工作，大家只好满足她的要求。

毛主席和江青分居

虽然毛教员与江同志的婚姻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但他们仍需要就江同志在党内的地位达成共识。于是我们党中央制定了“约法三章”，其中包括：

1.当毛教员与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存在且未正式解除时，江同志同志不能自称毛教员的夫人。

2.江同志同志负责照料毛教员同志的生活和健康，但今后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党中央提供类似服务。

3.江同志同志只限于处理毛教员的私人事务，不能在党内担任职务，禁止参与党内人事和政治生活，这一限制将持续20年。

二十多年来，江同志始终对毛教员的生活有责任心，也严格遵守了“约法三章”的内容，没有介入党内事务或参与政治生活。

毛教员和江同志的婚姻生活在最初的阶段非常和谐。事实上，江青这个名字还是毛教员起的，当时江同志还负责照顾毛教员的健康、日常生活、装扮和饮食。

斯诺的传记中写道：

江同志刚开始帮忙洗衣服、采购食物，然后学着做饭，不久就非常熟练了。虽然江同志不像毛教员一样喜欢吃辣椒，但客人们却常常看到桌子上放着许多辣椒调料。

但政治风云变幻，这份协议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到1942年，毛教员和江同志的浪漫婚姻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一些曾经拜访过他们的西方人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江同志不再照顾毛教员的健康、日常生活、装扮和饮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教员就前往苏联访问。在他离开我国期间，江同志请求前往新解放区“看看”，毛教员同意了这一请求，但同时向刘少奇转达了“约法三章”的限制。

在这封信中，提到了一个关于新区和江同志的信息：

少奇同志已经在1月1日看过你的来信，同意你去新区参观，但需要他在这件事上再次确认。如果他确认后，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可通过中央组织部为新区党组织撰写一封介绍信。
因此，你需要先与廖鲁言同志协商一致，获得他的支持。在参观新区期间，你应该注意只收集材料，不要发表意见，并避免给当地党政带来不便。总的来说，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向少奇同志请示，并由他来做决定。

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江青和毛主席不仅吃不到一起，连日常生活也很难共处一室，没过多久就迎来分居。尽管两人并未离婚，但心早已不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