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在早期的革命历程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坚强斗士， 他们为了心中的信念，不畏牺牲、坚持理想，为全人类的事业而奋斗，值得我们的尊敬。

但与此同时，也会有小部分人由于革命意志不坚定，在半途发生了动摇，做出了叛变的举动。这类人中，比较有名的有顾顺章和陈公博、张国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杜衡。

杜衡，原名杜振清，出生于1907年，山西省榆林市佳县人。

年少时，他也曾经立志读书救国。小学毕业后，进入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

也是在这一时期，共产主义的新思潮逐渐传入国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杜衡也觉得共产主义确实很适合中国的国情，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于是，在18岁这一年，杜衡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年底，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在部队中秘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吸收新的成员。

不久，我党为了发展革命武装，决定派杜衡等人到陕北国民军某团团长石谦的手下任职，负责搞兵运工作。

一段时间后，杜衡等人在石谦的团里秘密成立了两个中共特别支部，并发展了很多的新党员，其中还包括了部分连长、排长等中下层军官。

可以说，在这段期间里，杜衡还是对革命做了一些贡献的。

1927年，在组织的命令下，杜衡来到了陕西省会西安市，在中共西安市委的领导下工作，先后担任了西安第二部委书记、陕甘区执委会候补委员等职务。

在同年年底，他又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委员。

1928年初，杜衡作为陕西省委特派员来到了绥德，传达了陕西省委的会议精神，并建立了中共陕北特别区委员会，担任了书记的职务。

就这样，杜衡成为了中共陕北特委的创建人之一，后来的很多干部都是出自于陕北特委。就比如后来的高岗，他也曾经是杜衡的下属。

半年后，杜衡回到陕西省委工作，担任了省委常委兼职工委员会书记。

此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侵扰，陕西省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主要负责同志也被逮捕。

因此，在 1929年下半年起，杜衡开始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全面主管了我党在陕西的工作。

毋庸置疑的是，这一时期的杜衡还是对革命还是很忠诚的。

只是他的能力和眼光不太行，导致他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杜衡，是“立三路线”追随者和执行者，走了很多错路，让陕西的党组织吃了不少亏。

万幸的是，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李立三的错误被纠正过来。

而杜衡也因为能力不足的原因，被免去了书记的职务，不过仍然是常委，兼管着组织方面的工作。

只不过在半年后，由于陕西方面缺乏干部，杜衡再次走马上任，担任了书记一职。

1932年6月，在党的英明领导下，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正式成立，由杜衡担任红26军政委。

不久后，由于杜衡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很多同志们的反对，上级任命了袁岳栋担任便宜省委书记，而杜衡则只保留了红26军政委的职务。

在担任政委的期间，杜衡又受到王明左倾主义的影响，不顾实际情况，提出“不上山、不逃跑、正面打”的口号。

在杜衡的设想下，红26军应该去渭华地区创建根据地。

对此，刘志丹、王世泰等干部极力劝阻，他们认为渭华地区的敌人势力强大，不应该贸然前去。而是应该留在照金一带继续进行游击作战，壮大有生力量。等时机成熟了，再去渭华地区也不迟。

不料，杜衡却是固执至极，他谎称这是陕西省委的指示，必须得执行。实际上，大家后来才知道，这完全是杜衡一意孤行的行为。

在杜衡的强令下，红26军被迫开拔，南下渭华地区。

很快，敌人也探知了我军的行军路线，并在半路设伏。在敌人优势兵力的的重重包围之下，红26军的战士们虽然英勇作战，但依旧因为寡不敌众，而损失惨重。

这一战，红26军元气大伤，损兵折将。其中，红2团原本有350人。经过激战突围后，只剩下以刘志丹、王世泰为首的20多人回到了照金根据地。

不仅如此，在杜衡的影响下，陕西省委的其他人也变得十分地冒进，从而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1933年4月，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程建文被逮捕。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下，程建文意志不坚定，做了一名叛徒，他把陕西省内地下党的联络地点和联系方式都说了出来。

而反观杜衡这一边，在得知程建文被逮捕的消息后，依旧是不以为然，认为程建文不会做叛徒，所以也就没有更改联络地点和联络方式。

殊不知，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得到了很重要的情报，确定西安市的福盛楼饭店是一个重要的街头地点，并提前布置了天罗地网。

1933年7月28日，杜衡、袁岳栋、贾拓夫、高岗等人来到了福盛楼，准备来一个碰头会。

四人都乔装打扮成生意人的模样，走进了大堂，选了一个最靠里面的桌子，小声商议起事情来。

这时候，具有反特经验的贾拓夫发现门外有几个人眼神飘忽不定，一直在附近踱步十分可疑。出于职业的敏感，他意识到可能被特务盯上了。

于是，贾拓夫赶紧和其他几个人说:“外面有几条狗，情况不妙，我们各自分开撤退！”

贾拓夫一边说，一边镇定地去前台结账，其他三人也分别准备撤退。

不料，门外的特务头子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当即命令手下进去抓人。顿时，屋内的众多食客乱作一团。

杜衡和袁岳栋躲闪不及，被特务们扭倒在地，而贾拓夫则趁着店内混乱的局面，直接镇定地快步走出了酒楼。

至于高岗，眼看特务们的注意力都在杜衡和袁岳栋身上，赶紧也要往门外走，却被守在门外的两个特务下意识地拦住了。高岗见势不妙，一把推开他们，几步跑到围墙边，两三下就翻了过去，得以逃出生天。

再说回杜衡和袁岳栋，这两人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双双背叛了组织，交代了很多的内部情报。

尤其是杜衡，为了免受皮肉之苦，换一个好前程，他还主动写了一本《陕西共党延革》的书，几乎把自己所知的所有情报都全盘托出。

不仅如此，杜衡为了向老蒋表忠心，尽然决定亲自带特务抓捕以前的同事。

有一次，高岗在西安某联络点参加会议，正遇上杜衡带着大批特务前来搜查。凭着灵活的身手，高岗侥幸躲过了搜查。

在杜衡的背叛下，陕西的地下党员有多达500人被逮捕。

幸好，在刘志丹等同志的带领下，陕西的党组织还是保留了火种和有生力量，在日后得以再次壮大！

可以说，杜衡的此种恶行，比顾顺章、张国焘二人还要可恶。顾、张二人也是很可恶的叛徒，也是透露了很多情报，但也没有亲自带人抓捕以前的同事。

从客观上来说，杜衡的危害可谓是非常的大！

此后，杜衡受到了中统头目宋志先的赏识，担任了中统在陕西分部的反省科科长。

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杜衡见势不妙，联想到自己手中的血债，他赶紧在1949年跟着老蒋逃到了台湾。

在台湾期间，杜衡为了荣华富贵，四处拍马屁，为老蒋工作的更加的卖力，还得到了升官，担任了台湾省调查局处长、训练委员会主任，专门负责训练情报人员。

虽说杜衡的职位一直不算低，也有比较好的物质生活。可是他的生活并不如意，这时候的他没有信仰，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

因此，他后来对自己当初的背叛行为一直很愧疚，也一直觉得在岛上太憋屈，从而心里郁郁寡欢，活到58岁就去世了。

所以说，人一定要有信仰，一定要对革命抱有坚定的信心，杜衡就是因为意志不坚定，被钉在了时代的耻辱柱上。

而幸好有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意志坚定的党员们，才能创建新中国，让人们过上健康幸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