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应顺元年（934年）正月，割据蜀中的孟知祥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蜀，史称后蜀，并以赵季良为宰相。是年四月，孟知祥改元明德。然而，在位仅仅半年，明德元年（934年）七月，孟知祥就病逝了，太子孟昶继位，追谥孟知祥为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庙号高祖，葬于和陵。

孟昶继位之时，尚在冲龄。为了确保后蜀政权稳定，父亲孟知祥在临终之际，为儿子安排了一个顾命辅政班子，“召司空、同平章事赵季良、武信节度使李仁罕、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枢密使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奉銮肃卫指挥副使侯弘实受遣诏辅政”。

孟知祥安排的这六人顾命班子，其实用意深远。位居相位的赵季良早年也是由后唐入川，与前蜀韦庄颇为类似，做过孟知祥的西川节度副使，为孟氏霸业运筹帷幄，功劳卓著。孟知祥由蜀王而称帝，赵季良也是带头劝进者，因佐命功高，而备位宰相。赵季良智识宏远，又忠于孟氏，是难得的辅弼之才。

武信军节度使李仁罕是孟知祥创业“五节度使”之一，与其外甥宁江军节度使张业皆以勇战闻名。孟知祥起兵反后唐之后，李仁罕陷遂州，拔忠州，破万州，陷云安监，克夔州，战功赫赫，尤其是“峡江之捷，仁罕功居多焉”。孟知祥称帝后，以李仁罕为卫圣诸军马步军指挥使，兼领武信军。

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是孟氏麾下第一猛将，“拳勇有智略”无人可及。无论是抗击后唐，还是兼并董璋，赵廷隐都立下大功。长兴元年（930年）底，赵廷隐率军扼守剑州（今四川剑阁），两次击败后唐石敬瑭军，“初唐师之入剑门也，内有坚壁，外有劲敌，远近骇震。及廷隐之捷，人心乃安”。正因为剑州大捷，才是后唐撤军，两川的威胁得以解除。在与董璋之战中，赵廷隐有勇有谋，将董璋军队击溃，“斩首千余级”。及至班师成都，孟知祥“亲劳于郊外”孟知祥称帝后，赵廷隐任左匡圣步军都指挥使，领保宁节度使。

另外三位辅政大臣，枢密使王处回是个“性宽厚爱士，颇有机略”之人，深得孟知祥的信任。太原人张公铎虽是武将，但“倜傥有节义，好文史之学”。孟知祥在后唐做北都留守的时候，将其“录为亲从”，出镇成都之后，又“补为牙校”。在孟氏与董璋的弥牟镇之战中，张公铎“率众大呼杀敌，所部士卒无不以一当百”，“董璋之败，实以公铎一战决胜焉”。张公铎早年就是孟知祥的亲信旧臣，当时担任捧圣控鹤都指挥使，执掌皇帝亲军兵权，对于孟蜀宫廷安全有关键意义。侯弘实原为后唐叛将李绍琛部下，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击败李绍琛之后，收为己用。在击败董璋的战争中，侯弘实“颇与有功”，而且为人“循谨而沉毅”。

在上述六人之中，唯一可能会有异志的就是李仁罕。早在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唐明宗李嗣源准备征讨两川之时，李仁罕及其外甥张业就曾企图谋害孟知祥，向后唐投诚。不过，处于稳定形势的考虑，孟知祥隐忍不发。在后来的战争中，李仁罕也确实立了很多功。后蜀建国之后，孟知祥未及处理隐患，就过早病故了。

任命李仁罕为顾命大臣，很可能是为了稳住他。李仁罕与赵廷隐有历史仇怨，两人因为抢功，甚至险些刀兵相见。孟知祥将此二人同时安排进了辅政班子，目的就是令其互相制衡。孟知祥刚死之际，后蜀政权就面临最高权力交接的风险考验。

最先知道孟知祥驾崩消息的是值于禁中的枢密使王处回，他连夜将消息告知赵季良，而后又去见李仁罕，发现李仁罕正严整军备以待，显有所图。于是，王处回并未告知孟知祥已死的消息。待到孟昶继位，一切尘埃落定，孟知祥死讯才正式发布。如此操作，就是因为当时“强将握兵，专伺时变”，所谓“强将”就是李仁罕。

李仁罕并不甘心失败，在他看来，幼主孟昶不过是个毫无能力的稚子，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广政元年（938年），李仁罕“自恃宿将有功，复受顾托，求判六军”。所谓的“判六军”，更为完备的说法是“判六军诸卫事”，原本是唐朝旧制，以判六军诸卫事为禁军六军与诸卫的最高统帅。按照惯例，这个职位一般是太子、宗室或者皇帝的亲信方能担任。李仁罕当时的地位并不足以出任此职，如此跋扈狂妄，是在暗示孟昶交出兵权。

立足未稳的孟昶虽然对此十分恼怒，但是为了稳住李仁罕，也还是“加仁罕兼中书令，判六军事”。表面看皇帝在示弱，但与此同时，孟昶“以左匡圣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赵廷隐兼中，为之副”，让和李仁罕怨隙极大的赵廷隐为副职来牵制他。由此可见，孟昶虽然年轻，但绝不昏庸，颇有几分手腕。

另一方面，年轻的皇帝孟昶着手在皇宫建立自己的亲军武力，“自置殿直四番，取将家及死事孤子为之，始命李仁罕子继宏、赵季良子元振、张（知）业子继昭、侯洪实予令钦及崇韬，分为都知领之”。值得注意的是，李仁罕之子李继宏、张业之子张继昭也被选入殿直四番，其中之目的恐怕是监视控制。

布置妥当之后，孟昶决定先发制人，以非常手段一举解决李仁罕及其党羽。孟昶与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医官使韩继勋、丰德库使韩保贞、茶酒库使安思谦等“素怨李仁罕”的藩邸旧人一起密谋，“因仁罕入朝，命武士执而杀之”，而后又立即“下诏暴其罪”，并诛杀其子李继勋和党羽宋从会等人。

李仁罕被杀对后蜀宿将老臣们震动很大，他们都算领教了孟昶的狠辣果断。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原先也是倨傲狂妄，至成都觐见孟昶之时，以足疾为辞，“扶杖入朝见，见蜀主不拜”。李仁罕被杀当天，李肇便“释杖而拜”，明显畏服，但依然被孟昶剥夺兵权，“改太子少傅 ，徙邛州”，最终老死于邛州。

初登帝位的孟昶，就以雷霆手段除掉了跋扈的权臣，控制了军政大权。在赵季良等元勋老臣的辅佐下，孟昶执政之后的几年，后蜀“边陲无忧，百姓丰肥”。但是，辅政老臣巨大的政治能量也足以令年轻的孟昶感到不安，忠诚的品质始终不如权力的制衡可靠。明德二年(935年)，御史中丞毋昭裔被擢升为宰相，改变了赵季良独相的局面。此后不久，孟昶又提拔自己的亲信丰德库使韩保贞为枢密副使，很显然是为了制约枢密使王处回的权力。

位高权重的赵季良为人谨慎低调，深知孟昶用意在于集权。为了摆脱功高震主的嫌疑，广政三年(940年)赵季良主动请求与宰相毋昭裔、张业分判三司，后主命季良判户部，昭裔判盐铁，张业判度支，分掌财政大权。赵季良病卒于广政九年（946年），被史书评价为“良性宽厚,居常无喜愠之色”。另一老臣侯弘实同样也是善于保身，对于军政事务几乎不发一言，“晚年兴造禅院，开转藏经，广建第宅，竟得善终”。

参与诛杀李仁罕的张公铎算得上是孟昶心腹，但也于广政四年（941年）被剥夺军职，卒于广政八年（945年），孟昶对其的评价是“严而不猛，清而不隘，惟张公已”。广政十一年（948年）七月，枢密使保宁节度使兼侍中王处回也因“专权贪纵，卖官鬻狱，四方馈献皆先输处回，次及内府，家货巨万”，而被罢黜为武德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八月，即以太子太傅致仕。广政十四年（951年）夏四月，王处回病卒，还算是得了善终。

在王处回被罢黜之前，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却因“强市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第”而被孟昶杀死在朝堂之上，手法与当年除掉李仁罕如出一辙，“业入朝，蜀主命壮士就都堂击杀之，下诏暴其罪恶，籍没其家”。

张业和王处回皆因放纵无度、逾法贪暴而得罪，但是一杀一黜，可见孟昶对张业始终心怀戒备，十余年来不过是隐忍等待而已。另一老臣赵廷隐很快也被这场政斗波及，孟昶亲信安思谦在皇帝的授意下诬告卫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谋反，并“发兵围其第”，“会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入朝，极言廷隐无罪，乃得免”。诛赦之间，其实都是孟昶的帝王心术。赵廷隐也很识相，立即称病交出兵权，不久病逝，谥号“忠武”。

从冲龄即位，到广政十一年，历经十五年，孟昶终于将辅政老臣的政治影响全部清除，“始亲临庶政事”。

在肃清旧臣势力之后，孟昶接着进行人事大调整，建立自己信任的政治班底。备位宰相的毋昭裔、李昊、徐光溥是孟昶一手提拔起来的；枢密使高延昭、王昭远虽然“名位素轻”，但却是孟昶自小一起长大的玩伴；掌握兵权的左匡圣马步都指挥使安思谦等人也是孟昶即位之后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至此，孟昶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大权在握。

孟昶虽以冲龄即位，未经创业之艰辛，但也很有危机意识。前蜀两世而亡，给孟氏父子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孟昶即位后，“戒王衍荒淫骄佚之失，孜孜求治”。虽然翦除李仁罕等旧臣是为了巩固皇权，但吏治之整饬亦是题中之意。

后蜀广政四年（941年），尚未全盘控制权力的孟昶亲拟《戒谕辞》，颁刻蜀国郡县衙署：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功，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宋灭后蜀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将孟昶这篇《戒谕辞》截取四句“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作为《戒石铭》，颁行天下，令郡县刻石置公堂座前。从宋至清，历朝州县衙门多刻这四句“官箴”，以为地方官主政之戒。

孟知祥出身河朔武人，又效力于沙陀李氏集团，却并不崇尚武人政治，“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孟知祥初据蜀中时，处于“群盗犹未息”的局面，仍然能“下宽大之令，与民更始”。孟昶本人则是“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开创了后蜀“文治”的好局面。

宋人吕陶《经史阁记》曾言，“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孟昶治蜀期间的弘文善政，实功不可没。虽是崇尚文治，但孟昶对所谓“浮薄”之文风有着高度的警惕，他品位高雅，不喜浮薄之作，更是有意识地强调后蜀文治的儒家价值立场。前蜀后主王衍“尤酷好靡丽之辞”，而孟昶“凡为文皆本于理”。

在孟昶的这种有着儒家价值立场的文治政策主导下，后蜀呈现了晚唐以来罕有的文化繁盛局面，在五代乱世之中堪称异数。宋灭南方诸国后，收天下书籍，“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倘使没有蜀国、南唐这样文教昌明的国家保存华夏文脉，赵宋那种武夫帝国又怎能开创三百余年的文治呢？

作为帝王的孟昶，同样注重发展经济、劝课农桑。明德元年（934年）十二月，孟昶就下诏劝农，“刺史县令，其务出入阡陌，劳来三农，望杏敦耕，瞻蒲劝稼”。诸如此类的劝农诏令，孟昶执政期间颁行多次，足见对农业的重视。与当时许多南方政权一样，孟氏后蜀对于商业的态度是宽松的，广政七年，孟昶诛杀宰臣张业，其中一条罪名就是“以其制度支虐征商税”，“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为后蜀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蜀中久安，斗米三钱，国都子弟不识菽麦之苗，金币充实，弦管歌诵盈于闾巷，合筵社会昼夜相接”，“蜀中百姓富庶，夹江皆创亭榭游赏之处。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名花异香馥郁森列。”

蜀中的盛世，最终也因北方王朝的武力介入而终结。后唐末年，后蜀建国，一直与中原相安无事。后晋立国之后，天福二年(后蜀明德四年、937年)，晋高祖石敬瑭“遣使诣蜀告即位，且叙姻好;书，用敌国礼”，两国对等交往。

天福十二年（后蜀广政十年、947年），契丹南下灭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乱而取神器”，中原局势大乱。后晋雄武军节度使何建以秦、成、 阶三州归附后蜀，而孟昶也派大将孙汉韶攻下凤州，占据四州之地，事实上恢复了前蜀最大时的疆域。后蜀地近关中，颇有雄心的孟昶“志欲窥关中甚锐”，但数次与后汉交手皆未占上风。

后周的兴起打破了战略对峙的平衡。后周显德二年（后蜀广政十八年、955年），刚刚取得高平大战胜利的周世宗柴荣出兵伐蜀。战争持续一年多，最终后蜀战败，“秦、成、阶、凤复入于周”。后周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迫使孟昶“分遣使者聘于南唐、东汉，以张形势”。

在后周的一统天下方略中，后蜀并非首先要兼并的目标，故而此后终周世宗之世，周、蜀之间并无战事。及至赵宋代周之后，定下“先南后北”统一方略，赵匡胤认为“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蜀中财富成为赵氏政权觊觎目标。

宋朝在不战而定荆、楚之后，下一步就是后蜀。孟昶原本打算向宋廷臣服，但是被素来以孔明自居的枢密使王昭远“固止之”，并献计派使者送书联合北汉共同出兵中原，对宋形成夹攻之势。不料，秘密结盟的蜡丸书却被赵彦韬献与赵匡胤。这无疑给宋廷送上了动武的理由，赵匡胤笑曰：“西讨有名矣。”

北宋乾德二年（后蜀广政二十七年、964年）十一月，赵匡胤下诏伐蜀，5万宋军，兵分两路攻蜀：王全斌、崔彦进为北路统帅，自凤州沿嘉陵江南下；刘光乂、曹彬为东路，自归州溯江而上。战争的过程并不复杂，蜀军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在整个战争中，蜀军战败后，或走或降，仅有夔州守将高彦俦战败之后“闭牙城拒守”，不走不降，最后“自焚死”。宋军迫近成都时，老将石頵劝孟昶“聚兵坚守以敝之”。孟昶对蜀中军人并不乐观，感慨道“吾与先君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虽欲坚壁，谁与吾守者邪！”

乾德三年（后蜀广政二十八年、965年）正月，孟昶命宰臣李昊草拟降表，因李昊当年仕于前蜀王衍为翰林学士，前蜀降于后唐，降表亦是李昊所拟，故有人讥之为“世修降表李家”，势所使然，李昊又何罪之有？宋军灭蜀，前后不过六十六日。

孟昶降宋之后，“挈族归朝，由峡江而下”，被带往汴京，入朝后即授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等勋衔，并赐第京师，厚加赏赍。然而，七日之后，孟昶却意外暴卒，年仅四十七岁。宋人史书中对孟昶死因皆未交待，但是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却以注释的形式附了孟昶的遗表，其中有“不谓偶萦疾疹，遽觉沉微，乃蒙陛下轸睿，念以殊深，降国医而荐至，比冀稍闻瘳损，何期渐见弥留？”这意味着孟昶归宋授官之后，偶染疾病，在赵匡胤派国医治疗之后，反而暴卒。如此，孟昶之死便与宋廷脱不了关系，极大可能是被赵匡胤鸩杀！

赵宋为何要杀孟昶呢？按理说，当时宋朝仅仅征服了荆、楚、后蜀，杀掉一个归顺的降主，就会丧失赵氏“示信怀柔”的形象，并不有利于一统战略。但是，具体到后蜀，情况却有所不同。孟昶作为蜀地“四十年偏霸之主”，深得蜀地百姓人心。孟昶离蜀归宋之时，蜀地“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原因就在于孟昶“治蜀有恩”，“劝农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

反观宋军在征服蜀国的过程中，却尽显暴虐野蛮。王全斌等宋将率军入蜀之后，军纪败坏，暴行不断，进入成都之后，在一天之内“杀蜀降兵二万七千人”，竟然还有“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王全斌等宋军将领入蜀之后，“昼夜宴饮，不恤军事”，“部下渔夺货财，蜀人苦之”，这一点就连赵匡胤都斥其“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宋军的暴行激起了蜀人的愤怒，“蜀军愤怨，人人思乱”。这样一来，活着的孟昶就极有可能成为蜀中抗宋运动的旗帜。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打着孟氏旗号，“故蜀人惑而从之”。足见孟昶深得蜀中百姓之心，影响极其深远。

然而，在后世史书中，孟昶又是一个沉溺于酒色荒淫的昏君形象，这又是为何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宋人有意的污蔑丑化。宋人著述中，经常提及孟昶的所谓“七宝溺器”，譬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后蜀世家》说后蜀“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新五代史》虽然并非官修史书，但一直未宋廷官方褒奖，可以代表官方立场。非常奇怪的是，早于欧史的薛居正《旧五代史》却对此事一字未提，可见“七宝溺器”是宋人制造出来的虚假历史。

宋代蜀籍士人张唐英的《蜀梼杌·后蜀后主》称赞孟昶“幼聪悟才辨，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五国故事》称赞孟昶“颇务慈俭，寝处惟紫罗帐、碧绫帷，褥无锦绣，诸饰居常在内，惟铜装朱漆小辇而已”，这哪里还有骄奢淫逸的样子呢？

宋人为了消除孟昶的影响，不仅将其鸩杀，更在历史叙事中将其丑化成荒淫无耻的昏君，历史真相因此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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