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荣枝案”死刑复核为何还没结束？

一个懂得感恩、热爱生活的人若被执行死刑，或将成为司法公正和法治社会永远的痛，这也很有可能会阻碍法治社会的进展，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劳荣枝在结识法子英之前，她是家人眼里的乖乖女，是同学眼里的善良女孩，是邻居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她的人生被人艳羡却不被嫉妒，大家觉得她值得拥有。

劳荣枝在法子英被抓之后的潜逃期间，她做过销售拿过销冠，学习画画喜欢健身，养小动物跳肚皮舞，她感恩一切，与大家眼中的劳荣枝完全不同。

很多人说她是“女魔头”“蛇蝎美女”“杀人狂魔”，试想一下，头顶着这么多头衔的劳荣枝，为什么在没认识法子英之前，以及脱离法子英之后，却完全是另一个状态？

刑事案件看证据，更要符合客观事实，最高院秉公结案不留遗憾

众所周知，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定罪和量刑看的就是是否有确凿且充分的证据，但在证据之外，也要符合客观事实，给劳荣枝定罪的证据符合客观事实吗？

不可否认的是，给劳荣枝定罪的证据有太多的口供和证词等主观性证据，这种现状本身就非常容易引起争议，既然相当一部分人不认可一二审的判决，那只能由最高院给出最终的裁决。

为什么本案的死刑复核迟迟没有结果，这其实恰恰说明了最高院的谨慎态度，作为我国最高的审判机关，他们不仅要将案件办的滴水不漏，更要让大众信服。

“你们看我像杀人的人吗？”

在舆论环境司法过程对自己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劳荣枝抛出了这一句灵魂拷问，很多人看来她已经穷途末路，这句话看起来更像是最后的挣扎。

但凡事都要换位思索，如果我们站在劳荣枝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就不难品出无望中夹杂着一丝丝期望的情绪，此时的内心势必相当折磨，无助、无力、恐惧、焦虑等情绪很容易让人崩溃。

或许是因为潜逃这23年做过多次心理建设，虽然劳荣枝看起来苍老了很多，据辩护律师透露，劳荣枝的心态还是不错的，平时没事的时候就会安心的看看书。

劳荣枝凭什么如此“淡然”，难道是看开了悟透了认栽了悔悟了？再来看他说的这句话，这何尝不是她坚定的内心给她的巨大动力，她相信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舆论是把双刃剑，并不代表天然的正义，劳荣枝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

舆论场和村口集合的大妈们之间的谈论并无不同，都是大家对于某一事情的看法的汇合，有时候看法会比较统一，有时候也会有分歧，甚至还会出现多种不同的看法，所以舆论并不代表天然的正义。

只要在法律同意的框架之内，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要想让别人认同自己的观点，此时就必须拿出像模像样的理由，在刑事案件当中，其实极少有人能拿出比较全面专业的说法。

也正因为如此，舆论当中也是鱼龙混杂，这里不看你的出身，也不看你的文化层次高低，只取决于你是否关注案件，值得一提的是，舆论也特别容易被引导煽动。

有人说辩护律师误导舆论，也有人说办案人员煽动舆论，其实他们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合情合理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观点不同，但也绝非是在煽动舆论。

为何舆论对于劳荣枝如此不利，这其实也是人之常情。看看劳荣枝被抓之后的媒体报道，几乎没有一个为劳荣枝说句好话的，而且媒体报道有时并没有那么严谨。

毕竟这个案子有七名被害人遇害，劳荣枝又以一个坐台女的身份出现，再加上“色诱”“情侣”“逃亡23年”等字眼的加持，正常的媒体和正常的人都比较容易对劳荣枝产生极差的第一印象。

舆论逐步变味儿，偏见让人逐步失去理性，舆论也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虽然舆论并不能够左右司法审判，但舆论其实对司法审判是有监督作用的，这也要建立在积极公正的舆论环境的基础之上。

有些时候，舆论也非常容易走进死胡同，通俗的来说就是容易钻牛角尖，甚至会对相关人员产生偏见，这也极大影响的舆论对于司法审判的监督。

就比如大家对于辩护律师的偏见，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都开始理解辩护律师，甚至非常佩服，但不可否认的是，更多的人对辩护律师是存在严峻的偏见。

通俗的来说，由于辩护律师是为被告人辩护，所以不管辩护律师有多大的名气，有多么的正义和正派，很多人对辩护律师就有着固有的不好的印象。

有人就表示，为坏人辩护，辩护律师也是坏人，在大家的道德标准当中，替坏人办事就应该被质疑甚至是责备，这又何尝不是对辩护律师的一种偏见。

之所以有辩护律师的存在，这其实是司法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控辩审三方相互制衡的重要一环，同时他们也能尽量的幸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最关键的是，法律给予了辩护律师合法的辩护权，他们为被告人辩护并不是要帮助他们逃脱罪行，而是利用法律法规未被告人争取更大的利益（轻罪或无罪）。

要想改变当下舆论的风向标，就不能再用道德标准和逻辑推理去说服大家，而是需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法律证据，这也能够促进法治社会的不断进展。

除了对辩护律师的偏见之外，其实大家还有一种另类“偏见”的体现，那就是容易无条件的信任公权力或公信力。

正如舆论不代表天然的正义一样，司法机关其实也并不代表天然的正义，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有些司法办案人员的确也做出了一些有损公信力的事情。

在任何一个热点事件当中，舆论当中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偏见的看法，有些人甚至是有意在煽动和引导舆论，尤其是那些比较容易引起大家共鸣的错误观点。

更确切的说，在事情没有深入了解和分析的情况下盲目信任任何一方，其实都是无知的表现，除非自己挑选中立，否则去信任任何一方都是不可取的。

警惕拿无知当正义，预防被人利用，不要成为司法审判的“拦路虎”

正如之前所言，无论是舆论还是司法都不代表天然的正义，无论大家是否想要迎合舆论或信任司法，其实都是要从客观事实来入手。

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其实并没有对案件进经过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只是单纯的迎合了自己的认知和舆论的导向，再加上具有公权力的司法判决，这让不少人觉得自己的迎合天经地义。

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说，如果受害人当中有你的亲人，你还会支持劳荣枝吗？七个受害人被杀，怎么可能放过劳荣枝？如果劳荣枝不色诱的话，他们又怎么可能会死？

听着好像也挺有道理，也比较有大家比较认同的逻辑关系，但这些说法其实与司法审判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根本不能成为给劳荣枝定死罪的证据。

就拿小木匠的死来说，小木匠的家属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也提出了民事赔偿，很多人也认为劳荣枝就应该为小木匠的死负责，其实我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从事实的角度来看，小木匠并不在法子英的抢劫范畴之内，而是单纯的为了恐吓受害人随即找来的受害者，所以说它的危害性具有间或性，也不在司法机关认定的所谓的杀人模式范畴当中。

其次，法子英找人杀害给殷某华看一看，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他和劳荣枝共谋的结果，检方认为，劳荣枝明知道法子英去找人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而没去制止，就应该对小木匠的死负责。

负责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这也要看负怎样的责任，其实从法院的判决当中就不难看出，法官也并没有认为劳荣枝要对小木匠的死负主要责任。

因为小木匠的家属提出了130多万的赔偿诉求，法院最终只判了4.8万，这其实也不难看出，劳荣枝应该对小木匠的死负责，但绝对不是负主要责任。

在舆论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坚决支持一审和二审的判决结果，劳荣枝不死，天理难容！”

短短的几句话，好像充满了正义感，其实类似的话在我们日常当中并不少见，这更像是一种喊口号似的舆论狂欢，面来看是一种正义的呐喊，实际上其背后只有空泛的躯壳，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是否发觉，在那些支持判决的声音当中，很少有人提及具体的证据问题，而在那些质疑的声音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给出了质疑的具体证据。

这其实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好比在辩论赛当中，各方其实都是在拿着各自的论据阐明着各自的观点，如果一方只是单纯的说了一些口号似的呼吁，显然这场辩论注定会惨败。

为何在舆论当中，不拿着具体的证据说明观点反而觉得自己更加正义？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认定劳荣枝有罪的相关证据是什么。

案件过于久远和复杂，注定是一次“谁也没错”的错误判决

无论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判决的人，内心其实都是有一个对错的标尺，但对于劳荣枝案来说，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谁都没有说错，但好像谁都错了的案件。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随着事件发酵至今，愈发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为什么说谁都没有错，反而结果可能真的是错了，这里就不得不提本案的几个极为特别的细节。

很多人都在讨论本案的司法程序问题，比如说“管辖权”“3人合议庭”“审讯手段”等，其实有关于司法程序是一个极其专业且严谨的领域，对于一般的大众，很难给出恰如其分的观点。

大家必须明确的是，在这样一个曝光度和影响力如此之大的案件当中，在当下越来越追求司法公正的情况之下，可以肯定没有人敢在这个案件当中以权谋私。

具体到具体的证据问题上，大家提到了主观性证据是否有说服力的问题，也提到了购买冰箱的问题，还有小纸条的问题，以及以幸存者刘某为核心的证词问题。

我们先来说一下主观性的证据质疑，里面其实就包括了犯罪嫌疑人自己的口供以及大量的证人证言，而这两者其实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不可幸免的回忆性言论。

要知道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这里就存在一个记忆模糊性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谁能够确保劳荣枝和这些证人的记忆完全准确，这看起来也不太符合实际。

所以以主观证据为主的本案的证据链条当中，其实是无法排除这些主观性证据的记忆模糊性问题，从这一点来看，想要核准死刑，估量很难服众。

当然本案也运用了很多法律理论和原则，比如共犯理论、明知应知、明知放任等，我们不能说司法机关采纳这些证据是错误的，但由于客观证据实在少的可怜，想要充分证实这些主观证据的确很难。

除了有关于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记忆模糊性问题之外，这里就不得不提受害人自身的过错问题，不知大家是否发觉了这样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

本案一共有七名遇害人，还有两名幸存者，在这些遇害人当中，除了小木匠的家属提出了民事赔偿的诉讼之外，其他受害人家属包括幸存者并没有提出赔偿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像殷某华、熊某义、刘某等受害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被“色诱”，本身取决于他们日常当中就有寻花问柳的过错，这其实在刑事案件当中也不得不进行考量。

也就是说，这几个受害人其实本身是存在过错的，按照法律法规，应该给犯罪嫌疑人适当的从轻处罚，作为这几名受害人的家属，其实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不可否认的是，就算这几名受害人有过错，法子英也不应该损害他们，但在谈论具体的定罪和量刑的时候，这几名受害人的过错问题也不得不考虑进去。

虽然说本案的客观证据并不多，但在有限的客观证据当中其实也能够说明很大的问题，比方说对于各个案发觉场的现场勘查情况，这其实就是非常关键的客观证据的提取过程。

比方说在合肥案中，现场在老虎钳上提取到了法子英的指纹，但并没有发觉劳荣枝的指纹，在其他的作案现场，也均没有提取到劳荣枝的相关指纹。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基本上就排除了劳荣枝作案杀人的可能，很多人会说那是否是因为他戴了手套，当然也存在这种可能，和法子英为何不带呢？而且幸存者刘某也没有说劳荣枝戴过手套。

所以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矛盾，那就是认定了劳荣枝的某些犯罪行为，却很难从客观事实和客观证据当中得到支持，这其实也是比较尴尬的。

而在众多的证人证词当中，被大家广为流传的奇特证人所提供的那份证词，更是把这滩水搅得更为浑浊，因为这份证词的内容与司法机关的事实认定截然相反。

江西法院认定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就劳荣枝和法子英两个人，但这份证词却提到了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并非只有这两人，还有一名同伙高某，以及同样在这几起案件当中做过辅助的其他坐台女。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高某，新证词显示，法子英和高某才是这系列案件的共犯和主谋，劳荣枝以及其他坐台女，只是负责取钱、接人等。

而法子英之所以让他们这么去做，其目的就是想把他们拉下水，用犯罪来更好的操纵这些坐台小姐为他们赚钱，这份新证词能否得到采纳，还要看最终的调查结果。

综合这些情况，御姐认为劳荣枝案大概率会改判，因为这个案件过于特别，尤其是这份新证词的威力太大。

但改判也不意味着劳荣枝就会被无罪释放，无论他是主动参与还是被迫辅助，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相信最高院能够给出一个公平合理的裁定结果，虽然本案的死刑复核已经连续了数月之久，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短时间内或许仍旧不会终结。

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本案在司法审判领域的作用不言而喻，也极有可能会推动法治社会的进步和进展，这其实才是刑事案件该有的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