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本文为真实案件纪实，旨在:

破解犯罪心理，捍卫正义人间!

探查人性阴暗，杜绝犯罪发生!

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相关信息作了技术性处理。读者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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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3日，一度横行大连的黑社会头子邹显卫（外号“虎豹”）终于被执行了死刑。枪声过后，人们无不拍手称快。

不过，人们在称赞正义的枪声之时，也开始议论起曾关押邹显卫的大连监狱来。

没有大连监狱的腐败庇护行为，邹显卫不可能在服刑期间还敢横行无忌，也不可能在被判死缓之后保外就医时再度杀人并逍遥法外。

这个腐败案子是怎么揭露的？一个关押犯人的监狱怎么会成为死刑犯的保护伞呢？

匿名举报信惊动中央

1999年初，中央一些部门先后收到匿名举报信，举报信中揭发大连监狱罪犯邹显卫服刑期间，买通多名监狱领导，将死缓改为有期徒刑17年；

在大连监狱，邹显卫住高级套间，有手机和固定电话，乘坐豪华轿车随意出入；在监狱招妓，还经常和监狱领导吃吃喝喝……

案情严重，主要领导人为之一震！

1999年4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到中央领导人办公室转来的举报信，当即转批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大连市检察院据此展开调查，但没有调查出什么结果。

1999年6月9日，大连市政法委牵头组织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来到大连监狱，向邹显卫所在的四监区大队长于景波进行调查。

然而，于景波咬紧牙关，矢口否认对邹显卫有过任何关照。

并一再表示，邹显卫自入狱以来，“表现比较突出，现为劳改积极分子委员会主任”，“监狱从未给他安排过任何高档房间，其间邹显卫两次外出治病，均由监区主要负责人监督。”

1999年6月15日，联合调查组递交调查报告，结论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案子就搁下了。

但是，案子尽管搁下了，知情人的举报信还是像雪片一样寄到了中央有关部门，一位记者还以内参形式向中央高层详细地反映了“虎豹”一案的黑幕。

于是，此案再次惊动了中央有关领导。不久，中纪委和辽宁省检察院均派人到大连了解情况，经过多方调查，确认举报人所反映的司法腐败情况基本属实。

为了进一步查出腐败真相。2001年4月20日，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虹连夜赶赴大连，亲自提审二度杀人后缉拿归案的邹显卫。

经过艰难审讯，大连监狱谢红军、汪永明、杨福玉、于景波、董吉运等人为横行霸道的“虎豹”黑社会团伙充当保护伞的罪行终于露出水面。

警匪发现“剩余价值”秘密

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邹显卫这个名字没多少人知道，可提起“虎豹”两个字，几乎无人不晓。

他小小年纪就混出了“虎豹”的绰名，16岁因持刀伤人被劳动教养两年，20岁又因流氓罪被当时的大连市金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出狱后，赶上大连市兴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机会，邹显卫开办了一家名为“一步天”的歌舞厅。不到十年的光景，邹显卫就成了千万富翁。

其实，早在“一步天”开张伊始，邹显卫就把过去一起混过的流氓、地痞收罗门下，为自己争地盘，争客源。

日久天长，邹显卫手下的“人马”越聚越多，渐渐形成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在大连、金州、开发区的黑道上占据一席之地。

既是黑道，少不了打架斗殴。1995年11月6日，邹显卫因杀人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死缓判决下来，邹显卫没有被立即投送到辽宁省瓦房店监狱服刑，而是因为结核病住进了大连监狱医院。

他的目的是想方设法留在大连监狱，毕竟是自己的地盘，有个大事小事的好照应。

泡病号期间，邹显卫通过朋友介绍和大连监狱狱政处副处长杨福玉搭上了关系。

有一天，邹显卫向杨福玉递话，想留在大连监狱服刑。杨福玉说这事只有监狱长谢红军说了算，除了他谁也不好使。

邹显卫再三央求杨福玉帮个忙，杨福玉答应给牵线搭桥，伺机而动。

邹显卫讨了杨福玉的话，就把自己最铁的朋友老葛介绍给杨福玉，告诉他一切事由老葛出面去办。

老葛是大连一家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和邹显卫有过硬的交情。在杨福玉安排下，老葛出面请谢红军吃饭。

酒酣耳热之际，老葛跟谢红军讲了邹显卫想留在大连监狱的要求。

谢红军对邹显卫有所耳闻，认为他进监狱前是大老板，油水肯定很足。

不过，老谋深算的谢红军并不急于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对老葛只是打了个哈哈岔。

老葛是社会人，啥世面没见过？第二天就给谢红军送去5000元现金。谢红军收了钱，说等信吧。然后就派杨福玉到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办理相关手续。

其实，谢红军之所以帮邹显卫调来大连监狱，真正原因并不是收了那5000块钱，而是他有一个“宏大的想法”。

1995年12月，37岁的谢红军就任大连监狱监狱长。当时，大连监狱收入很低，而且宿舍监区条件很差。

但他又看到，部分关进监狱的犯人之前是老板、贪官，生活水平非常不错。

双重对比之下，谢红军逐渐沉沦，遂一门心思想着赚外快，还要求监狱干部职工必须将“搞创收”作为第一要务。

就在这时，他结识了邹显卫，遂萌生了让邹显卫帮监狱和自己赚取“剩余价值”的想法。

1996年4月3日，调令正式下来，邹显卫从瓦房店监狱转到了大连监狱。

于是，一个堂堂监狱长和一个死缓犯人相互利用“剩余价值”的不幸就逐渐发展起来了。

其实，当谢红军受贿的那一刻起，他的职权就只有“剩余价值”了。

死缓犯竟有女狱警作情人

不久，谢红军打发杨福玉给邹显卫捎个话，说谢监狱长刚从外地调来，没有房子，让邹显卫弄套房子。

邹显卫二话没说，给老葛打了电话。老葛不敢怠慢，在离大连监狱不远的地方找了套8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以最快的速度简单装修好。

谢红军看了看，马上给监狱里的邹显卫打个电话：“我说显卫呀，这也是人住的地方？算了，你的心意我领啦。”

邹显卫见谢红军不满意，又打电话告诉老葛把房子重装修一下。老葛赶忙让人按谢红军的意图重新装修，谢红军才勉强住了进去。

1996年秋天，大连监狱成立了信时达公司，后来改为四大队。公司一成立，谢红军就把邹显卫调过去，任命为劳改基建委员会主任，负责公司主要业务，为监狱创收。

但实际上，邹显卫从不参加劳动。谢红军没事就和邹显卫一起大吃大喝，彼此以兄弟相称。邹显卫的老婆孩子就像回自己家一样隔三差五到监狱探望，每次，狱方都热情招待。

邹显卫和监狱方方面面混得老熟，他不但不剃光头，不穿囚服，可以天天西装革履地开着大奔驰自由进出监狱大门，还可以在监狱内“运筹帷幄”地指挥他黑社会团伙继续发展。

有时想玩女人了，他直接跟谢红军说一声，谢红军立即吩咐手下：马上给邹主任安排。手下遂派奔驰车接送妓女。甚至有一位女狱警还心甘情愿地做起了他的情人。

90年代末监狱

这些，谢红军并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却听之任之，他认为邹显卫只不过是天上飞的风筝，线拐子操在他手中，不管邹显卫飞得多高多远，只要他一拽线，邹显卫就得乖乖回来。

1997年春节，给足了邹显卫“面子”的谢红军就开始“收线”了。

“显卫呀，过年了，让大哥体面体面，啊？”谢红军说得很含蓄。邹显卫心领神会，拱手献上10万现金。

谢红军笑眯眯地纳了贡，夸邹显卫办事能力强，“悟性”高。

但是，邹显卫也不是只讲奉献之辈。谢红军一“收线”，他就“放线”。

“红军呀，我对你还不错吧？可是你看我，整天跟那些人（犯人）住在一起，实在难受，你给我挪个位置吧！”见时机成熟，邹显卫就直截了当地向谢红军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他知道，上了“贼船”的谢红军的“悟性”不会比他低。

果然，谢红军没有怠慢，他当即安排下属将这作为一件大事来办。

不久，一套客厅、卧室，沙发、彩电、冰箱、空调、VCD和外线电话一应俱全的独门独院房子就给邹显卫准备好了。

对此，谢红军说是“方便邹显卫洽谈业务，为监狱创收！”

谢红军当然知道邹显卫的勾当，但他从没有加以约束。不仅如此，为了不使“虎豹”的“家丑”外扬，大连监狱就极尽所能对付大墙外的监督。

一旦检察院、司法局、政法委和人大等部门来人时，他们就把邹显卫安排到普通牢房，至于汇报，几句话就搪塞过去了。

刑期一减再减竟至保外就医

房子有了，自由也有了，然而，邹显卫并不满意。1997年7月，邹显卫向谢红军提出了减刑的要求。

一听这，谢红军有点犹豫，但他又不能不考虑邹显卫的要求，毕竟，从他那里捞到的好处已不是小数目。而且，他还在邹显卫身上寄托着更大的希望。

事不宜迟，谢红军马上就找来副监狱长汪永明、狱政处副处长杨福玉和邹显卫所在监区的大队长于景波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帮助邹显卫减刑。

这些人都没少受邹显卫的好处，听监狱长这么一说，纷纷出谋划策。

直接主管邹显卫的于梁波受命伪造了邹显卫的服刑表现考核，立功表现的材料。

于景波很能干，一夜之间就把材料弄完了。在这份材料里，他写道：

“该犯在四大队劳动改造中服从管理和分配，积极肯干，不怕苦，不怕累，很好地完成各项生产任务。”

“1997年5月5日早5时30分，切丸车间的油绳料堆头起火，火势凶猛，墙上的动力电缆紧跟着烧了起来。”

“该犯发现后当机立断就切断电源，并召集犯人用水、沙子进行灭火……保住了厂房、设备，避免重大损失。”

“由于表现突出，该犯于1996年被表扬三次，记功一次，年底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1997年被表扬二次，记功二次，记大功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