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法国中尉的女人》是约翰·福尔斯的代表作，由哈罗德·品特改编成电影剧本，这部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对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风尚的审视而广受关注
电影改编通常需要在忠实于原著的同时，根据电影媒体的需求进行一些修改，观众和评论家可能会对电影改编的得失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可能认为电影成功捕捉到了小说的精髓，而另一些人可能觉得电影失去了原著的重要元素。
这种讨论有助于深入了解文学作品与其电影改编之间的关系。
《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小说确实以对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传统的颠覆和反思而著称，体现在多个方面：
叙事视角：小说采用了当代视角对维多利亚时代进行反思，通过引用当时的文学作品和社会文献，以及作者的议论，全面展示和评判了维多利亚时代。
这种破坏了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叙事方式，使读者能够看到时代的虚伪和矛盾。
人物处理：小说中的主人公莎拉的人物设定也具有颠覆性和神秘性，她不仅模仿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展现出新型的人物形象，具有捉摸不定的性格。
这种人物处理突破了传统的角色定型，使莎拉成为一个复杂且令人着迷的角色。
结局：小说颠覆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固定结局范式，提供了开放式的多种结局，为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思考余地。这种开放性的结局使小说更加引人入胜，不容易被预测。
哈罗德·品特在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时，可能面临了一些挑战，因为要将这些复杂的特征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电影形式可能需要取舍和调整。
然而，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小说的主题和精髓保留在电影中，同时也做出了适应电影媒体的必要调整，以更好地呈现小说作者的意图。
电影可能会强调情节和戏剧性，但仍然保留了小说中的核心元素，使观众能够感受到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反思和颠覆。
这种改编工作通常需要平衡保持忠实原著与满足观众的需求之间的关系。
单线与复线故事
这种电影中的双线结构安排的确非常独特且有创意，成功地将小说作者的当代审视和思考融入电影中，并且强调了电影这一媒介的特殊性，以下是对这个安排的一些观点的总结：
呈现当代元素和议论：通过男女主演的婚外情故事和他们的对话和思考，电影成功地呈现了小说作者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当代审视和议论。
这种方式有效地传达了小说的背景和作者的观点，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小说的内涵。
演员的双重身份：男女演员在电影中不仅扮演小说中的角色，还成为小说作者的化身。
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能够传达作者的思想和观点，增加了电影的复杂性和深度。
探讨创造和再创造的关系：电影中的场景和元素，如演员的动作、眼神和心情，都强调了电影工作者的"再创造"过程。
观众可以通过这些元素思考创作和再创造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电影作为一种媒介的特殊性。
爱情主题的延展：电影通过男女演员的当代爱情故事，进一步探讨了福尔斯小说中的爱情主题。
这种延展使观众考虑了情感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是否能够在摆脱道德和社会束缚之后享受完全自由的情感。
莎拉的谜团
莎拉在福尔斯的小说中确实是一个极具神秘性的角色。
她的神秘性表现在多个方面，让人难以理解她的行为和动机，以下是对莎拉神秘性的解释，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
莎拉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角色，她内心强大，勇敢地挑战社会道德的虚伪和矫饰。
她为了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刻意编造出一幅伤风败俗的形象，似乎是在用自己的孤傲态度来对抗社会的虚伪。
当别人嘲笑她时，她反而感到优越。有人认为她可能有一种自虐倾向，但这只是查尔斯的猜测，没有明确的解释。
考虑到小说中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风尚的讽刺，我们可以将莎拉看作是作者自己对社会的批判之声的一种表现，她以一种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在故事中。
然而，要注意的是，这样的人物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中可能并不常见，因此她的形象也具有一定的虚构性质，这体现了小说中的"元小说"特点，通过颠覆仿真来揭示虚构的本质。
在小说中，莎拉的神秘性还表现在她似乎对整个局面有着绝对的掌控，她似乎能够预测自己如何吸引男主人公，并且似乎对男主人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相比之下，男主人公查尔斯则显得像是一个奇迹的见证者，似乎只是被诱惑和被设计，似乎没有采取主动行动的能力。
查尔斯在小说中被描绘为一个常规和常理的存在，他的被动和可理解性与莎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莎拉的形象更加高大而神秘。
这种对比帮助突出了莎拉的神秘性，让她的角色显得格外复杂和吸引人。
最后，莎拉的神秘性在小说中体现为她的行为显得荒谬和不可理解，她神秘地消失了，完全打乱了查尔斯的生活，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失踪行为让查尔斯和读者都感到困惑，因为它没有理性可言，使得莎拉的行为看起来充满了荒谬感，就像是无逻辑的生活本身，具有存在主义的"偶然"色彩。
小说的结局之一是莎拉的神秘行为最终将查尔斯推向精神崩溃的边缘，这也意味着理性的崩溃，标志着小说中那个井井有条的19世纪世界的崩溃。
在小说中，福尔斯通过莎拉的角色设计试图传达至少三个意图。
首先，莎拉可以被看作是维多利亚时代作者的象征，她代表了在自己创造的文字世界中可以随意创造的"上帝"，拥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掌控力。
福尔斯通过莎拉的形象来反思传统小说作者的"上帝"身份，其次，莎拉在与查尔斯交往初期通过编造故事来吸引他，这被视为一次叙事行为的胜利。
小说结尾时，查尔斯陷入孤独中，与莎拉在故事开头的孤独形成鲜明对比，莎拉因为她的"叙事"成功而获得了无所不能的自由。
第三，莎拉的形象颠覆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女性角色的传统形象。
传统小说中的女性反抗通常发生在社会框架内，而莎拉则是一个孤立的、站在至高点的人物，蔑视着自己所身处的现实环境，她选择了更高层次的自由，这使她的形象既来自于19世纪，又具有20世纪的精神。
电影中，为了表现这种复杂性，将当代的电影演员安娜塑造成了莎拉精神内涵的另一种承载。
电影呈现了旧时代的故事，并采用了小说中的喜剧结局，从而为莎拉的行为提供了解释，使一切行为动机看起来都有逻辑性，部分解开了莎拉的神秘面纱。
然而，对于莎拉的自由选择，电影安排给了当代的安娜，最终的分手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观众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安娜不告而别的原因，这在前文中已经通过叙述段落详细交代了两人的家庭羁绊。
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改编中可以保留小说的核心思想，同时也更符合观众对情感故事的理解。
基于这一点，电影没有全面展现出小说作者赋予莎拉的各种象征意义。
电影对莎拉作为“作者”的角色身份的处理较为淡化，同时为她的荒谬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将莎拉的所有选择都归结为“自由”这个大框架之下。
此外，电影中演员安娜的不告而别也因前文的交代而具有现实理由，电影在过于现实化莎拉的形象时，失去了小说中原本富有深意的莎拉形象。
悲与喜交错式结局
在原小说中，作者福尔斯设计了三个不同的结局：
第一个结局发生在小说的三分之二处，查尔斯拒绝了莎拉再次见面的请求，与他的未婚妻结婚，度过了富足但平淡乏味的生活，莎拉就此离开。
这个结局让莎拉的故事没有得到完整的叙述，使故事的重心从本来的主角莎拉转移到了查尔斯身上，可以看作是一个虚假的结局，也反映了19世纪社会规约对人们的束缚。
第二个结局是查尔斯经过三年的寻找，在几近绝望之际找到了莎拉，并与她重新开始。
这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结局，为莎拉的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使一切都变得合情合理。
第三个结局是查尔斯找到莎拉，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于是愤然离去。
这个结局延续了莎拉的神秘性，表现了存在主义的思考，对不可解之事保持了沉默。
电影改编将原小说中的结局分别赋予了两个时代的两对情侣，使莎拉和查尔斯的故事成为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情感范式，同时也淡化了存在主义意蕴。
此外，电影改编中没有呈现相同人物在不同情境下的对比，也难以反映出19世纪到20世纪文学精神的变迁，削弱了对19世纪的审视，而这正是原小说作者福尔斯在文本中潜藏的观点。
其他的改编方式
福尔斯的小说采用了一种自觉的文体，以仿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形式呈现。
每一章的开头都引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言论和著作，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提醒读者，小说仅仅是作者的想象和叙述，本质上是虚构而非再现。
这种对真实的颠覆使小说成为一部现代主义的"元小说"。
然而，在品特的电影剧本中，没有像原小说作者那样在文本中思考电影这种媒介的性质，也没有以某种方式表达出对电影的思考。
电影改编是否也能在某些方面反映对电影媒介的思考呢？
例如，通过强调摄影机的“眼睛”的存在，让观众认识到他们所看到的并不是现实，而是创作者选择呈现的"仿真"现实。
电影可以在某些情节中强调出电影"看"的特质，让观众感受到叙事者的存在，从而反思电影这一媒介的性质。
然而，在品特的电影改编中，叙事者似乎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观众无法看到摄影机的存在，叙事者时刻指导观众应该看什么。
摄影机被隐藏起来，只是作为连接现实和拍摄的媒介，这使得电影保持了一种流畅和"真实"的叙事幻觉，而这种"上帝视角"正是福尔斯在小说中试图质疑和颠覆的。
要突显摄影机的存在，通常需要使用蒙太奇手法，即通过剪辑将不同镜头组合在一起，以连接人与人、人与物，从而强调电影的"元"特性。
戈达尔的电影观念可以被借用来传达这种关于电影的思考。
结语
总之，品特的电影改编在形象化地将当代观点融入19世纪的故事方面做得很好，同时也在双线结构中失去了小说中某些特殊的内涵，导致原本故意设置的谜题被简化解答。
这种改编为读者和观众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范本，展示了两种媒介之间相互转换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英]约翰 ·福 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 [M]．天津： 百花 文艺 出版社 ，1986．
[2]戴锦华．镜与世俗神话[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 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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