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国家困难，自上而下几乎都是勒紧裤腰带，毛主席连顿红烧肉都不舍得吃。

当时，国内群众基本上是分成两拨人，一波是众志成城，一定可以熬过去，熬过去就是胜利。

还有一波人，就是人心惶惶，觉得天要塌了，国家药丸。

但有一个人，他和这些人的心态都不一样。

01

1960年3月18日下午五点半，西交民巷中央人民银行总行的办公室，大家忙碌了一天准备下班。

此时，有一个人敲响了总行传达室的门。

传达室的办事员打开门一看，来的人是一个身穿灰色呢子大衣的人，身材高瘦。

阳历三月份的天气，天黑的还算早已经接近黄昏，屋里有点黑，所以办事员并没有看太清楚来人长得什么模样。

您是哪位？

同志您好，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的。

办事员一听来人是国务院的，顿时精神了一下，比了一个请进的姿势，说道：哦，那您快请。

进门以后，来人将怀里的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了办事员，说道：厅里的紧急文件，交给行长的。

随后，他又取出了一个发文本，对办事员说道：同志，您需要在这里签个字。

办事员并未多想，毕竟像这种接收文件签字的行为，他每天都在做。

于是他在来人指定的本子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行，这样就可以了，烦请务必将信封交给曹行长手里。

那人熟练的收起文本，步履从容的走出了大门。

送走了那人，办事员便拿着信封去找行长。

可是，曹菊如行长那天恰好外出，没在办公室，所以他只好将信封交给了值班的行长秘书。

秘书看了看信封上的字，上面还写着，速送，限5点40分送达，这几个字。

而且，速送两个字的下面，还画了两个小圆圈。

秘书觉得，这件事，肯定是紧要的急事。

可是这会儿行长不在，而且马上要下班了，万一真的是什么紧急的事情，拖到明天上午才看到，那岂不是黄花菜都凉了。

到时候，行长有没有责任他不清楚，但是她这个做秘书的一定有责任。

思索再三，秘书决定拆信。

信拆开一看，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报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拟拨给 15~20 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是周总理的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 20 万元。

而且，在周总理的签名旁边，还有好几排的批注。

是这么写的：

为防止资本主义国家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以前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看完信件，秘书觉得这件事不是自己能处理得了的。

20万，在1960年，那可不是小数目，按照购买力折合，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2000万，甚至更多。

此时已经接近6点，而信件上要求，7点之前，送到民族饭店。

只有一个小时。

秘书稍微平复了一些情绪，内心不知为何升起了一丝疑虑。

国务院的资金需要，一般都是通过财政部，然后从国库拨出去。几乎没有直接要求人民银行去提供啊。

这有点反常规。

02

可是，他看着这信上周总理的签名，觉得这不可能是造假啊。

这个签名，她见过很多次，肯定是总理的笔记，绝对错不了。

而且，她又联想到，最近国家极度重视西藏的统战工作，广播上也多次报道当地的宗教活动。

大概是事情紧急，国家没有时间去通过财政部国库这样的常规手法去拨款，所以是特事特办。

纠结了半个小时，再一看表快六点一刻了，秘书觉得耽误不得了，决定自己挑大梁。

她拿起行长办公室里的电话，致电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局。

立即准备20万现金，拾元票，旧钞。务必要快，尽量七点送达。

货币发行局的同志接到电话以后也很为难，这么大一笔钱，时间还这么紧张，怎么可能筹的齐。

而且，手续还不全。

秘书在电话里说道：您注意，这是特事特办，请立刻执行，手续的事放心，计划研究局会马上下达正式通知！

挂断电话，秘书去了计划研究局王兰副局长的办公室，汇报了刚才的事情。

王兰副局长看着这封信，足足看了五分钟，然后才说道：

确实没有这种先例啊，还要旧钞……不过，签名这个笔记，确实是周总理的。

正在此时，王兰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对方说自己是总理办公室的。

哦，好的，请总理放心，7点前一定准时送达民族饭店。

这通电话，算是彻底打消了王兰的顾虑，只当这是特事特办，走的特殊程序。

随后，王兰又给货币发行局打电话，要求对方务必克服困难，在限期之内，把20万旧钞准备好。

民族饭店里藏工委的同志已经在候着了，别让人家等着急了，尽快吧。

行长秘书的电话，又有计划研究局副局长的确认，货币发行局的人也觉得这个事，很紧急，是特事特办，所以不敢耽搁，加班加点的去准备。

当时值班的朱科长，开着东风专车，带着两个专员，去北京分行筹钱。

好在运气还算不错，发行局加上北京分行里，凑出来了这20万旧钞。

20万人民币，放在今天，不算少，但绝对算不上多。

可在60年代，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人或者教师，一个月工资也就二三十块。

一块钱，就能买五斤大米，两斤猪肉，十多斤的蔬菜。

至于拾元纸钞，在当时已经是最大面值。

最终，这20万元旧钞被装进了两个大麻袋，包装整齐以后，放在了朱科长开的专车里，直奔民族饭店。

民族饭店，是国庆10周年时专门接待少数民族嘉宾的场所，此时开业不过一年，在那吃饭的人并不多。

朱科长让两个专员看好麻袋，他自己去前台问赵全一在何处。

前台明白来意后，说了一句：你说是赵同志啊，他在那，那个瘦高个，穿藏青色呢子大衣的。

顺着前台手指的方向，朱科长看到了赵全一，身材高瘦，仪表不俗，一身的干部气场。

赵全一看了一眼麻袋，笑着说道：真是辛苦总行的同志了，时间这么近竟然都筹齐了。

朱科长笑着回道：不麻烦不麻烦，还好没有耽误您的事。

朱科长虽然面带笑容的和赵全一寒暄着，但并没有直接将麻袋交给赵全一。

赵全一见状，从怀里掏出了一份文件，交给朱科长：这是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

朱科长打开一看，这封信里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 20 万元整。
此致
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

落款处，还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的公章。

无论是信的格式、文字风格、笔迹，都和平日里见到的一模一样。

再加上公章。

朱科长丝毫没有再怀疑什么，便说道：

您写一个收条吧。

对方很爽快的答应了下来，掏出了一个笔记本，撕了一页纸，写道：

赵全一收到人民银行朱科长送来的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八。

要不……您在这个收条上也加一个公章吧？

朱科长不放心，又多了一句。

赵全一说到：总理那边着急用钱，再回去盖章一来一回又耽误不少时间，这样吧，要是不放心，您把这封介绍信也带回去，这封介绍信上有公章。

朱科长心想，这样也行，自己也能交差。

于是，便将两个麻袋交给了赵全一。

朱科长就打算打道回府时，又寒暄了一句：您开着车的吧？要不要直接帮您搬上车。

不劳麻烦了，先放在这里吧，我们自己的同志马上就开车来接我了。

那好。

朱科长拿着介绍信和收条，离开了民族饭店。

此时，天已经彻底黑了，朱科长和两个办事员，总算舒了一口气，可算是忙完了。

可他们不会想到，就在此时，那位赵全一同志，正费劲扛着两个麻袋，从民族饭店的后门，绕到了一处胡同里……

在那里，停着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他将麻袋，挂在车梁两旁，脚蹬一踩，便消失在夜色中。

听完事情办妥以后，王兰副局长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剩下的问题，就是这20万元该怎么入账？

这是总理特事特办的，总理办公室肯定会有安排。

王兰也就没放在心上，等通知就行。

结果，一连过了六天，都没有收到总理办公室的同志。

王兰觉得不对劲，于是他拨通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对方的答复，让王兰后背一瞬间被冷汗浸湿。

总理从来没有下达过拨款20万的批示啊。

人家总理办公室，压根就不知道还有这档子事！

03

王兰迅速将所有的信件拿出来，经过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进行比对。

发现，那封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是伪造的。

公章，笔迹都是假的。

而且，西藏工委也没有赵全一这号人。

计划研究局，总行办公室，货币发行局，总理办公室所有的人都懵了。

有人，靠着伪造公函、介绍信、批示，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走了20万巨款。

这，这胆子这么大？

是解放军提不动刀了？还是这几年土匪特务枪毙的少了？

周总理听闻此事后，气的直接拍了桌子：岂有此理，胆大包天！

要知道，1960年是什么年头，大灾之年，国家从上到下勒紧裤腰带，多少地方的百姓都吃不饱饭。

可现在竟然有人冒充总理的名义，骗走了20万。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还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遭。

也难怪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周总理，也被气的拍了桌子。

周总理亲自致电公安部，要求动员全部力量，将这个诈骗案限期10天必须破案！

至于总行的工作人员，更是一个个跟霜打了茄子似得。

丢人啊，简直是太丢人了。

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副部长杨奇清知晓此案以后，更是大为震惊。

杨奇清当即表示，这个案子他要亲自负责。

万隆会议搞暗杀的特工，我都可以抓到，这样的一个小毛贼，不在话下！

杨奇清思索再三，打算兵分三路。

第一路，去总行办公室，传达室，警卫室，行长秘书室，把一切和嫌疑人接触过的人，都仔细盘问一遍，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和信息。

第二路，去民族饭店，摸清这个赵全一到底是个什么人。

第三路，将伪造的文件，公章，送到公安部技术鉴定部门，寻找蛛丝马迹。

为了争取时间迅速破案，防止这么大的一批赃款被转移，中央担心公安部的精力不足，还调来了军队配合调查此案。

这还不够，公安部还特意将此案公布于众，发动群众的力量，借此来获取有用的线索。

可是，在一座740万常住人口的北京城，想确定一个已经逃了六七天的诈骗犯，其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通过比对总行办公室和民族饭店相关目击者的证词，可以确定，那个自称从国务院办公厅送公函的男人，和在饭店等待取钱的赵全一，应该是同一个人。

此人，三十多岁，一米七几，很瘦，说话是北方口音。

案子调查到这里，杨奇清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嫌犯的胆子。

胆大心细，唱的一手好双簧！

可就凭这些信息，根本无法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谁。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技术鉴定办公室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

1960年3月18日下午五点半左右，送去总行办公室的那个牛皮纸信封，居然是真的。

那个牛皮纸信封，确实是国务院专用信封。

只不过，就信封上的原文字，被小心的刮除了！

信封所使用的牛皮纸，是1959年6月生产的，专供国务院办公室。

查到这里，大家不由得在考虑一个问题。

难道这个赵全一，真的是国务院内部的人？

至于那个收条，技术鉴定科也查到了，是从前门的一家文具店生产的黑色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但在1952年就停产了，现在想反推购买者，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至于伪造总理办公室的章，是蜡纸染刻后，沾到红印油盖上去的，没有获取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不过，在那个收条上，也发现了一些意外的信息。

首先是署名，赵全一，写成了赵金一。

会不会是诈骗犯过于紧张，不小心把全写成了金呢？

其次，收条上的人民币三个字，用了一个很罕见的连笔写法，这种写法，在那个年代，普通人基本不会这么写。

只有财务人员，为了图省事，才会用这种连笔写法。

技术鉴定办公室送来的证据，大概就有这么多，虽然没有找到实质性的证据，但给后续破案，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决定性的实锤证据，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