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上的宁波(一)
帝国港口
中国大运河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大平原与江南水乡上,自北向南通江达海,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代表了工业革命前水利水运工程的杰出成就,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那么大运河便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它们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矗立着一座现代化的国际港口城市,它就是宁波。宁波将大运河与浩瀚大海连接在了一起。
镇海口,是宁波的出海口,也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镇海港区,是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的重要港区。深水良港的中转枢纽地位,把宁波港与中国大陆相连,又与世界的各大港口相连接,成为中国海陆联运的一个重要港口。这便是历史智慧的结晶。
历史的智慧是无人能比的。即使最聪明的人类,能与历史的智慧相接近,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
7000年前的宁波大地上,出现了河姆渡文明。尤为醒目的是,河姆渡遗址中出现的海洋文明的迹象:有6支器形规整的船桨,以及夹炭黑陶质独木舟模型和鲨、鲸等海洋动物的遗骸。证明河姆渡人已经能够制造船只,航行于沼泽、河流和海湾的埠头、渡口之间。河姆渡人渔猎捕捞的范围,可能已经超出近海。
世界上,苏美尔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中华文明等世界古代文明,大多产生于大河流域,少数产生于海洋。而中华文明早期的河姆渡文明,是产生在长江流域与近海的相交处。地理产生历史,独特的地理产生独特的历史。江河与海洋交汇碰撞,造成宁波独特的地域价值。可是,延续了3000年的河姆渡文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神秘消失。滨海的宁波成为“断发文身,祼以为饰”的古越蛮荒之地。宁波风生水起的价值,从此埋伏在历史的智慧之中,等待时间的发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22年置会稽郡。宁波故地设句章县、鄞县、鄮县,属会稽郡。三县并立800多年。今天的宁波市城区,兼有句章、鄞和鄮的划区,大致以三江口会流处为天然分界线。镇海因地处鄮县之东,故称为鄮县东境。但在秦以后的五个多世纪内,除个别现象外,整个宁波地区一直处于沉寂状态,没有实质性的开发。
直至公元300年左右的西晋年间,一个窥见历史智慧的天才出现了。他就是陆云。陆云是西晋著名文学家,与其兄陆机合称“二陆”。这一年,他朋友车茂安的外甥石季甫被朝廷派往鄮县任县令。命令一下,车茂安的父母忧心如焚,他的姐姐也就是石季甫的妈痛哭流涕。他家“上下愁劳,举家惨戚”。陆云就写信去劝解。陆云说:鄮县水陆并通,西有大湖,东临巨海,泛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州和徐州,东通交州和广州,海产丰富。昔日秦始皇曾南巡到此,身在鄮县三十余日。季甫到鄮县任职,全家上下当为喜庆,歌舞相送。
陆云可谓是历史上第一个对宁波有深刻认识的智者。他一反古人对宁波这一古越蛮荒之地的忧叹,他看见了宁波的大海。
虽然越国曾为春秋霸主,东吴也曾三国鼎立,但江南在经济、文化上具有全国地位的真正开发,却是在东晋以后。
317年西晋灭亡后,大量北方世族及皇族衣冠南渡,江南诸州次第归附,重建东晋,偏安江南。在吴国旧境内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合南方士族便极为重要。晋元帝司马睿在称帝之前出镇建业,就采纳王导的建议,招纳南方士族的首领顾荣、贺循。
早在西晋惠帝年间(290-306年),任会稽内史的贺循就考察地形,发动民众,开凿西起西陵(今浙江萧山西兴),经萧山、钱清、柯桥到郡城的一条人工运河。又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最早的运河之一“山阴故水道”延至曹娥江。西兴运河沟通钱塘江和曹娥江两大河流,对整个浙东具有交通、物流、军事之便,成为浙东运河的前身。
东晋时贺循任太常,传说退休后隐居余姚马渚镇的贺墅村。在马渚,他带领当地百姓开挖了一条河道连通马渚中河,叫贺墅江。马渚中河、贺墅江、湖塘江、五夫河等组成了虞余运河。成为当今浙东运河余姚段的组成部分。
唐开元廿六年(738年),即唐开元二十六年,又一位接近历史智慧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江南东道采访使齐澣。
隋大业年间(605-618年),会稽郡改名为越州。唐初,鄞、鄮、句章三县合并为鄞州;不久废鄞州而改置鄮县,属越州。唐开元廿六年(738年),采访使齐澣以鄮县是丝织品和海味的集散地,奏请将鄮县从越州析出,置明州,下属慈溪、奉化、翁山(今舟山)、鄮县四县。
明州的设立,标志着宁波行政区划开始形成。宁波从此进入实质性开发,开始从一个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经济区域。齐澣看到了宁波的大海,看到了宁波的港口。这个港口非常重要,帝国需要这个港口。建明州,能够对港口贸易运输的物资与人员进行有效的管理。而在此时,中原南大门扬州港因长江航道淤塞,衰落了。沿长江没有替换港。隋唐运河、江南运河到杭州,难以再向外延伸,只有明州港与唐帝国对港口的需求相符。
一个新兴的港口会促进帝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港口不只是一个码头,而是一个港区体系,形成一张巨大的交通运输网。港口需要一条河贯通,浙东运河宁波河段正是这样一条运河。它甚至不是一般的沟通陆地的运河,它是一条沟通了海洋的运河。就这样,港口和运河催生了宁波,宁波因河而生,因港而兴。明州分治,宁波从此确立国家地位。
历史,对每一个地理位置的价值暗示了然于胸。它只等待某个最为合适的时间节点,将一个地理位置的价值空间推上历史舞台。
宁波城市中心,姚江、奉化江在此汇流后形成甬江出海,称“三江口”。自唐代以来,宁波的海外贸易开始发展;宋代宁波设市舶司,海外贸易已相当发达。三江口成为繁华的国际港口,船舶穿梭,帆樯林立,“海外杂国贾舶交至”,各国外交使节和商人摩肩接踵,在宁波登陆进行朝贡和贸易。在帆船时代,大海船入镇海口驶经甬江抵达三江口。或就地登陆贸易,或换成内河船,进入运河,继续向内陆腹地行进。而中国内陆腹地的货物,也通过运河网络汇集宁波港,出海贸易。正是这种海船与内河船的转换、外海与内河的对接,极大推动了宁波这座城市的发展。
甬江出海口的镇海口,与三江口一样,唐宋时也为著名的国际港口。海上交通运输的发达,使宁波成为全国建造海船的重要基地。在镇海招宝山下的明州船场,是宋代全国规模最为宏大的官办船场之一。
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遣使高丽,命招宝山船场建造两艘“万斛船”。1123年(宣和五年),宋徽宗命招宝山船场造两艘更大、更豪华的“神舟”,赐额“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和“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特命给事中路允迪、奉议郎徐兢等,统辖神舟船队出使高丽。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中描写神舟时说:“巍动如山,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龙”;“到达高丽礼成港时,倾国耸观,欢呼嘉叹”。
中国大运河是一个当代概念。它由隋唐运河、京杭运河和浙东运河组成。
春秋末期,吴国为北伐齐国争霸中原,在江苏扬州附近开凿了一条引长江水入淮的运河,称为邗沟。以后在这基础上不断向北向南发展、延长。公元605年,隋炀帝即命开凿以洛阳为中心,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的隋唐运河。五年之后,隋炀帝重新疏凿和拓宽长江以南运河古道,形成今江南运河。现为京杭运河在长江以南的一段,经隋朝和元朝两次大规模的扩展和整治,基本上完成了今日京杭运河的规模。
浙东运河又名杭甬运河,西起杭州滨江区西兴街道,东至宁波甬江入海口,全长239公里。浙东运河最初开凿的部分为绍兴境内的山阴故水道,始建于春秋时期。西晋时开挖西兴运河,直至两宋与曹娥江以东运河相连,浙东运河终于全线开通。浙东运河沟通钱塘江、曹娥江、姚江、甬江,横穿富庶的宁绍平原,又连接京杭运河,西入江淮腹地,东出东海大洋。
中国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前后共持续了1779年。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通往东海、总长2700公里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认为,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有效地把陆上主要贸易线路延伸到东海岸,这不仅使南方的生产与北方的消费相联系,而且还刺激了运河经过地区的生产专业化和经济发展。同时,使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中国沿海的各港口、东亚以及印度洋相联系的海上贸易,也随着航海技术的改善而繁荣起来。
斯波义信把宁波城市历史上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等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再联系到与宁波发生经济关系的整个腹地,从而阐明宁波这个城市在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城市成长的规律。这个“规律”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空间概念,就是宁绍平原上的河网,显然应该归属江南运河系统,而宁波可以视为‘南北大运河’的起点或终点。
正是因为宁波独特的地理位置,它成为杭州的外港。来自中国东南的远洋大船被迫在宁波卸货,转驳给能通航运河的小船,通过浙东运河运往杭州,再转运长江沿岸港口以及中国北方沿海地区。而长江下游地区的产品则运集宁波出口。
打开电脑中的“谷歌地球”,输入“钱塘江”三个字,转动着的地球仪会很快转到钱塘江的位置停下来。稍放大,就会发现,这世界著名大潮的发生地杭州湾就像一只喇叭。上古以来,长江、富春江、浦阳江、曹娥江洪流就携带大量泥沙淤积于此,逐渐形成大潮。北宋曾任明州知州的燕肃,在他的科学著作《海潮论》中说,钱塘江口滩浅潮急,来自中国东南海商的远洋大帆船不敢驶入,被迫舍近求远,到明州卸货,被迫在宁波卸货,转驳给能通航运河及其他内陆航道的小船,再由这些小船转运到越州、杭州、长江沿岸港口以及中国北方沿海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的产品则运集宁波出口。
而从钱塘江、曹娥江通往明州,必定要经过姚江。姚江与东海相连,是一条潮汐江。是宁波先民们的智慧,巧妙应对潮汐,使之纳入了运河体系。
浙东运河过曹娥江后分为南北二线。北线运河又名“虞余运河”,从曹娥江东岸上虞百官的上堰头到五夫的长坝,接余姚的马渚横河,过斗门曹墅桥后汇入姚江干流。
南线运河又名“四十里河”,从上虞的四十里河经通明堰,汇入姚江上游的通明江(又称四明江),从余姚云楼乡的下坝汇入姚江。另有后新河、十八里河并行。通明堰,始建于1201年(南宋嘉泰元年),是四十里河的终点,也是姚江的起点,“通明”即通向明州之义。
主河道进入自然河道姚江,在丈亭镇分出支流称“慈江”,在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大西坝分出支流称“西塘河”。此后干流经姚江与奉化江在宁波三江口汇合成甬江,最后在镇海招宝山东面汇入东海。慈江自西向东,在慈城南面分出支流“刹子港”,在小西坝联通姚江。慈江干流经过化子闸改称“中大河”,此后从江北区进入镇海区,最后汇入甬江。西塘河向东到达宁波老城望京门,连接护城河和城内水系,并与奉化江相连。宁波便形成“三江六塘河”水系。
1180年(南宋淳熙七年),明州州判、宋孝宗次子魏王赵恺去世。灵柩要运往他曾经的封地婺州(今金华)去安葬。运送灵柩的船只从望京门出城,沿西塘河西上,在十八里河停住了。因为,在宁波运河上航行,再重要的事情,也要等候。它等候的,就是潮水。古人称之为“候潮”。古代姚江为潮汐江,潮汐涨落,影响通航,当时县志中都有候潮表。
正因为潮汐的影响,使浙东运河宁波河段产生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利用自然的姚江、河道、湖泊等水网,据地形设计运河线路。每一条自然江河(姚江、奉化江、甬江),都有一条或多条、一段或多段人工塘河与之相配。这种“自然江河与人工塘河结合、复线运行、因势取舍”的设计、构筑理念与航运方式,在自然河道形成内外江平行的格局,巧妙地解决了外江潮汐、水位对水利以及航运的影响问题。并将弯曲的外江截弯取直。这是宁波古代运河航道的一个重要特征。
丈亭古镇旧时属慈溪,现属余姚。丈亭江是姚江流经丈亭的一段,与姚江、人工河道慈江相交汇,史称三江口。姚江至丈亭分流,一股直接流向宁波,一股接通人工开挖的慈江,也可至宁波。在1959年姚江大闸建成前,姚江直通甬江出海口,姚江咸潮可一路上溯至上虞通明坝。姚江又是浙东运河取道的天然河道,海潮起落,江水随之涨退。行经的商贾、旅客聚集在丈亭候潮,潮涨则西往,潮落则东行,蔚然而成一日两潮的千年等待。
南宋《宝庆四明志》说:“大江(姚江)乘潮多风险,故舟行每由小江。小江即后江(慈江)也。”这就是说,古时从丈亭至宁波,多是走慈江。从慈江过刹子港,然后船拖过小西坝入姚江,再过江对面高桥的大西坝进入西塘河,直抵宁波府城西门望京门。如果走慈江,与走姚江正好相反。涨潮时姚江往西,慈江向东;落潮时姚江往东,慈江向西。
“姚江乘潮潮始生,长亭却趁落潮行。参差邻舫一时发,卧听满江柔橹声。”这是南宋陆游在丈亭候潮时写下的《发丈亭》诗。陆游多次到宁波看望友人,便是走浙东运河。他船过曹娥江,先泊上虞,然后经马渚和余姚县城来到丈亭,在丈亭停船候潮。丈亭江口那一夜的情景,被陆游永恒地留在了历史的画卷中。
1488年,朝鲜一位官员崔溥,在济州岛渡海返乡为父奔丧,途中遭遇风暴,在海上漂流了14天,最后在中国浙江台州境内登岸获救。中国官员护送他到宁波,从浙东运河到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到北京。崔溥也因此成为明代行经京杭大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
崔溥详细描写了宁波的水城风貌。他坐船从宁波城南门长春门的水门进城,穿过城中十余座大桥,又从西门望京门的水门出城。之后便沿西塘河一路向西至大西坝。他写道:“坝之两岸筑堤,以石断流为堰,使与外江不得相通,两旁设机械,以竹编为缆,挽舟而过。”
崔溥的官船从大西坝翻过姚江,又到对岸的小西坝“挽舟而过”,进入刹子港。刹子港是慈江沟通姚江的运河通道。但是崔溥并没有向西直接进入慈江,而是向北由慈溪县城(今慈城镇)的东水门进入城内,穿县城而过,由西水门出城,再进入慈江。又连夜溯江而上,由慈江入姚江过丈亭,一直到车厩驿,泊于江边。第二天一早他又沿姚江溯西北而上,过姚江驿、通济桥至余姚县,过余姚城到曹墅桥,半夜时分到达余姚云楼乡的下新坝。船翻越下新坝走运河内河,进入上虞境内,连夜到达绍兴府。再坐官船到达杭州,由官差从京杭运河护送到北京。
崔溥回国后,用汉文以日记体记述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成《漂海录》一书。这是迄今为止历史文献中描述浙东运河宁波段最为详尽真切的一本书。
五十多年后,日本策彦周良任勘合贸易的使节,两次渡海来到中国。贸易船都是在宁波靠泊。策彦周良两次从宁波进京,由于贸易船比较大,不惧姚江的潮汐,都是从盐仓门出发,直接走姚江北上,没有像崔溥走西塘河—慈江一线。到达车厩驿后,航线又与崔溥相同,穿过余姚县城后到达下新坝,船翻越下新坝走运河进入上虞境内。
策彦周良第一次入明从京城返回宁波时,住在嘉宾堂,写下《驿程录》,记载了从大运河进京的驿站里程。明代的大运河不但是漕粮及商品的输送线,而且是南北之间公私往返最重要的交通干线。明朝沿着运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驿站体系。《驿程录》是明代最为完整的大运河驿站里程录。它从“浙江宁波府鄞县城里”的安远驿、四明驿记起,记载了大运河起点宁波、终点北京之间的驿站及里程情况。“四明驿”条记载:“本府西门外有西坝。自北门坝舟行四十里。此次有慈溪县。自西坝至车厩四十里。”西坝即今海曙区高桥镇大西坝,旧时是官船进出的必经之处。车厩驿在明代属慈溪县,今在余姚市。《驿程录》的终点是北京故宫皇城的南门大明门。作者在到达终点后对里程作了概括“自宁波至北京路程四千五百七十五里”。
可以说,宁波是中国大运河精彩的亮点。宁波运河实现了中国走向海洋的心愿。宁波港千年不变,海洋性是宁波运河的突出特点。海洋气派最盛的两宋运河,已具备了现代中国大运河对外开放的性质;而这一性质,是宁波人解读的。浙江大学教授、著名地理学家陈桥驿认为,中国大运河一头连着北京,一头连着宁波,宁波具有运河城市与海港城市的双重特征,成为中国大运河内河航运通道与外海连接的纽带,使大运河具有了对外开放的特征,中国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就此连在了一起。宁波是中国大运河连接世界大通道的南端国门。
中国大运河上的宁波,就这样作出了一个空间上的描述:“东出大洋,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港通天下。”
本文来源,宁波水文化微信公众号《浙东运河文化专刊》九,专栏由宁波市水文化研究会、绍兴市鉴湖研究会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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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伊帆
审核:戴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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