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交流融合，推动了长江文化的繁荣与兴盛。 万里长江，千年文脉。9月12日，2023长江文明论坛将在重庆举行，论坛主题为“长江文化传承发展”，典藏长江文化的“长江文明书馆”也将开馆！ 春城晚报-开屏新闻联动长江干流区域和长江经济带区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青海等省（区、市）的15家媒体，推出《长江宝藏：一江之水，一脉相承》大型全媒体报道，共话长江宝藏、赓续千年文脉。
云南：牛虎铜案
在云南省博物馆的展厅中，有一件非常特别的文物，这件文物的发现，翻开了古滇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让世人得以再次窥探到古滇王国。
它，就是牛虎铜案。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李家山24号墓，高43厘米，长76厘米。其造型，以一头强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
“今天再审视牛虎铜案的造型形态，让我感思良多。”玉溪市文化馆的张喜云在《牛虎造型，滇中奇葩——李家山牛虎铜案雕塑造型特征解读》一文中写道，“一静一动，对比鲜明，其设计的巧妙，构思之大胆，而不失严谨的造型。”
除了牛虎铜案，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古墓群还出土了青铜器文物4000多件（套）。1992年第二次发掘的大型墓葬多为西汉政权在云南设置郡县以后埋葬的，墓坑尺寸大小、随葬品丰富程度都超过了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同类型墓葬，这表明设置郡县后，滇国的贵族依然享有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云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丽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墓葬随葬品里，有中原传入的汉式器物或仿汉式器物，但随葬器物的主体还是滇人传统文化器物，这些发现对研究西汉时期汉王朝与滇国的关系、滇国和周边地区文化交流、滇国的范围、滇国的社会形态及变化和衰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方面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云南省博物馆一位工作人员说，牛虎铜案为古滇战国时期青铜铸成的案祭礼器，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更为我国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云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流与互动，不仅有滇国文物的见证，也有史料的记载。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多次提到了“滇”。《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道：“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赐滇王王印，置吏入朝。”《史记·封禅书》中更是描述了云南的风土人情：“其俗好文采衣服、金银珠玉、琴瑟歌舞、饮酒食肉。其地出金银铜铁锡石榴石珊瑚琥珀象牙等物。”
悠悠历史，滔滔长江水；延续历史文脉，共促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
春城晚报-开屏新闻记者 杨质高 摄影报道
朱墨彩绘双体陶罐
西藏地方文化的早期代表
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件名为“朱墨彩绘双体陶罐”的新石器时代文物，于1978年在昌都市卡若遗址出土。朱墨彩绘双体陶罐体现了新石器时期卡若人精湛的制陶工艺及其社会发展水平，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西藏远古先民与周边地区的人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与交流……
据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文化保护研究所所长扎西旺加介绍，卡若遗址发现于1977年，历经从1978年到2012年期间的四次考古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1800平方米左右，发现房屋遗迹31座等，出土了上万件的石器、骨器和陶片等文物，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粟米等。卡若遗址是西藏历史上首次科学发掘的古遗址，也是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原始文化遗址。1996年11月，卡若遗址正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之际，卡若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四川大学教授霍巍在《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一文中提出，卡若遗址首次以丰富的实物资料揭示出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将西藏的远古历史提前到距今约5000年前，促使人们以新的眼光和视角来重新审视西藏古代历史。“昌都卡若遗址的科学考古发掘，是西藏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从此奠定了西藏原始社会研究的新起点，揭开了以真实可信的实物资料来‘书写’西藏远古历史的新篇章。”
值得一说的是，卡若遗址出土的朱墨彩绘双体陶罐，因其悠久的历史、精美的制作工艺、独特的造型艺术，以及其作为西藏地方文化的早期代表而成为西藏博物馆的馆标和镇馆之宝。
卡若遗址中的栏杆式房屋建筑与长江流域邻水的一些房屋建筑相似；陶器纹饰以刻划纹为主，与金沙江流域的云南白羊村、元谋大墩子出土的陶器装饰手法相似；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为粟类，应是来自黄河流域的物种；遗址中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彩陶花纹、陶器造型等与黄河上游、中游地区的原始文化具有可比性等。
扎西旺加表示，从卡若遗址出土的各类遗迹、遗物表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卡若先民与西藏高原及其他地区居民有着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交往交流交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规律，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巨大动力。可以说，长江文明、长江文化的发展，也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西藏昌都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哲含
饰虎铜釜
跨越千年讲述六冲河上游的“古夜郎”智慧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一史实更好地证明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贵州夜郎族群文化的存在。
在贵州省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件名为“饰虎铜釜”的战国秦汉文物，于2000年在贵州毕节市赫章县可乐乡出土，对于揭露长江流域乌江支流六冲河上游的夜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这件器具由青铜所铸，是一个圆底、鼓腹的承物器皿。肩腹部是一堆圆雕立体老虎的饰品，虎头高昂、虎口张开、龇牙长啸，颈部有一条项圈，项圈上饰有贝纹，尾巴上扬卷曲，身体消瘦矫健。
贵州省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袁炜介绍，可乐考古遗址所在的六冲河是乌江最大的一级支流。受长江上下游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影响，可乐出土的文物，既具有贵州浓郁的民族特色，也带有巴蜀地区的特色。
为什么这样说呢？袁炜解释道，“经过对比研究发现，虎形装饰是巴蜀地区常用的饰品元素。出土于贵州的铜釜在器型外观上，和巴蜀地区铜釜十分相近。”
同时，在巴蜀地区出土叫“虎钮錞于”的文物上，虎的造型风格和可乐乡出土的铜釜也很相似。
水既哺育了人的生命，也孕育了人类文明。这些事实都证明，赫章县可乐乡的夜郎文化并不是封闭的文化，和周边的汉族以及少数民族，都有着频繁的交流，并受到长江上下游的滇文化、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影响。
可乐考古遗址的主要参与者——时任贵州省考古所所长梁太鹤如今已经退休，但回忆起2000年“饰虎铜釜”出土的过程以及复原的经过等，往昔依然历历在目。
“这件文物发现于墓主的头顶上，如此精美的器具，说明当时的夜郎人虽然并不富裕，但对器具有着极高的审美要求！”梁太鹤说，这样的审美，和长江上下游政治文化经济的交流息息相关。
梁太鹤也解释说，“饰虎铜釜”两侧老虎身上有海贝装饰，但可乐并不临海，海贝的出现也成为当时夜郎族群对外交流沟通的一项重要证据。
在吸收外文化的同时，夜郎人也保留了自身鲜明的特色。例如，巴蜀地区的柳叶形剑传入贵州，夜郎人加以创新，将木柄铜剑改造成为更加耐用的铜柄铜剑。
两千多年前，在遥远的战国秦汉时期，一条长江无形间串联起贵州和周边地区的联络。这件来自两千多年前的青铜文物，承载着一段鲜活的悠久历史。作为贵州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过去五年来，“饰虎铜釜”先后被送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等地参展，今年被送到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参展，成为长江流域地区文化交流的一件宝贝。
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表示，“饰虎铜釜”作为彰显长江文明魅力的重要文物，将继续在贵州省博物馆的秦汉单元进行展出，通过文物实物展出的形式，向社会大众生动展现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植根文化传承，致力于文化传播、共享、创新以及发展事业。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金秋时
江豚形陶壶
4500年前人们对“微笑天使”的致敬
它，体形微胖，鸟喙形尖嘴，圆溜溜的眼睛，尾巴向上翘起，造型生动可爱。
它是南京博物院的江豚形陶壶，长32.4厘米，高11.7厘米。在展柜中，因为造型可爱有趣，总是成为最吸睛的一件国宝。
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典藏部副主任杨海涛介绍，江豚形陶壶1960年出土于江苏吴江梅堰遗址中，是良渚文化器物，距今4500年左右。
长江江豚是长江中现存唯一的鲸豚类动物，是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被认为是长江生命力的晴雨表。长江江豚有非常漂亮非常迷人的笑脸，人们把它们亲切地称为“微笑天使”。
“4500多年前，江豚很常见。当时的人们认为它在水里自由自在又身形圆润，是富足的象征。”杨海涛说，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有关于长江江豚的传说及神话故事，在很多古诗中，也常会出现江豚。如：唐代的韩愈写道“江豚时出戏，惊波忽荡漾”，清代薛时雨写道“江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
这件江豚形陶壶，线条流畅，生动逼真，反映了4500年前制陶工艺的精湛。它没有过多的外部装饰，没有绚丽的色彩，只有质朴造型，有一种直击人心的美，反应了“大道至简”这一中华美学的精髓，是一气呵成的。
杨海涛说，“这件江豚形陶壶结合了器物的实用功能，造型流露出先人个性率真、生动洗练的审美趣味，让我们感受到生生不息的长江文明。这可爱的外型，也让我们意识到保护江豚、保护环境、保护长江的重要性。”
现代快报+记者 胡玉梅
商伏伏鸟双尾青铜虎
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代表性器物
当我们谈及商代青铜器时，总会首先想到河南安阳，想到黄河流域。然而你可知道在长江流域，江西同样存在过一个神奇辉煌的“青铜王国”。
江西省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件名为“商伏鸟双尾青铜虎”的商代青铜器，为存世最大的青铜虎，是商代青铜艺术的辉煌之作，也是长江中游商代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商伏鸟双尾青铜虎”为单体卧虎，重达6.2公斤，为目前存世最大的先秦青铜虎。在造型上，张口咧齿，獠牙外露，凸目狰狞，四足卧伏作欲纵之状，将虎的神性和人对虎的崇尚之情表现到极致。
据了解，“商伏鸟双尾青铜虎”1989年出土于大洋洲商代大墓，对于揭露长江中游商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大洋洲商代大墓发掘出土了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该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纹饰之美、铸工之精、造型之巧，震惊中外，是目前在同一遗迹单位内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一次，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和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发现，为揭开3000多年前长江流域文明之谜提供了重要依据。
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也改变了商代青铜文化源于中原，江南地区是“荒蛮服地”，没有发达的青铜文化的传统观念，使得该地域一跃成为南方的青铜王国。从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器物来看，说明此时在中原商文化与本土文化碰撞中，它们或保持或吸纳或创新，体现了多元一体交流融汇过程。
江南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范晶、兰春
西周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
散发古玉光泽的西周青铜罍
罍（léi）是历史悠久的盛酒或盛水的大型容器，也是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人们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战争胜利等祭祀活动中常用到的重要礼器之一。
西周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是1980年四川彭县竹瓦窖藏出土的文物，现收藏于四川博物院。
国家一级文物。象首铜罍的纹饰中，象、牛、祭祀人的写实形象体现出四川地方的浓郁特色，同时，夔龙纹、兽面纹等夸张的纹饰则带着中原青铜文化的印迹。象首纹铜罍造型宏大，纹饰美观，构图精巧，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堪称精品。
此罍有盖，直口，方唇，双耳，圈足。盔形盖，饰四鸟形突棱，中饰夔龙，突棱恰成夔鼻。肩部饰立体长鼻象双耳，双耳间各铸一立体卷鼻象首。下腹部饰一兽形小耳。自颈部至圈足以扉棱将器体分为四组相同的纹饰，每组纹饰分上、中、下三段；肩上中间为一蟠龙，两边间以夔纹；腹部为卷耳大眼之夔龙，通体以云雷纹为地。该罍主体突出，布局对称，构成瑰丽繁缛的图案，颇为生动。扉棱是青铜器上常见的一种装饰，一般为凸出的条状，将器物上连续的图案分割开来。它实际上是范铸痕迹。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于1972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文中说，公元前3000-前1000年间，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的月平均温度，正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5摄氏度，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摄氏度。当时的这一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恰恰是适合象群生活的条件——雨量充沛，温度适宜，遍布森林和草原。
根据推测，西周初年，这一带是有大象遗迹，或有大象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人们才会把大象的形象铸在青铜器上。
这件青铜器出土于四川，并不是蜀文化的自己创造，也不是蜀文化吸收周文化的融合，而是表明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西周初年就有很好的交融和交流。
封面新闻记者 王祥龙
战国青铜虎钮錞于
一件差点被错过的巴国重器
是盛放东西的罐子，还是另外有什么作用？二十多年前，这件宝贝刚出土时，包括考古工作者在内都有过这样的不确定和猜测。
但随着关键的“虎尾”被找到，这件造型古怪的器具的真面目也渐渐展现在了人们面前——这是一件巴人特有的军乐器：虎钮錞于！“它的精良工艺和历史意义，以及它对巴人‘天性劲勇、质直好义’精神的体现，都诠释了巴文化的独特魅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陈列部研究馆员，中国史（历史地理学）博士彭学斌这样说道。
在彭学斌看来，如果要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二十八万件藏品中选出一件作为巴文化的代表，那战国青铜虎钮錞于将是不二之选。不过，它重见天日的过程颇有些传奇，还差点被错过……
1989年，彭学斌从吉林大学博物馆专业毕业，进入当时的万县博物馆工作。同年，虎钮錞于在万县地区甘宁乡（今重庆万州区甘宁镇）出土。所以，其出土经历彭学斌至今印象深刻。
彭学斌说，刚出土的虎钮錞于并不完整——顶部老虎的尾巴断了。但因为发现虎尾断裂处还很新，他们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发动村民在周边寻找老虎断尾。“还真找到了！”
彭学斌表示，经考证，这件青铜器被确认为战国时期的巴人特有的军乐器虎钮錞于。
它高68厘米，重30公斤，肩围93厘米，腹围64厘米，肩围大而腰围小，整体呈椭圆筒形，下面镂空无法盛放物品。走近细看，会发现顶部中央铸有一只老虎，老虎耳目清晰，张口露齿，尾巴微翘，威武伫立。
“作为一件军乐器，它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彭学斌介绍，据史料记载，巴人处在大国的包夹之中，生存环境险恶，因此全民皆兵，长期征战。他们在战场上跳着激烈的舞蹈，就是用虎钮錞于和战鼓，敲击出激动人心的节奏，希望能够借助虎的威势赢得战斗的胜利。
彭学斌说，随着岁月流逝，虎纽錞于的实际用途更为广泛，在宴飨、祭祀等各种重大活动和场合也能见到。“当时的人们非常看重錞于，是作为一种神器来使用。”
长年从事研究工作，使彭学斌对战国青铜虎钮錞于有了更深层次的体悟。在他看来，这件文物还代表着巴人的品性，深蕴着世代传承的崇敬与赞美。
“它是巴人天性劲勇、质直好义的英雄本色的体现。”彭学斌说，虎钮錞于作为一种军乐器，敲击的时候身震如雷，威慑敌胆；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振奋精神，威慑鬼神。
“它反映了巴人善于学习、勇于进取的精神。”彭学斌说，錞于本身并非巴人的特产，但是在錞于上面加装一个虎钮，这是巴人把自己的文化符号安装在外来的乐器上面，成为巴人的一种特色。而这种特色又使得文物更加美观，更具文化内涵。
可以说，虎钮錞于的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纹样都在述说巴人的生活、巴人的精神……而这个古老民族的英勇与勤劳，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有着鼓舞和激发的作用。
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文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供图
凌家滩玉鹰
“玉文化”闪耀中华文明曙光
亘古凌家滩，入梦五千年。在安徽博物院《凌家滩文化展》中陈列着这样一件玉器，它是一只展翅的雄鹰，两翅却各雕一猪头，整体圆润光滑，显示了高超的制作工艺。这便是1988年出土于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来自于新石器时代的玉鹰。以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巢湖流域也闪耀着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
这件玉鹰1998年出土于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墓葬区29号墓，现收藏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鹰通高3.6厘米，宽6.35厘米，厚0.5厘米，灰白色泛青绿点，表面抛光润亮，鹰作展翅飞翔状，头和嘴琢磨而成，眼睛用一对钻的圆孔表示。两翅各雕一猪头，似飞翔状，鹰首侧向傲视，似与两侧兽首相呼应。在玉鹰的腹部规整地刻划了直径为1.8厘米的圆圈纹，内刻八角星纹。八角星内又刻一个直径0.8厘米的圆，圆内偏左上又对钻一圆孔。大圆的下部雕刻扇形齿纹作鹰的尾部。玉鹰为双面雕刻，两面纹饰相同。
有学者认为，八角星纹象征着太阳，而这件玉鹰则是当时太阳崇拜、鸟崇拜、猪崇拜三位一体的综合，也可能是三个部落联盟的图徽。从制作工艺上来看，它明显经过了抛光处理，整体显得光滑圆润，充分展示了当时凌家滩制玉工匠抛光技术的成熟。
“凌家滩文化与辽宁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并称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其出土的文物代表了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同时期玉文化最高水平。”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一室主任、凌家滩遗址第三任考古领队张小雷介绍，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石器种类繁多、造型独特、琢磨精致、美轮美奂，最为耀眼的玉版、玉人、玉鹰、玉龙等代表性玉器在思想与历史价值、工艺与艺术造诣上别开生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从1987年至今，凌家滩遗址已经经历14次发掘，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距今5800年-5300年。除了高规格的玉石器外，凌家滩还发现了大型祭坛、祭祀坑、积石圈、墓葬群、居址、壕沟等遗迹。这些遗存的发现，完善了对墓葬祭祀区布局的认识，对研究中国史前用玉制度及对历史时期礼制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2019年，凌家滩遗址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重大课题，并作为长江流域5处区域核心聚落之一被纳入新一轮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课题中。张小雷表示，凌家滩文化代表了长江下游一种新的，以区域为中心，以玉石制作为特点，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些特点表现出它已具有了中华早期文明的部分特质，这对长江下游文明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安晚报大皖新闻记者 吴碧琦
贵州铜仁：牙璋
锦江流域是长江流域的二级支流，锦江流域的考古工作一直没有突破，直到2010年，锦江流域开启首次考古发掘，随着近10年来考古工作不断地深入，锦江流域的古文化面貌慢慢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发源于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山麓的大、小两江自西、自北而来，汇于铜仁市内，称锦江。锦江绕城半周后奔流东去，汇入湖南沅水，再汇入长江。而方田坝遗址位于铜仁市坝黄镇，处在锦江（大江）北岸一级阶地之上，该遗址出土的这件牙璋，是贵州的首次考古发现，也是目前贵州唯一一件牙璋。
牙璋是古代祭祀礼仪重器，是一种首端为斜凹弧形或斜“V”字形，侧阑有扉牙装饰的玉(石)质端刃器，材质以玉石为主，主要发现于新时代至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各地均有发现。
这件牙璋长约5.4cm，宽约0.8至1.1cm，刃部平滑，前端较宽且有损，阑两侧有齿，不对称，不见柄部，整体牙璋形态明显。该牙璋出土于方田坝遗址H12，与之同时出土还有深腹罐、高领罐、高柄斗、小平底罐等典型器物，根据出土器物组合和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对比，可以推测牙璋的年代在商周时期。
牙璋的出土更是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它是古代祭祀礼仪的重要材料，不仅填补了贵州牙璋考古的空白，丰富了长江流域牙璋材料的分布时空，同时也反映了长江中上游古文化沿乌江向南渗透进入贵州腹地的情况，是早期巴蜀文化向东扩展，经长江、乌江、锦江深入黔东湘西地区的重要佐证，也是长江流域古文化传播、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重要体现。
多彩贵州网记者 应腾 陈卿
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出土原始瓷
见证了长江中下游物质文化交流
荆楚文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
70年来，湖北考古薪火相传，硕果累累，繁星满天。这些重大考古新发现，展示了荆楚文化的底蕴和长江文明的高度，也为长江文明的传播贡献了湖北力量。
入选“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是中国21世纪考古的重大发现，有专家称其考古学术价值不逊于曾侯乙墓。
据湖北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曾攀介绍，该博物馆藏有2011年、2013年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的重要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原始瓷，主要有豆、尊、瓿、罐、瓮，大部分瓷器上都有纹饰，纹饰简单。考古学界一般认为，这些产品是来自于长江下游地区。
曾攀表示，原始瓷在商代早期的中原文化遗存就已经出现，在武汉盘龙城遗址中就出土有原始瓷器，“当时稀少的原始瓷毫无疑问是当作贵重物品出现于中原贵族墓葬中，显示拥有者的身份和地位。到了西周时期，东南地区的浙江窑址产品通过水运到达随州，进而通过随枣走廊到达中原、关中。”
曾国所在的地域处于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交流的中继地，是连接南北交通的要道，而西周中央王朝对江汉地区的经营，其重要目的在于获取南方丰富的资源。曾攀表示，叶家山墓地出土的原始瓷器，是长江下游与长江中游地区，乃至黄河流域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极目新闻记者 戎钰
商代鱼纹铜罍
洞庭湖青铜文化的湖湘特色
商鱼纹铜罍（léi），岳阳博物馆的千年镇馆之宝。曾经在2021年 “庆祝中国考古百年”湖南省百件（套）出土文物精品推介活动中，收获超过20万网络投票，成为湖南省百件（套）出土文物精品的人气第一名。鉴于其重要价值，它也成功入选“湖南省百件（套）出土文物精品”。
它的肩部分饰四个牺首，牺首之间有四只扁身凤鸟。腹部与圈足上各有四道扉棱。腹部主纹为四个雄伟的兽面，上部为圆涡纹，中间为“米”字纹，下部有三条鱼纹。其上的鱼纹充分体现了洞庭湖青铜文化的湖湘特色。
商鱼纹铜罍的出土完全是个“意外”。据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袁建平介绍，商鱼纹铜罍是1982年岳阳县的一个放牛娃无意中在半山腰发现的。“放牛娃在半山腰一处断崖小解时，突然间发现旁边黄土里隐约藏着东西。他用手扒开细看，是一个小兽头，被吓坏了，赶紧回家告诉父亲。”
“爸爸，我在山上看到怪物了！”小孩父亲听到，扛起锄头就往山上赶，最终挖出了这件铜罍。
这件铜罍也因此重现于世人。它通体碧绿光亮，肩部的四只扁身凤鸟以及腹部、圈足的四道扉棱把器身分成四个部分，每部分的纹饰一致。它的腹部下部各有3条鱼纹，共12条，因此得名“鱼纹铜罍”。
工作人员看到这件价值连城的文物后又惊又喜。因其在岳阳出土较少，如果是真品，将对整个地区的考古工作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具有教学意义。
罍（lei）是古代常见的一种酒器。袁建平说，鱼纹铜罍小口、高圈足、“米”字纹和鱼纹等特征为中原商代青铜器中所不见或少见，表现出明显的商代晚期长江中上游地区特色，对于研究商文化在南方的传播及南方青铜文化的兴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它铸造精良，纹饰繁缛细腻，是湖南出土的4件铜罍乃至长江流域出土的铜罍中最为精美的一件，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些青铜器，仿佛具有某种魔力，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让你挪不开眼。从商朝至现在，它们被铸造、被埋葬、被发掘。岁月留下的痕迹，深深地烙印在它们身上。它们的存在，会将历史不断地延续。
潇湘晨报记者 章杨梓昕
“南昌”豆形青铜灯
跨越两千年重现“南昌”
《滕王阁序》中开篇写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其中的“豫章”和“洪都”都是现在南昌的别称。那么最早的“南昌”二字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答案在南昌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内展出的文物——“南昌”豆形青铜灯上。这是一盏从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豆形青铜灯，铜质。圆形浅灯盘，腹壁微斜；柱形灯柱，上部呈竹节状；喇叭形灯座，圈足。灯盘外壁与灯座正面均刻有“南昌”二字铭文，是迄今江西境内发现最早的有关南昌的实物资料。
据了解，西汉初年，在今江西地区设立豫章郡，郡治南昌县，管辖全境18个县。而南昌相传是西汉开国大将灌婴所赐，寓意着“南方昌盛”，或者“昌大南疆”之意。而此次在海昏侯墓中发现的豆形青铜灯是“南昌”二字出现于西汉的有力证明。
洪观新闻全媒体记者 欧阳雨婷
玉树岩画
镌刻在大山岩石上的历史
青海省作为长江流域源头，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民族构成造就了独特的源头文化。玉树岩画作为研究青藏腹地上古时期人类活动的重要依据，是古人类抒写在江源大地上的文化记忆。
近年来，称多县文联组建研究团队开展田野调查，搜寻隐秘于民间郊野的古老历史遗产。庚卓、白龙、清水河等地大型岩画群的陆续发现成为国内外考古界的焦点，众多专家学者不断进入通天河流域开展研究。在通天河两岸的称多县和玉树市两地研究团队的不断努力下，玉树岩画不断有新的发现，每年刷新着最新的纪录。
2021年12月17日，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仲达乡与安冲乡交界处英邦滩拉姆扎纳山体东南方新发现一处古代岩画群落，共统计到191个个体岩画。这些新发现的岩画有组合岩画和单体岩画，保存完好，内容丰富，进一步贯通了通天河上下游上古时期密切的文化关系，明晰了古人类迁徙轨迹。
2022年3月14日，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仲达乡电达村铁仁沟发现迄今玉树通天河流域体量最大的凹穴岩画群，个体数量达到208个。有专家认为凹穴岩画是古人类定季节和时刻功能的日晷，也是具有宇宙论意义的天文星象图。
称多县文联主席仁青尼玛研究玉树岩画多年，他说：“通天河（长江上游）地区是一块古老而神奇的人文宝地，是一部博大而厚重的文明史书。中央民族大学岩画中心主任张亚莎教授曾说，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的发现，填补了青海及藏北高原岩画衔接上的缺环，使青藏高原‘羌塘岩画’那条东西长、南北狭的条状分布带向东延伸了数百公里，与著名的‘藏彝走廊’连接起来，成为青藏高原古代羌人迁徙与活动的重要历史见证。”
仁青尼玛介绍，玉树岩画是镌刻在大山岩石上的三江源地区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史料。其中，通天河流域的岩画，图像十分丰富，除牦牛和鹿等动物，还有原始符号、塔型和棋盘岩画各种符号等。
这些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岩画，题材鲜明，形象逼真，具有极为浓厚的通天河流域原始住民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对研究三江源地区人文历史有着重要价值。另外，古岩画深层次地反映了玉树州称多地域，有最原始的土著居民活动和繁衍的迹象，从而证实了通天河流域作为青藏腹地最原始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远古时期就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梦婷
双耳瓶
竟“藏”着50只青花团龙纹杯
长江口二号古船，发现于上海市崇明区横沙岛东北部横沙浅滩水下约8-10米处。这艘清代同治时期的木帆船惊艳出水是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大事件。古船犹如一颗“时间胶囊”，鲜活展现了清代晚期以来长江黄金水道航运的繁荣景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证，也是上海作为世界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宝贵见证。
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今年夏季举行的《江海撷珍——长江口二号科学考古进行时》展览中，最大的一件瓷器来自冬青地堆白青花松下高士图双耳瓶。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赵荦介绍道，双耳瓶上可以看到一位老者身边，围绕着几个拿着书本的童子，老者在教导童子们读书，神态活泼，画面很有生活气息，这就充分说明这是一件民间用的瓷器，也俗称“嫁妆瓶”。更令人惊喜的是，当考古人员一层层清理瓶身中厚厚淤泥时，从这只双耳瓶里又连续取出了共计50只青花团龙纹杯。大瓶颈部竖着摞了5件，肩部横着摞了5件，底部还有4摞，每一摞竖着有10件。杯与杯之间的间隙则是用稻壳垫满，起到了一个间隔的作用。
古代船上空间有限，船员往往要充分考虑怎么去装载瓷器，才能最合理地利用空间。“北宋的《萍洲可谈》就曾提到‘货多陶器，大小相套’，说明早在北宋年间，贸易船只上的瓷器运输已经采用了这种方式”，赵荦说，我们未来在考古发掘中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去看更多的瓷器装载方式，瓷器装载在文献中记载非常少，唯有通过考古发掘，才能了解到当年瓷器是怎么通过这个船装载运到国外去。
上海 东方网记者 熊芳雨
浙江：河姆渡猪纹陶钵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浙江史前文化有两朵花，一朵河姆渡，一朵良渚。
今年，是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1973年震惊中外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和河姆渡文化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领域，第一次证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在浙江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猪纹陶钵非常有特色。它于20世纪70年代在河姆渡遗址出土。
很多人都看过这只陶钵上的猪猪图案，尤其是它的腹部，阴刻重圈和草叶纹的混搭装饰，这个纹饰很有名，可以说是河姆渡的Logo。
但，你看过它的背面吗？
实际上，它背面也是一只阴刻的猪，但朝向不同，体型小一点，纹样也不完全一样，纹饰更简单。这种对称动物纹略有繁简的现象，也常见于河姆渡文化的各类器物上。
这种艺术处理，充分反映了河姆渡人艺术构思的奇特和审美情趣的淳朴。从这个猪的刻绘造型，表明了河姆渡人在原始绘画艺术的技巧上已相当熟练，绘制的笔法也十分简练，不仅猪的形象逼真，而且神韵天真。所以说它是一件朴质的实用器，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致的艺术品。
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 马黎
一审 杨茜
责任编辑 袁熙
责任校对 吕世成
主编 严云
终审 编委 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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