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而亡。”

几乎所有的诗词歌赋中，都提到过秦朝的辉煌与湮灭，而表达之意也有着无尽的可惜。

也因此，不少人幻想，假设当初扶苏没有奉诏自尽，那么他能够和蒙恬一起率领三十万秦军夺回皇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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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种历史的“如果”需要分两步看。

一、假如扶苏有勇气起兵的话，会有很大概率夺回皇位。

在此之前，先说一说胡亥。

胡亥是秦始皇第十八子，也是秦始皇比较宠爱的儿子，经常把他带在身边。

这个迹象让一些史学家怀疑，胡亥很可能是正当继承的皇位，并不存在篡改遗诏一事。但是笔者却认为，这个判断过于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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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记载而言，有更多迹象说明，从胡亥一出生开始，他的位置就已经被确定了。或者至少没有迹象表明，他是按照皇位继承人的标准来培养的。

胡亥年少时便师从赵高，学习的是刑狱诉讼的律法。

相比于当时的扶苏能够参政议政，经常劝谏秦始皇的情形，而胡亥显然更像是一个专司于某项具体职务，但并没有资格参与朝政的局外人。

没有处理政事经验的胡亥，在秦朝朝廷应该是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根基的。这也是赵高和李斯选择扶持他上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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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亥之所以能够经常跟随秦始皇外出，更有可能是出于他的师傅赵高是中车府令（职责相当于现在的交通部长），要负责秦始皇的一切行程事宜。

胡亥作为秦始皇的小儿子，又是交通部长的学生。每逢皇帝出巡，自然也要跟着帮忙安排皇帝的饮食起居、行动路线等等。

扶苏则完全不同。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的名字取自《诗经.国风》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这句话是形容山水之间树木茂盛、繁花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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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扶苏”二字，充满着诗情画意。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评价过扶苏的为人，称“扶苏为人仁。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

如果再加上扶苏临死前，一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作为。

可以说，史书中公子扶苏的样貌，是最符合当时、以及后代儒生们的“仁君”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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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上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过，扶苏在朝期间担任过什么具体职务。但这反而证明了他作为嫡长子，可能从一开始就被秦始皇和天下人视为皇位继承者，因而无需特别安排职位。

而后世不少史学家都感叹过扶苏是一个很有政治远见的人。

尤其是在秦始皇准备坑杀四百多术士（一说是儒生，即焚书坑儒）的时候，扶苏敢于上书直言，这足以表明他在朝堂上的地位和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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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苏认为：“如今天下刚刚安定，边远地区还有尚未归附的百姓。此时如果坑杀这么多读书人，恐怕会引起天下人的惶恐，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这番见解在普遍认为“黔首即草芥”的秦朝，实属难得。也正是扶苏心中的一份当世少有的为天下、为儒生、为百姓的情怀，感动了一代一代的文人墨客。

但这番话却惹恼了秦始皇。可能他认为，扶苏的想法太过幼稚，不懂严刑峻法的功效胜过怀柔感召，这个儿子还需要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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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秦始皇一怒之下，把扶苏发配到边疆，命令他协助蒙恬将军监督民夫修建长城。让扶苏自行感悟他口中的民生疾苦重要，还是嬴政口中的千秋大业重要？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蒙恬一家了。

从祖父蒙骜开始，蒙家三代都是秦王室最信任的将领。父辈蒙武在灭六国的征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到了孙辈哥哥蒙恬和弟弟蒙毅，兄弟俩很小时候便成为了嬴政的近臣和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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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将秦国三十万的精锐部队和修长城的边防重任，交给了哥哥蒙恬。又将贴身护卫，辅佐内政之权交给了弟弟蒙毅。

同样的，把最重要的帝国继承者扶苏送到蒙恬身边。表面上像是在打压教训，实质上就更像是在培养扶植他的军中影响力，积累他的军队功绩。

从以上扶苏和胡亥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扶苏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力上，都远比胡亥更加名正言顺、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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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沙丘政变之时，能算得上扶苏的政治对手的，并非胡亥，也不是赵高，而是在政见和关系上极为不和的丞相李斯，也只有李斯有这样的头脑和能力，设计一场周全的政变。

然而李斯始终不过一个善于治政的文臣。

扶苏一旦选择对抗，面对蒙恬这样能征惯战的武将，和铺天盖地的三十万秦国武装精锐，李斯恐怕很难组织起像模像样的抵抗。结果只有束手就擒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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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苏和蒙恬哪怕只是出于对诏书心存疑虑，也不发兵打仗，只是据守边关。等到秦始皇已死的消息实在瞒不住。

那么，胡亥、赵高和李斯三人篡位、矫诏的阴谋必然会露出越来越多的破绽。

到时候扶苏只需要带兵奔丧回咸阳，一声质问就能让秦人群起而攻之。李斯、赵高再狡猾也难逃一死，胡亥就算不死也会被囚禁。

所以，扶苏只要联合蒙恬起兵，夺回皇位基本上不费吹灰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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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事实也证明，扶苏尽管有着仁义的心肠和卓越的政治远见，却没有一个封建帝王不可或缺的杀伐果决的心性。

当蒙恬觉得旨意不妥，劝扶苏说：“皇帝远游在外，并未正式立太子。而他将边关三十万将士交由你监督，肩负这么重大的责任的人怎么会说杀就杀？万一是别人的阴谋诡计呢？不如再请示一下，明确了之后再死也不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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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此刻的扶苏，居然连求生的意愿都没有了。撂下一句：“一个父亲能命令儿子自杀，还需要请示什么呢？”

随后便毫不犹豫的自杀了。

一个疑点重重、一戳就破的诡计，就这样在扶苏公子的脆弱情感和迂腐思想的促成下，轻而易举的达到了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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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留下蒙恬这位威震四方的将帅之才，因为失去了任何抗命的理由，所以只能沦为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最终和弟弟蒙毅一样承受冤屈，先后死于折磨和陷害。

基于对扶苏这种善良有余、智慧不足的性情分析，我们不妨扯一扯第二步“如果”。

二、假如扶苏得到了皇位，秦朝是否会长治久安？

这一步的答案是可能性很小。

因为即使是扶苏继位，如果不能顺利推动帝国转型，那么秦朝崩溃也只是时间问题。

而根据扶苏在生死抉择之际表现出的软弱和逃避行为来看，笔者倾向于认为他无力完成秦帝国成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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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读者的印象中，对“秦二世而亡”这句话的记忆过于深刻，误以为秦朝只有十五年。

其实不然，秦国自初建开始已经足有五百年以上，距离最近的一次商鞅变法，到秦统一六国，也已经历经一百五十年左右了。

也就是说，秦朝的灭亡倒未必是因为胡亥当了皇帝，而是秦朝治国的制度和政策已逐渐老朽，必然导致整过国家走向崩溃。

秦国历史上经过两次巨大的进步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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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秦穆公时期，五羖大夫百里奚施行的“重施于民”政策。强调富民强国。

百里奚担任秦相国时，减轻了民众的赋税和徭役，鼓励商业贸易。废除了权贵的世袭制，采取“以功授爵”的方式激励臣子的进取心和忠诚度。

另外，他还制定律法，规范社会秩序和行政管理准则，打击贪腐行为。并且提倡文明教化、推广礼乐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

在百里奚执政的三十年间，秦国很快就从不受中原国家待见的西域落后小诸侯国，成长为强大的一方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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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穆公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另一次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重点在于以“愚民、弱民、疲民、贫民、辱民”的驭民五术来富国强兵。

在商鞅变法期间，致力于铲除民间“仁、义、和、平、善、良、孝、悌”的理念，鼓动人人相互监督相互告密，削弱直至消灭任何民众团体的凝聚力、财富和个人智慧见解。

商鞅规定秦人只有两条活路——平时种田、战时打仗。除此之外杜绝其他经营晋升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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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整治下，秦国很快变成了全民皆兵的战争机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的做到战争总动员。

秦国也是从商鞅变法之后，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战力最为强悍的诸侯国，并且在当时的农耕生产力下，后勤保障动员力最高。

这一切也是后来秦国能战胜装备先进的魏武卒和不怕持久战的原因。

商鞅体制累积的国力，到嬴政加冕为秦王的时候，已没有任何诸侯国可以与秦国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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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秦横扫六合，绝不是秦始皇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属于“六世之余烈”。

秦始皇统一后，他也没有卓识远见，及时的把国家从战时高度紧张的运行状态，调整为与民休息的平稳建设状态。

这便是秦王朝兴勃亡忽的根本原因所在。

百里奚和商鞅，这两位改革家的个人命运的结局，某种程度上也昭示了，政策之因所形成的国家的命运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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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奚身体力行、以德治国。他当官的时候，出门巡视不讲排场、不喜欢坐轿子，夏天到田间也不需要手下打伞遮阳。

他外出的时候常常不带护卫，有时带了几个随从也不持武器，根本不担心有人会谋害自己。

百里奚从到秦国为官至去世，老秦人由贵族到平民，都感念他的好处，赞叹他的为人。

商鞅一朝得势之时，便开始了他的奢华张狂。他的府邸富丽堂皇不说，每次出行的排场都不亚于秦国任何一个王室贵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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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随的护卫随从各个穿盔戴甲、拿刀持枪。门客亲信也都是狐假虎威、作威作福。

百姓看到商鞅出行，唯恐避之不及遭受刑罚，就连王公大臣也得礼让三分。

而这一切在秦孝公死去后便戛然而止。

几乎所有老秦人都想把商鞅碎尸万段。而商鞅也在自己制定的监控网下逃无可逃。最后被五马分尸、夷尽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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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苏公子肯定是知道这两个人的不同结局的。但他更知道每一次制度上的革新都会触动老集团的既得利益。

要把“商鞅模式”切换成“百里奚模式”，势必得准备好得罪一扫六合的军功集团。

秦始皇嬴政或许能够做到，但扶苏有没有这个魄力和能力做到，便不得而知了。

假设扶苏得到皇位的话，他也不太可能停下修建长城和秦始皇陵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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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耗尽天下钱粮和民夫的工程都停不了，百姓的税负和劳役就得不到减轻。更别说像汉朝那样，实施无为而治，把原本重农抑商的政策，改成激励商贾贸易。

这个转变虽然利民富民，唯独不利于官。他相当于放权，削弱了官府的行政管辖力量。

那些原本掌控者物资分配权力、又有军功傍身的开朝元老们有没有可能答应扶苏这么做呢？一定不会的！

停工做不到，兴商不能行，为维持帝国的财政平衡，那就只剩下裁军一条路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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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扶苏坚决要裁军，那么就算是曾经坚定的站在他身边的蒙恬，也难免心生不满。

说不定到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将会发生——轮到胡亥振臂一挥，号召关中的老秦人推翻扶苏这个坏了祖宗家法的暴君。

结论：历史无法计较真相细节，但残存一个亘古道理

谁也无法回到2000年前去看一看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汉代贾谊在《过秦论》里，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里，都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同样的道理——江山社稷是因民生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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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君王把国家当成自家的私产，把民众当成实现一己私愿的工具，为了自己的私愿致民生于不顾。

那么，任凭它有多么宏伟壮观，这个愿望都不过是由美好地砖铺成的地狱。

既然是人间炼狱，那迟早会出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

古代读书人喜欢将顾惜民生的完美君王形象，寄托在扶苏这样的、具有仁君潜质、却不行身死的圣主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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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这种寄托不过是迂腐儒生的一厢情愿。扶苏未必有多贤，胡亥不见得十分恶，秦的兴亡是由秦制决定的。

了解人的本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寻求良性的制约和平衡，才会真正“山有扶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