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断于海峡两岸的《富春山居图》，其作者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其生平事迹又折射出什么样的时代特征？对于出生在南宋江南的元代著名山水画家黄公望，本章考证其仅记录于《录鬼簿》的模糊不清的家世与生平事迹，并且以其生平为线索，打破王朝界限，在同一个帝国的视野下，展示黄公望身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揭示历来被忽视的从南朝到南宋的历史连续性，强调成为经济、文化重心后的江南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从而昭示南宋的遗传基因在元代的放大，以及向明清乃至中国近代延伸的意义。窥一斑而见全豹，试图透过这件个案考察，来具体阐述宋元变革。

引言

题为《写意黄公望》，并非讨论黄公望的山水写意画，而是让黄公望入画，走进他一生钟情的飘逸山水，走进他流连不舍的富春山居，为画家本人作一幅大写意。不过，这幅写意并非使用画笔，也不需纸帛，而是用文字来勾勒。为何不直称生平考述，或绘事评述，而叫写意呢？

尽管黄公望晚年名声已显，后世备受推崇，俨然被尊为文人画新开山，连古稀天子都为之倾倒。但历来仅仅借画成名者，其生平事迹多语焉不详，远不如以位显赫、以文名世者被详细载录。重其画，忽其人，根砥在于传统观念的排斥，认为薄技小艺，难以入流。正史不载，要入只能入录鬼之簿。后世名声如雷贯耳的黄公望，生平事迹朦胧如雾中山水。

黄公望在《写山水诀》中写道：“远水无痕，远人无目。”黄公望的生平，便如一流远水，难着细痕。黄公望，你在云雾远山中，被我们眺望，看不清你的眉目。所以，无法绘一幅纤悉毕具的工笔画，只能勾勒山水朦胧人朦胧的大写意。

长寿的黄公望，几乎与元朝相始终。这个特殊的时代，便是这幅写意画的底色，便是黄公望徜徉寄情的山水。真正的传统写意画，尽管有浅绛、有青绿、有金碧，但是并非十分注重色彩，而在达意。我虽然表面上借写意之名，实际却要浓墨重彩，来书写铺垫黄公望置身的时代底色。

一、“风景旧曾谙”：黄公望的时代底色

13世纪中叶，一支剽悍的铁骑，在漠北高原勃然而兴，不数十年，横扫欧亚。汉人失去了江山，中国内陆成为大元帝国的中心区域。对此，汉人有过激烈反抗，有过默默抵触，但毕竟生活还要继续，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一无情的事实。

时光的流水会冲淡感伤，会抚平创痛，还会让人淡忘苦楚。黄公望生当宋末，10岁那年，大宋的旗帜伴随着陆秀夫负帝蹈海，已经彻底淹没于崖山的狂涛之中。再过10年，黄公望成年之时，多数人已经看惯了宽脸高颧的蒙古人和金发碧眼的色目人，熟悉了达鲁花赤这样别嘴的官称。生活归于平静，社会归于平静。

黄公望生长的江南，至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经济富饶与文化兴盛，已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以孙吴的江南开发为端绪，西晋永嘉南渡，大规模移民，东晋的百年经营，南朝的持续繁荣，使江南俨然成为取代中原的正统所在。五胡十六国中，奉东晋正朔的为数不少。而北朝对南朝仰慕效法的结果，竟达到“衣冠士族，尽在中原”的程度。

近四百年的江南发展，使得隋唐再度实现全国统一后，即便是政治中心重归中原，经济重心也已在江南确固不移。在中国，政经逐渐分离，走向二元化，因此才会有大运河的修筑。

从隋唐到北宋，在王朝一统的长期统治下，聚光灯一直打在政治中心，江南的经济重心虽被极度依赖，重要性却被淡化、被遮蔽。江南，独自悄然繁华。直到女真压迫，宋朝立国江南，才将南朝与南宋的连续性重新揭示。其实，地域变化的缓慢，一直让这种连续性潜伏在人们的视线之下。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北宋柳永的词让完颜亮对富饶美丽的江南垂涎不已，雄心勃勃地写道：“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不过，完颜亮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幸运，“提兵百万西湖上”的，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蒙古的江南征服，对少数激烈抵抗的城市实行屠城政策，而对不进行抵抗的地域，实行的则是怀柔政策。《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四和《平宋录》卷上分别记载了咸淳十年（1274）伯颜征伐复州时的劝降和宋人降伏后的对处。可以印证的是，正如《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六所言：“大元兵锋所至，降者不杀。”

幸运是江南。不流血征服的客观意义极为重要，这使得千年繁华的江南社会结构与生产力没有受到重创，更使得经济重心的作用不仅在有元一代，在明清乃至今日，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南宋以降近代以前，说到中国，主要是指江南。至少，是江南支撑着中国。

生于兹，长于兹，黄公望就游走于山清水秀的江南。

江山易帜，大漠风沙席卷江南。在大宋王朝，黄公望仅仅度过了童年时代的十年。或许有人认为，孩提的十年，不会给黄公望留下什么记忆。通常的承平时代也许不会，但黄公望经历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且不说大背景的改变，就是他本人也遭遇了我在后面提到的生父死亡、母亲改嫁这样重大的生活变故。磨难催人早熟。自幼聪颖的黄公望，作为养子，在进入家道殷实的黄家之后，勤奋学习。南宋江南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于无形之中熏陶塑造着黄公望。尽管此后的生活环境一直是在元代，但犹如一种遗传，黄公望的基本文化底蕴已在幼年的南宋最后几年形成。

硝烟散去，血色暗淡，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务农的盼丰收，经商的盼盈利，读书的想做官。江山鼎革，王朝更替，对此关心的主要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戚。普通百姓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比知识人描述的要低得多。上层的政治变动对百姓的生活影响甚微，纳税缴粮任何时候都躲不掉。

以往人们看历史，过于看重王朝兴亡，朝代更替。其实，这只是整体历史中的一个个自然段，并不反映历史演进的逻辑关系。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史，用他们的习惯，超越王朝畛域，一般将中国历史分为帝国初期、帝国中期、帝国后期。

从这样的历史分期可以受到的启发是，中华帝国始终是一个整体，改朝换代，不过犹如现在的政府换届。执政者的出身、民族都不对帝国的运营产生本质性的影响。前朝的法律如果没有明令废除，到了新朝也一样生效。比如伴随着焚书坑儒，于公元前213年颁布的秦朝挟书律，直至公元前191年方被废除，此时汉王朝已经建立了二十余年。挟书律废，人们方敢将隐藏的诗书百家语公开拿出来晒太阳。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朝距离北宋建立，已经几十年了，五代十国时期的逃赋还在追征。汉承秦制，唐承隋制，《宋刑统》依照唐律模样画葫芦。三公九卿制，超越王朝更替实行了上千年。三省六部制，更是历经唐宋元明清，又实行了上千年。

由此可见，无论是普通老百姓的体认，还是决策者的意识，都丝毫没有怀疑政体的连续性。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宣示的不过是王朝正统，就像现在的民选政府一样，那是神选王朝。在这样世代沿袭的传统之下，改朝换代，犹如改头换面，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导致的是普通民众政治意识的淡漠，同时也让他们对体制的恒久不变深信不疑。

黄公望，就是这样一个帝国治下的子民，其意识也与常人一样。

二、“生死两茫茫”：生父死亡，母亲再嫁

与黄公望相识的钟嗣成，在《录鬼簿》中，对黄公望的早年有寥寥数笔的记载：“黄子久，名公望，乃陆神童之次弟也，系姑苏琴川子游巷居。髫龄时，螟蛉温州黄氏为嗣，因而姓焉。”曾接受过黄公望所作《南村竹堂图》的陶宗仪，也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黄子久散人公望，自号大痴，又号一峰，本姓陆，世居平江之常熟，继永嘉黄氏。”由此可知，公望本姓陆，童年时过继给黄氏，方名黄公望。

为何要过继给黄氏？似乎还没人追究原因。清乾隆年间再订之《江南通志》，于卷一六八载：“元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道人，本常熟陆氏，少丧父，母依永嘉黄氏，遂因其姓。”《江南通志》初成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再成于雍正九年（1731），三成于乾隆元年（1736）。方志不同于其他史籍，由于递修的特点，史源久远，晚出亦多可信。据此可知，公望非正常过继，而是父亲去世后，母亲贫无所依，携其嫁入黄家。这跟北宋范仲淹的情形相似。范仲淹二岁而孤，其母携其改嫁，范仲淹遂冒朱姓，连进士及第使用的都是朱说之名。

过继后黄公望名字的由来，《录鬼簿》卷下所述为众所周知：“其父年九旬时方立嗣，见子久乃云：黄公望子久矣。”即使黄公望继父并非90高龄，当亦年纪不小。无子之黄氏，与其说再娶，不如说是收子，冲着聪敏的黄公望而来，其母倒成了陪伴。黄公望母亲再嫁的事实，也让“烈女不嫁二夫”道学观念在宋末的普及程度大打折扣。

黄公望生父因何而亡，似乎也可推测一二。推测，须放眼时代的大背景。

在黄公望6岁的南宋德祐元年（1275），据《宋季三朝政要笺证》记载，由于宋军的顽强抵抗，陷落后的常州遭到元军屠城，史籍所述状况十分惨烈：“常州不下，士良（即王良臣）役城外居民运土筑堡，土至，并人填陷其中。又杀常州之民数百人，煎膏取油，作炮掷于牌杈上，以火箭射之，其火自发。十一月，常州粮尽，刘师勇以八骑突围，出奔平江。遂破常州，屠其城。知州姚訔死之，生获将军王安节，不屈而死。”

屠城事件与“髫龄时，螟蛉温州黄氏为嗣”的时期比较接近，而常州与常熟在南宋同属两浙西路，相距不远。黄公望生父死于常州屠城之际，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不管怎么说，生计无着的母亲带着黄公望改嫁的原因是丧夫。

三、“唯有读书高”：谁习神童业

对于黄公望早年生平事迹，《录鬼簿》所云黄公望原本“乃陆神童之次弟”，亦不知何据。

明人朱谋垔《画史会要》载：“黄公望，字子久，其父九十始得之，曰黄公望子久矣，因而名字焉。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平江常熟人。幼聪敏，应神童科。经史二氏九流之学无不通晓，开三教堂于苏之文德桥，后隐于富春。”

明人所述，当有所本。检元人夏文彦《图绘宝鉴》载：“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平江常熟人。幼习神童科，通三教，旁晓诸艺，善画山水。”

同为元人所记，不当信彼非此。至少可备一说的是，习神童科者乃黄公望。

髫龄之幼的黄公望习神童科，当是随改嫁之母进入黄家之后。黄家当属殷实之家，所以黄公望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以致后来“经史二氏九流之学无不通晓”。

智力超常、出类拔萃的孩童，代不乏人。因此，早在唐朝便有童子科之设。《新唐书》记载了唐朝对童子科的规定：“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历史进入宋代，科举规模的扩大，形成了士大夫主导政治舞台的士大夫政治。在这种氛围之下，神童科也为之大振。据何忠礼先生《南宋科举制度史》的统计，从北宋太宗朝到仁宗朝，童子科取士便达27人。著名文人杨亿、晏殊均出此选。神童出身者，年龄最小的只有3岁。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进士及第的同一年，3岁的蔡伯俙，在召试时，因吟诵御制歌，让真宗皇帝龙颜大悦，不光授官，且挥毫赐诗：“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

到了南宋，应童子科者大增。制度规定也臻于完善。南宋中期以后的宁宗朝，下诏规定童子科每年录取三人，“为定制焉”。

科举造成的社会流动，让千百万平民也看到了地位提升的光亮。犹如今日督子用功，早日开发天资聪颖的孩子，应神童科，实在是节省成本的有利之为。这一定也是黄公望继父的一个梦。

不过，黄公之梦也不顺畅。其实，早在黄公望出生四年前的南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便已下诏废止了童子科。但这并没有让几年后得到养子的黄公梦碎，因为自从童子科发端之后，几百年间，常有兴废，屡废屡兴。黄公坚信必会再兴，而民间针对童子科，职业性的应试指导，也未因这道诏令而停止，甚至都未因江山鼎革而中辍。

因此，黄公望在宋末的最后几年乃至入元之后，一直锲而不舍，“习神童科”。

四、“林风惊断西窗梦”：科举停废之后

隋朝肇始的科举制度，对中古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无可估量的重要影响。经唐历宋，科举大盛，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管道，给了千千万万读书人一个温馨的梦。伴随着寻梦，社会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普及和提升。

蒙古人入主华夏，在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受到重创的江南，抛开民族情绪，人们对此的一般认识也不过是改朝换代。政治体制虽有变异，但更多的是遗传。甚至地方官，除了多几个洋面孔，还多是老模样，似曾相识。这让多数人深信，一切没有大变化，科举也会重开。毕竟，任何王朝各级政府都需要管理人员。几百年来，官僚多由科场出。这便是入元后惊魂甫定的黄公望继续习神童业的动机，也是“望子久矣”的黄公显扬家声的期待。

不过，高龄喜得继嗣的黄公也许怀着期待离世，如果继续存留世间，后来的事实一定会让他失望至极。这个蒙古人的王朝迟迟不开科举，并且丝毫没有重开的迹象。延宕几十年，让千百万士子科举梦碎。后来勉强重开，终元之世，取士不过千把人，不及宋朝有时的一科取士数量。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

在制度上，这是元朝的变异。那么，元朝的官员从何而来呢？元朝以吏为官。停废科举，这是变异。以吏为官，则又是在深层意义上的遗传。

元朝优礼士人，怀有保护这些社会精英的意图。不过，目的并不是通过他们来恢复往日的士大夫政治，而是根据胥吏行政管理普遍形成的现实，将这些文化人作为胥吏的预备队而加以保护的。在停废科举的时期，许多士人的确也加入了胥吏的队伍。

对于这样的事实，择取数例移录如下，以见当时之潮流。

元人程钜夫在《闽县学记》中指出了当时士人的状况：“科举废，后生无所事聪明，日以放恣，诗书而刀笔，衣冠而皂隶。小有材者溺愈深，居近利者坏愈速。”

与黄公望有过交往的危素写于顺帝至元四年（1338）的《送陈子嘉序》记载：“大梁陈君子嘉，工举子业，使群进于有司，可得高第。既而科废，学官荐为六安府史。陈君曰，古之圣且贤者，盖有为委吏者焉，有为乘田者焉，有为抱关伶官者焉。府史，与上官谋议政事者，随其所得为而致其力学者之事也。乃来江宁省其亲而后去。”

元人唐元撰写的《唐处士墓志铭》记载：“公年益茂，忍贫苦学，授徒村塾，生计萧然。或曰，吏术，时尚也。君舍方册而从刀笔可乎。自是，始探讨科条，举口成诵。县有大狱疑谳，资君勘治。然持心宽厚，不忍深刻，志竟不干禄公家，故贫。”从这一记载看，唐处士这个士人，在科举废止的时代，大约是金榜题名之梦未泯，最初仍有一种坚持，“忍贫苦学”，并以教授村塾的学童为生。最后终因生计难济，也顺乎当时的潮流，做了刀笔吏。不过，“不干禄公家”那份书生的清高，让他依然贫困。

从上述史料可以观察到，士人“舍方册而从刀笔”，以“吏术”为业，已成为众所趋之的“时尚”。

在这样一个士人流向多元化的时代，黄公望走向了何处？

五、“效官刀笔间”：胥吏生涯

黄公望的幼年经历与同时代的陈栎很相似，自幼习神童业，“经史二氏九流之学无不通晓”。不过，在继父去世后，黄公望一是可能没有不事生计专心儒学的财力，二是以吏为官已成为新形势下光宗耀祖的唯一路径，所以，黄公望也未能免俗，而是顺应潮流，“舍方册而从刀笔”，加入了胥吏大军。

《录鬼簿》记载黄公望“先充浙西宪吏，以事论经理田粮获直”。明嘉靖《浙江通志》黄公望小传则传达了更为明确的信息：“元至元中，浙西廉访使徐琰辟为书吏，未几弃去。”有元之世，两次使用“至元”年号。根据黄公望生年，此处的“至元”当为他二十六岁时的前至元，而不可能是六七十岁时的后至元。根据今人胡艺《徐琰、张闾与黄公望》一文的考证，徐琰便是《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传》、卷一六〇《王磐传》所见的徐琰，也是清人所修《元诗选》收录的徐琬。综合诸书所记，胡艺认为黄公望为徐琰所辟担任书吏是在至元二十八、二十九年前后。是时，黄公望二十三四岁。

从如此年轻的情形看，为徐琰所辟担任书吏，似乎是黄公望初次出道为吏。具体职责范围是《录鬼簿》记载的“经理钱粮”的“宪吏”。

我还注意到《录鬼簿》对黄公望记载中的一句赞美诗句：“浙西宪吏性廉直，经理钱粮获罪归。”这句揭示的第一层面的事实是，黄公望因经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而获罪。或是得罪了地方权势，或是得罪了顶头上司。明人王鏊《姑苏志》即云黄公望“补浙西宪掾，以忤权豪弃去”。其结果是，黄公望初次为吏的生涯被迫中断，过早结束。

而揭示的第二层面的事实则是，黄公望人格光辉，性廉且直。廉者，清廉、廉洁、不受贿赂、不受诱惑、不取不义之财。直者，一根筋、秉持理念、宁折不弯。这样的性格与人格，在任何时代都不适于在官场生存。黄公望后来自号“大痴”，也有讲述自己缺少官场应有圆滑的意味。郑元祐的诗以黄公望的口吻写道：“众人皆黠我独痴，头蓬面皱丝鬓垂。”这便是黄公望形象与性格的如实写照。因此说，在需要狡黠心机的官场，耿直的黄公望获罪而归，势所必然。

今天研究胥吏，大多描述的是胥吏欺下瞒上、鱼肉百姓的负面形象。这样的记载，充满了作为载笔者的士大夫的偏见。其实，行政管理胥吏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政治的进步。古代的胥吏，可以说就是一批技术官僚。比之科举出身的“道德”官僚，由熟悉行政业务的胥吏出身的“技术”官僚来管理行政，在多数情况下或许更有效率。

初次的官场失利，或许是还没到让黄公望彻底失望的地步，或许是生活所迫而不得已，总之，黄公望在痛定之后，还是选择了从事胥吏的行当。《录鬼簿》继“先充浙西宪吏”之后，又写道：“后在京，为权豪所中。”在京，指在元大都。具体做什么呢？元人王逢在《题黄大痴山水》诗前小序有所透露：“大痴名公望，字子久，杭人，尝掾中台察院，会张闾平章被诬，累之，得不死，遂入道云。”中台察院即大都御史台。在中央的御史台为吏，看似风光，其实很清苦。元人丁复《桧亭集》卷五有首《送翟彦敬升中台察院书吏》诗就写道：“名彦登乌府，清门可雀罗。”相信黄公望是为生计所累，才又在过了不惑之年北上赴任的。元人郑元祐还有首《黄公望山水》诗似乎也披露出一些事实：“勇饥驱东阁，肯为儿女资。不惮北游行万里，归来画山复画水。”

根据前述元人王逢《梧溪集》诗序的线索，黄公望受张闾所累而入狱。据胡艺《徐琰、张闾与黄公望》一文推测，黄公望当是张闾在至大四年（1311）任江浙行省平章时辟为书吏的，次年（1312），张闾回京师任中书省平章政事，黄公望可能也随之入京。张闾因在江浙推行经理田粮，“以括田逼死九人”被逮捕审讯，黄公望亦受累入狱。胡艺的说法是，“黄公望作为张闾下属的掾吏，此时必然随之南下，为之经理田粮”。

检《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以括田逼死九人”者乃为张律。此张律是否就是彼张闾，还很难说。元人虞集撰写的《御史中丞杨襄愍公神道碑》载：“中书平章政事张闾以妻病，谒告归江南，据河渡地，夺民力，公以失大臣体劾之，张闾罢。”明人胡粹中《元史续编》亦于延祐二年（1315）下记载“张闾罢为江浙平章”。

或许“以括田逼死九人”之张律，真为张闾，但黄公望不大可能因此事直接受累。因为黄公望为中台察院吏人，张闾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后来又为江浙平章，即使黄公望最初真的是张闾采用的，后来不在同一部门，特别是御史台属于相对独立的部门，黄公望更不会被张闾驱使，从大都前往江浙。最大的可能则是，不管张闾因何事被罢免，受有知遇之恩的黄公望，在御史台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某种方式，为张闾辩诬回护，因此而入狱。

《录鬼簿》说黄公望在浙西宪吏任上“经理钱粮获罪归”，还在另一处直接记为“经理田粮”。经理田粮当是张闾提议实行的，是在黄公望再次为吏之时，《录鬼簿》所记似乎有误。不过，《录鬼簿》说黄公望两次为吏当属事实。

六、“超然于物表”：绝意荣势

在没有科举的时代，士人的入仕路径，只剩下为吏一途。“学而优则仕”的古老传统，金榜题名命运改观的既有现实，让多数的士人试图通过为吏来实现梦想。相对于南宋以来的科举路艰，他们可能会觉得直接为吏更为便捷。元人杨维桢在《西湖竹枝词》中说黄公望“少有大志，试吏弗遂”。在这个以吏为官的时代，“试吏弗遂”而绝意仕途的士人大有人在。元人杨翮《佩玉斋类稿》就记载一个叫陈泽民的士人说：“泽民稍出试吏，弗合于时，即弃归，自是绝意荣势。”

延祐二年（1315），黄公望已经47岁。此次被捕入狱，对黄公望的打击，比上次罢归更大，他对官场彻底心灰意冷，如《梧溪集》诗序所云“得不死，遂入道云”。

儒与道，入世与出世，看似截然相反，迥然不同，其实是中国传统士人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体，对立而统一。得意之时入世，失意之时出世，精神总有寄托的场所。正因为有这样巧妙的精神调剂理论的存在，传统文人因精神崩溃而自杀者绝少。归隐林泉，是传统士人恪之难舍的神往。

这种思想无疑也存在于黄公望的头脑中。他在《跋李倜临右军帖》中写道：“立身宦途，而志趣常超然于物表，此吾所以起敬者也。”这既是赞美官居二品的李倜，无疑也是自白。仕途蹇涩，让黄公望无缘“立身宦途”，而志趣常超然于物表，留给他的，只有林泉一途。

在身陷囹圄之时，黄公望就给他的朋友杨载写过一首诗。这首诗虽已无法看到，但杨载的《次韵黄子久狱中见赠》诗，可以折射出黄公望意欲出世的念头：“解组归来学种园，栖迟聊复守衡门。徒怜郿坞开金穴，欲效寒溪注石尊。世故无涯方扰扰，人生如梦竟昏昏。何时再会吴江上，共泛扁舟醉瓦盆。”

上述这首诗，多为研究者所瞩目。披检文献，发现杨载还有一首诗触及了黄公望出狱后的生活状态与心态。诗载《杨仲弘诗集》卷四，题为《再用韵赠黄子久》。诗如下：

自惟明似镜，何用曲如钩。未获唐臣荐，徒遭汉吏收。悠然安性命，复此纵歌讴。石父能无辱，虞卿即有愁。归田终寂寂，行世且浮浮。不假侪群彦，真堪客五侯。高人求替洽，末俗避喧啾。藜杖常他适，绳枢每自缪。与人殊用舍，在己寡愆尤。济济违班刻，伥伥远匹俦。能诗齐杜甫，分道逼庄周。达饮千钟酒，高登百尺楼。艰危仍蜀道，留滞复荆州。鹤度烟霄阔，龙吟雾雨稠。东行观海岛，西逝涉江流。自拟需于血，何期涣有丘。古书尝历览，大药岂难求。抚事吟梁父，驰田赋远游。堂名希莫莫，亭扁效休休。槛日迎东济，窗风背北飕。鸣琴消永昼，吹律效清秋。雅俗居然别，仙凡迥不侔。多闻逾束晳，善对迈杨修。进有匡时略，宁无切己忧。尘埃深灭迹，霜雪暗盈头。始见神龟梦，终营狡兔谋。雪埋东郭履，月满太湖舟。急景谁推毂，流年孰唱筹。凌波乘赤鲤，望气候青牛。好结飞霞佩，胡为淹此留？

从这一五言排律长韵中，我们可以窥见到一些事实。“自惟明似镜，何用曲如钩”两句，讲述了黄公望宁折不弯的刚直性格。“明似镜”既隐喻明镜高悬的监察机构中台察院，又意指担任属官的黄公望襟怀坦白。“未获唐臣荐，徒遭汉吏收”则似指未得到张闾更多的关照，反倒还受到了连累，因其而入狱。“悠然安性命，复此纵歌讴。石父能无辱，虞卿即有愁。归田终寂寂，行世且浮浮”，这几句则讲述黄公望安全出狱，在担忧受辱之后归隐田园。此后的诗句则以他适远游，鸣琴吹律，吟赋诗文，达饮纵歌为主，描述了黄公望出狱后的自由生活。从“能诗齐杜甫”，我们可以了解到除了绘画成就，同辈人对黄公望的诗作也评价极高。而“分道逼庄周”，则反映其皈依全真教的事实。从“达饮千钟酒，高登百尺楼”，我们可知黄公望浮白善饮，更有太白风骨。

清人所编《元诗选》，收录有黄公望几十首诗。另一部清人所编《宋元诗会》，则评价黄公望“诗仿晚唐”。观黄公望诗，多吟咏山水之作。如果说黄公望的山水画是画中之诗，那么他的诗便是诗中之画，两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正如元人贡性之《题黄子久画》所云：“此老风流世所知，诗中有画画中诗。”

不过，黄公望之诗少涉民生，不见现实，唯有山水。涉及历史上政治人物的，仅有《西湖竹枝词》中“岳王坟上有猿吟”一句，并且几乎不带感情色彩。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出于元朝统治下，“避席畏闻文字狱”，黄公望有意回避。其实并非如此。从关汉卿等杂剧作家借古讽今自由地嬉笑怒骂来看，元代的政治环境相当宽松。激烈的民族对立，严酷的政治高压，多是明代以后文人政治想象的产物。黄公望的诗文不涉政治，那是因为他本身就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前引郑元祐《黄公望山水》诗所云“不惮北游行万里，归来画山复画水”，或许讲的就是黄公望出狱回到江南故乡，从此，黄公望真正寄情山水，开始了作画生涯。或许该感谢黄公望的仕途蹇涩，让官场少了个官僚，画坛多了位巨匠。

七、“归来画山复画水”：晚年学画辨

在论述黄公望绘画生涯时，论者多云黄公望50岁学画大器晚成。这种说法，自元已有。元人唐棣写于至正十年（1350）的题跋就说：“一峰道人晚年学画，山水便自精到。”今人龚产兴《大器晚成——简析黄公望的山水画》一文，更是明确指出：“赵比黄大十五岁。从黄子久的作品看，确实受到赵孟的影响。由此推算黄子久学画的时间大概在五十岁。”

然而，明人汪砢玉《珊瑚网》则载：“子久《设色山水》绝似高房山。山中屋宇相向流泉，山凹有兰若作霞气。款云大痴辛丑秋七月写为子茂清玩。”黄公望生于宋末己巳（1269），卒于元末甲午（1354），平生只历一辛丑，那便是大德五年辛丑（1301），是年黄公望33岁。

据清人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第二年，34岁的黄公望还作有《深山曲坞卷》。

又据清人吴其贞《书画记》，黄公望36岁那年作有《游骑图》。对此画，吴其贞评论道：“画法苍老，唯失于韵。”缺乏韵味，可见此时的黄公望在作画上尚未臻于成熟。

而据明人张泰阶《宝绘录》载，41岁时，黄公望有《临李思训员峤秋云图》。

上述史料，足可证明黄公望学画之时并非已届晚年。

从前面对黄公望两次从事吏职的考述看，黄公望两次从事吏职，第一次是在20—30岁之间，第二次则是接近50岁。30—40岁左右，是黄公望履历中的一个空白。或许在第一次“经理钱粮获罪归”之后，他便开始了学画，出于哀怨自己因“廉直”而仕途受挫，是时开始自号大痴，亦属合情合理。晚年方名声大振的黄公望，长寿得享天年，老而弥坚，作画不辍，画风成熟且不断创新，因而给人们造成了晚年学画的错觉。

除了作画，终结为吏的黄公望，从事有多种职业。明人所编《姑苏志》载：“黄冠野服，往来三吴，开三教堂于苏之文德桥。三教中人，多执弟子礼。”这是黄公望从事宗教活动的记录。

加入全真教的黄公望，与教友来往较频。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就是为教友无用师而作。此见于黄公望于画上自识“至正七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现在已经十分清楚，无用师并非通常所认为的和尚，而是道士。元人陈高《不系舟渔集》卷一四《散木轩铭》文中除了有“上清道士郑无用”之语，还有“有郑樗氏，老子之徒”的话。可知郑樗字无用，号与室名皆为散木。名与字皆典出庄子《逍遥游》。元人邵复孺《蚁术诗选》卷一也有《全真师郑无用北游》一诗。

《录鬼簿》说黄公望“以卜术闲居”，打卦算命大概也是黄公望的谋生手段之一。《大清一统志》卷五九黄公望小传，说松江“其地有精《九章算术》者，盖得其传也”。打卦算命，需要精通算学。

《录鬼簿》还记载黄公望“善丹青，长词短曲，落笔即成，人皆师事之”。最后“人皆师事之”一句，表明黄公望曾讲学授徒。有学者认为，黄公望的《写山水诀》，就是教授绘画的提纲。

尽管黄公望从事过各种职业，其早年长时期从事的，还是吏职。元人萨都拉在《雁门集》卷四题为《为姑苏陈子平题山居图黄公望作》的诗中写的“尘途宦游廿年余”，指的当是黄公望。黄公望的友人张雨《戏题黄大痴小像》云：“全真家数，禅和口鼓。贫子骨头，吏员脏腑。”看来，长期为吏的生涯，在黄公望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结语

从政治、经济中心再度合一的角度看，南宋犹如回到了南朝，经济重心的作用发挥得尤为显著。而“员多阙少”的政治现实，又将多数士人推向了地域，展现出多元化的势态。元朝取代南宋，科举的停废，以吏为官，则加速了自南宋以来的社会变化。社会变化的基础是经济结构。蒙古的不流血征服江南政策，保全了经济结构的完整。

汉人尽管在军事角力中失去了政治江山，却从不曾失去文化江山。并且，由于多元因素的进入，这个江山更为多彩多姿，风光秀丽。从思想文化的层面看，在南宋崛起的道学，走入元代，终于一统天下。到南宋为止，儒释道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非此即彼的排斥、游移、观望，但进入元代的自由空间后，逐渐汇流在中国文化的大河。黄公望开三教堂，便是合流的显现。这样的哲学基础，这样的理论底蕴，为在各个领域，为在当时后世，产生巨人提供了潜在的前提。黄公望，应运而生。

元朝大部分时期科举停废，全面造成士人流向的多元化。出而为吏虽为主流，但并非全部。观察士人的流向，黄公望本人就是一个绝好的缩影。与元代相始终的黄公望，顺应时代潮流，长期为吏，此后又入教、教书、算卦，从事多种职业。

黄公望不仅仅是个画家，他还是典型的传统文人。也可以说是生不逢时，遭逢了科举停废的时代，不然，他或许也会金榜题名，春风得意马蹄疾，成为又一个苏轼、陆游。不过，黄公望又可以说是生逢其时，遇到了政治高压与思想钳制不多的时代。没有酷烈的党争，没有黑暗的文字狱。宽松自由，让黄公望的身与心肆意翱翔。与西方文艺复兴同时期，在中国的艺术天空中，也同样展翅翱翔着一只骄人的鲲鹏。

以上利用零散史料，对黄公望的生平进行了简单考证。这种考证，实在就像是一幅“远人无目”的写意画，完全是在时代背景底色下的勾勒点染。滴水映日，写意传神，透过黄公望个案，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喜怒哀乐，还是一个时代的云涌风动，是裹挟着无数浪花的大河奔流。

本文选自《士人走向民间: 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王瑞来 著，大学问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