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和民国政要聚集地

中国近代史上的清廷和民国政要，从末代皇帝到晚清重臣、皇亲国戚，从民国大总统到总理、总长、督军等，都曾经在天津居住，并留下非常难得的历史遗存。

不妨例举如下：

末代皇帝溥仪蛰居之所——静园。

（图为静园）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成立了中华民国。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北京紫禁城，来到天津蛰居，先是住进张园，后又住进静园。1931年，在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精心策划下，他从静园秘密逃往东北，当上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晚清重臣、洋务运动主要领导者李鸿章——北宁公园六角亭。

（图为北宁公园内的六角亭）

李鸿章于1870年（清同治九年）至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这二十多年里，他以天津为基地，大举兴办洋务，使天津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北宁公园六角亭，从李鸿章祠堂迁移而来。

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袁氏宅邸。

（图为袁氏宅邸）

袁世凯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实现了向近代军制的转变。后来，“新建陆军”逐步发展成为北洋军阀集团。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至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天津为基地开始推行近代改革的一系列“新政”。1913年，他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不久就由于宣布恢复帝制而归于失败，在众叛亲离中病故。袁氏宅邸是袁世凯族侄袁乃宽，在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所建。

此外，还有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黎宅戏楼旧址，黎元洪于1917年至1922年、1924年至1928年两度在天津寓居，黎宅戏楼旧址现为小光明影院；中华民国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冯国璋旧居，冯国璋于1918年下台，此前曾一度在天津从政并居住；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徐世昌旧居原址，徐世昌于1922年辞去大总统职位后，一直在天津寓居，其旧居原址现为教育用房；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曹锟旧居，曹锟于1923年通过贿选手段当上大总统，1924年被迫下台，随后到天津寓居；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段祺瑞旧居，段祺瑞于1926年从临时执政职位被赶下台后，来到天津寓居；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张作霖旧址，张作霖于1927年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天津是他经常到来并居住的地方。

天津还保留着中华民国国务总理、代理国务总理唐绍仪、朱启钤、龚心湛、靳云鹏、颜惠庆、张绍曾、潘复旧居，中华民国多位总长、督军旧居，清末军机大臣那桐旧居，皇室“庆亲王”的“庆王府”等。

杰出人物的活动舞台

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有许多都以天津为活动舞台而屡有建树，并留下非常难得的历史遗存。

不妨例举如下：

戊戌变法的主将、学术的巨擘——梁启超故居纪念馆。

（图为梁启超故居“饮冰室”）

梁启超是清末戊戌变法的主将，与康有为齐名，世称“康梁”。1914年，梁启超举家迁往天津居住。1915年，梁启超与原云南督军蔡锷策划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梁启超还是一位著名学者，在诸多领域都有颇深的造诣，写下一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结集为《饮冰室全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天演论》译者——北洋水师学堂遗址严复园。

（图为北洋水师学堂纪念馆）

严复是被毛泽东称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1880年（清光绪元年），他被调往北洋水师学堂，由总教习、会办，最后升任总办。在北洋水师学堂期间，他撰写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尖锐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严复在天津翻译了轰动一时的《天演论》，向国人发出“祖国危亡”的警钟，轰动整个中国思想界，影响了一代人。

著名爱国将领、“西安事变”策动者张学良——张学良旧居。

（图为张学良旧居）

张学良于1936年12月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各项条件，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张学良与天津有很深的渊源，自1924年至1933年，断断续续地在天津生活很长时间。在此期间，他结识赵四小姐，彼此产生爱情，后来赵四小姐陪伴他度过一生，成为广为流传的故事。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张伯苓旧居。

（图为张伯苓旧居）

张伯苓是南开系列学校创办人，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人才。1908年（清光绪十四年），他在一篇讲演中提出著名的“奥运三问”，得到社会各界回应，从此留下了中华民族的奥运情结。1937年9月的“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国家危亡之际，又在南开大学发出著名的“爱国三问”，大大激发了广大学生的爱国之志，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这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

中国近代著名艺术大师、佛学大师李叔同——李叔同故居纪念馆。

（图为李叔同故居纪念馆）

李叔同是中国近代文化界传奇人物。他在艺术成就方面，是中国话剧奠基人，主编中国第一个音乐期刊，在中国最早介绍西方美术知识；他的书法笔势开张、自成一体，篆刻独树一帜、领先风气。他在佛学成就方面，是倍受尊崇的律宗大师，也是国内外佛教界著名高僧。

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武术家、“精武体育会”创始人——霍元甲故居纪念馆。

（图为霍元甲旧居）

霍元甲一生短暂却充满传奇色彩。1910年（清宣统三年），他在同盟会会员农劲荪和孙中山助手陈其美等人帮助下，在上海创办“精武体育会”，后来又在海内外成立分会，拥有几十万会员。孙中山先生曾为“精武体育会”题写“尚武精神”贺词。1910年（清宣统三年）9月，他在上海击败前来挑战的日本柔道队，竟被日本人毒死。

著名戏剧大师、中国话剧史成就最高剧作家——曹禺故居纪念馆。

（图为曹禺故居纪念馆）

曹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被誉为“四大名剧”，标志着我国话剧发展到一个高峰。新中国成立后，他创作的《胆剑篇》《王昭君》，又在中国话剧界享有很高威望。

此外，还有中国近代杰出外交家顾维钧——顾维钧旧居，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活动家杨度——杨度旧居，著名抗日英烈张自忠——张自忠旧居，中国铁路之父、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詹天佑旧居，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南张北周”之一的周学熙——周学熙旧居，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奠基者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久大精盐公司旧址、永利碱厂旧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旧址，中国近代影响力最大报纸《大公报》创办者英敛之——大公报社旧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历史遗存与历史名城

目前，这些历史遗存得以保存下来，让“近代百年看天津”的令人信服依据，得到活生生地、实实在在地展现，实属弥足珍贵！

大凡历史文化名城，莫不以“鲜明的个性”，彰显与其他城市所不同的特征，从而产生一种独有的、迷人的魅力。

大凡历史文化名城，又莫不以历史遗存来彰显“鲜明的个性”，而历史遗存越是大量、越是多样、越是重要，历史文化积淀也就越是深厚，从而才能一甩平庸，让“鲜明的个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张扬。

著名作家、学者冯骥才指出：“我们总说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不同城市所具有的不同历史文化特征。”这是多么有针对性的、精辟的见解。这里所说的“不同历史文化特征”，不正是各个城市“鲜明的个性”的彰显吗？

历史遗存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是不可再生的极为宝贵的资源，不仅属于我们，更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因而，对于历史遗存，我们要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一定努力地去“保护、传承和利用”，也一定责无旁贷地去保护好、传承好和利用好。

在这方面，要坚持以下原则：原真性，即保持历史遗存原生的、本来的、真实的样子，丝毫也不得走样，永远留住“历史的原貌”；整体性，即在注重保持历史遗存原貌的同时，还要做到与周边环境的协调，使其浑然一体，永远留住“历史的氛围”；可持续性，即让历史遗存长久存在下去，必须精心呵护，不可随意改动，更不可肆意破坏，永远留住“历史的印记”。

前些年，在急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地区和部门，只是“一心一意谋发展”，来不及深思熟虑，更来不及深谋远虑，忽略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致使一些历史遗存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荡然无存。

这样做的后果，使得各个城市“鲜明的个性”逐渐削弱甚至消失，从而导致“千城一面”——大城小城一个样，南方北方一个样。

若干年后，当我们有所醒悟的时候，才发觉在现代化成就之后，却在保护历史遗存方面留下无可挽回的遗憾，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兴叹：悔之晚矣！

这样的教训再也不可重复了。

对于目前尚存的“近代百年看天津”历史遗存，我们一定要倍加关注、倍加爱惜和倍加呵护，要一丝不苟地保护好、传承好和利用好。其中，对于一些完备的、完善的历史遗存，要更加完备、完善；对于一些不太完备、不太完美的历史遗存，要刻不容缓地采取抢救性措施，通过建筑的修复、环境的整治，做到日趋完备和完善。

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历史遗存与历史教育

我们要充分利用历史遗存，开展历史教育，搞好历史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教育十分重视，他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同历史对话，可以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和面向未来。

“近代百年看天津”历史遗存，就是一部历史“教科书”，再进一步讲，是一部开展中国近代史教育不可替代的、重要的“教科书”。

中国的近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自鸦片战争起，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入侵，战火频仍，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那时起，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努力探索救亡图存的出路，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没有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犹如漫漫黑夜中出现一道霞光。1921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登上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始终不渝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此中华民族开始艰难地但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

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开放，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到2035年，我们党还要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个基础上再奋斗15年，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是多么令人憧憬、令人振奋的美好前景！

我们充分地发挥“近代百年看天津”历史遗存的教育作用，认真地重温这一段历史，反思这一段历史，就能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而受到深刻的、生动的教育。

利用“近代百年看天津”历史遗存，进行历史教育，还有着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能让人们仿佛一下子回到当年的历史之中，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获取非同寻常的感悟。这些历史遗存的价值，主要在于它附着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又一个历史人物，徜徉其间，突然觉得被历史召唤回来，甚至是在与历史事件相遇，在与历史人物对话……由此，在一种别样的情境中，深深地受到历史教育。

利用“近代百年看天津”历史遗存，要搞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教育，尤其要搞好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青少年阶段也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欲知大事，必先为史。通过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让他们记住家乡的这一段历史，从中知道新中国是多么的来之不易，知道今天的繁荣发展多么的来之不易，因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党，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如此而已，善莫大焉！（贾长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