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陈叔通不止一次曾经对人说过：“我看到的历代统治者，都有一种帝王不可一世的傲气，但只有毛主席例外，他算得上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受人民爱戴的领袖。”

图|毛泽东和陈叔通在午门休息

01 陈叔通从上海来到解放区，毛泽东亲自接待

1947年7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逐渐土崩瓦解。1949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以及社会贤达火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很快，陈叔通便积极响应了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了逃避国民党特务对他进行暗杀，经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陈叔通于1941年1月从上海离开，以办理公务为理由，先是来到香港，随后秘密来到解放区。

他一路颠簸、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于3月与包达三、马寅初、柳亚子等人来到河北省石家庄，来到解放区。

听说他来解放区的消息，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都亲自接见了他，并且高度赞扬了他的爱国义举。

图|左起依次是林伯渠，陈叔通，邓小平，陈云，毛主席，叶剑英

随后，毛泽东还派自己的工作人员，将陈叔通接到自己的住处进行商谈。见到陈叔通，毛泽东就像接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亲切地关心道：“叔老，您好，您坐到这里。”说完，毛泽东便扶着陈叔通赶紧坐到他身边的椅子上。

见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这么称呼自己，陈叔通非常吃惊，诚惶诚恐，赶紧摆手说道：“不敢当，不敢当啊！”

毛泽东也笑着说道：“俗话说长者为尊，您受之无愧啊。叔老，您如今已是古稀之人，却长途跋涉，远道来到这里，其中想来也是非常辛苦，这一路也经历了许多颠簸，身子骨还撑得住吧？”

陈叔通客气的说道：“感谢你的关怀，我一切都好。”

紧接着，毛泽东对陈叔通从前洁身自好，不惧权威的高风亮节和气概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毛泽东说道：叔老，你过去长期在旧社会生活，却依然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真的是非常难得啊！

陈叔通听后，只是谦虚地说道：“主席严重了，我没有和他们进行残酷的斗争，感到非常惭愧。”

图|陈叔通照片

陈叔通，原本是清朝翰林，于1876不安出生于浙江杭州仁和县，原名叫做陈敬弟。他的父亲陈豪本是清朝同治年间的进士，曾担任过湖北各地的知县，以清廉著名。

在父亲的影响下，陈叔通自小便继承了家学，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诗词古文等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

1902年，26岁的陈叔通考中了举人。第二年，他又考中了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但陈叔通并非是传统封建书生，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他接受了维新思想。1898年，他参与了维新运动。

1904年，他为了探求救亡图存之道，又东渡来到日本进修，在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希望能够汲取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

1906年，陈叔通学成归国后，担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他又担任了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他在资政院工作期间，看到晚清官场见证了官场的尔虞我诈，看到政府人员毫无振作图强的现状，便对维新思想产生了怀疑，逐渐开始对革命党产生怀疑。

图|右起：沈钧儒，陈叔通，罗隆基，陈新桂，张澜，叶笃义，张茂延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陈叔通担任了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还担任《北京日报》社经理，为国家事业到处奔走，为共和政府充满了无限希望。但没多久，袁世凯便窃取了革命成果，企图重新复辟帝制。

听说此事后，陈叔通非常愤慨，便毅然辞去了《北京日报》社经理的职务，参加了蔡锷、梁启超等人领导的反袁斗争。

1915年，陈叔通应好友张元济等人的邀请，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在当时，商务印书馆是当时最大的一家出版机构，在国内许多重要的城市都有分馆，在广大读者和社会上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图|商务印书馆

陈叔通心中怀着将出版和教育事业最好做强的心态，对商务印刷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逐渐完善和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使商务印书馆向现代化新式管理买进，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1926年，陈叔通从商务印书馆离开，受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邀请，担任银行常务董事。

02 陈叔通为何谢绝一切做官请求

在上海这段期间，陈叔通见证了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历史的重大变迁。这时候的他尽管对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但是他早已经对共产党人表现出的前仆后继、救国救民、不惧牺牲的革命精神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黑暗和腐朽，陈叔通对此感到深恶痛绝。因此他自从来到商务印书馆开始，便立志不和官僚政客为伍，谢绝一切邀请他做官的请求。

为了拉拢陈叔通，蒋介石还多次派人亲自登门，请他来到南京国民政府任职，但都被他一一回绝了。在游览严子陵钓台时，他赋诗一首：附凤攀龙图屈辱，何如大泽一羊裘，充分体现了他的精神风范和高贵品格。

图|严子陵钓台近照

与此同时，陈叔通也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安危，牵挂和惦记着人民的疾苦。这时的他陷入了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既不愿意随波逐流，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随着日军的入侵，尤其是发生“一二八”事变后，陈叔通积极参与募捐劳军等各种支援前线的活动。但是蒋介石却强逼19军向后撤退，淞沪会战以失败告终。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陈叔通心中悲苦万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陈叔通马上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便积极投身和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热烈地支持和期望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抵御敌人，将广大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占了上海租界。当日伪军得知陈叔通的曾经是清朝翰林，还曾在国民政府任职，便千方百计拉拢他出任伪职，但他坚决不就。

此后，陈叔通坚决支持抗日救国运动，不畏敌人的高压，毅然拒绝担任上海维持会会长。此外，陈叔通积极参加了筹备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开始从事爱国民主运动，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图|蒋介石晚年照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军无条件投降。和广大民众一样，陈叔通心中激动万分。但是在激动之余，他又开始深深地担忧：国民党统治腐败无能，根本难以拯救国家的前途。因此，当国民政府再次请他做官时，他予以了回绝。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比较，陈叔通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挽救中国。抱着这样的信念，陈叔通不顾自己高龄，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加入到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和平的浪潮当中。

1947年5月，国民党当局在上海抓捕了许多进行示威游行的学生，陈叔通听到这个消息，不顾自己的个人的安危，联合菊生、唐蔚芝、李拔可等10位知名老人，致函政府头面人物，申明学生无罪，应予释放。

经过一番周旋和努力后，被捕学生获得释放。人们对他们的义举非常钦佩，称此事件为“十老上书”。

因此，毛泽东对陈叔通格外敬重，对于中共中央许多重大问题，都亲自征求他的意见。

图|毛泽东和民主人士合照，二排左起分别是黄炎培、陈叔通、黄炎培等人

毛泽东还亲口对他说：“叔老，您是前清的翰林，也算是见证了经历了好几个时代的变迁，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你的意见是非常宝贵的。为我们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和平的国家，希望你一定要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切莫保留。”

陈叔通也真诚地说道：“我过去对人民事业的贡献不多，如今一定要补上。你们让我做什么，我一定认真去做。”

陈叔通有感于毛泽东的真情实意，深深感到共产党员既能够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私下里又是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才是真正的伟人，中共人民有这样的领导人，是真正的幸福。

想到这里，陈叔通非常感激的说道：“在你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一定尽自己所能，将余生全部奉献和投入到新中国未来的建设上来。”

图|陈叔通晚年照片

03 陈叔通决心将全部精力投入国家建设中

1949年6月，陈叔通在北京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会上，他被推举为副主任。同年9月，他被选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

这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陈叔通有幸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刻，此时的他已经是73岁的老人了。在人生的暮年，他迎来了盛世，陈叔通的心中兴奋不已。他下定决心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自己余生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上来。

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不顾自己年迈，每日辛勤工作，不辞辛劳。他还曾对自己的朋友说：“从我的实践中深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真心实意在听取人民的意见，我们完全可以没有顾虑以当家作出的精神，对国家和前途负责。”

此后，他先后担任过第一届到第三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从事了大量的国事活动，还时常会来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身为中国人民的代表，陈叔通还曾远渡重洋，来到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除了通过召开会议来征求陈叔通的意见之外，毛泽东还会经常将他请到自己家中谈话。陈叔通每次前去中南海拜访毛泽东时，毛泽东都会亲自早早在大门口迎接，非常热情地将他请到屋子里。

图|陈叔通在天安门城楼上

等到陈叔通准备离开之际，毛泽东都会亲自将他送到门外，为他打开汽车门，小心翼翼地招呼他上车，随后关好车门。有时候汽车已经走得走远，透过车里的窗户，还能看到毛泽东在挥着手同他道别。

对于工商界的两位老人，毛泽东最为尊重的一共有两位。一位是建国后担任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的陈叔通，另一位便是黄炎培。

毛泽东经常会给两人写信，信封上写着“任之、叔通”，这让陈叔通深受感动。他常常会想，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繁忙，像诸如称呼前后排列的这些小事，他都考虑得这么周全，可以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对他和黄任之的尊重。

1951年10月，陈叔通开始展开工商界全国性组织和筹建工作。他意识到这是共产党交给他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对他的极大信任，便开始认真投入到工作中来。

在与工商界的谈话中，陈叔通反复叮嘱大家要认清形势，这个形势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图|陈叔通和黄炎培、项叔翔等人

1952年6月，北京召开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大会。参会的一些私营工商业代表，其中很多人在“五反”运动中受到批评教育，所以他们对国家和政府多有埋怨，甚至还对前途失去信心。

针对这种情况，陈叔通在会上的开幕词中，先是强调了“三反五反”运动的重大意义，还耐心说明了私营工商业今后依然有光明的前途，鼓励工商界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挥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

新中国建国初期，为了安定人民的生活，稳定物价，政务院对我国的私营工商业采取了一些举措，使得物价得到了稳定和控制。但是没多久，又出现了市场萧条，我国的私营工商业大批歇业停工。

见此情形，陈叔通便直接给毛泽东上书，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意见。对于陈叔通的意见，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当即批示薄一波和陈云办理。此外，毛泽东还亲自写信回复：

叔老：
来示诵悉，已告陈云、薄一波两同志酌办。全国有五百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三百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

图|毛泽东和民主人士在一起

04 陈叔通病逝，毛泽东：我党失去一位诤友

建国之后，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土地改革。当时的一些老人对于土地改革的政策十分不理解，存在着一些看法。

但陈叔通坚决拥护土改工作，拥护党的土改政策。为此，陈叔通还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能够下农村直接参与土改工作。毛泽东考虑到陈叔通年事已高，身体已经不如往日，不适应参加，便写信劝说，书信如下：

叔老：
十月九日惠示敬悉，谢谢您。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惟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些，那时还有一改。又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士改，不宜去做土改。并且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还有，不单是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项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如果精力上顾得及的话。
……致以敬礼

陈叔通曾经来过一些地方视察土改，有时还会住在农民家中体验生活，深入了解土改情况。但他还是不满足，总觉得自己没能直接参加土改而感到遗憾。

图|毛泽东给陈叔通的书信

在视察了土地改革的相关情况后，陈叔感受到中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衷地为这一切感到高兴。

不久，《中国建设》杂志请他写一篇关于新中国成就的文章，他便以毛泽东诗句“敢叫日月换新天”为题目，高度赞扬了我国的土地改革，并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54年5月，毛泽东邀请陈叔通来到天安门城楼，再次见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伟人。这次，陈叔通见到了传闻中毛主席的那根竹杖。

在典礼上，毛泽东和陈叔通并肩而坐。他拿起这根竹杖的一头抚摸着，一边感慨的说道：“我是三朝元老，曾经参拜过清朝的皇帝，见过袁世凯，也和蒋介石打过交道。但唯有毛主席和我是零距离。”

说完，陈叔通再次细细端详这根竹杖，脸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图|陈叔通参加会议旧照

感念毛泽东的知遇之恩，陈叔通和他商议国家大事，向来都是敞开心扉，直言不讳。他大多数的意见都会得到毛泽东的采纳和赞同。但有时候毛泽东听了陈叔通的意见总是沉吟不语、

陈叔通深知，毛泽东是希望他能够直言。只要是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即便是说得不对，或者是说得不全面，毛泽东都能够宽容和理解的。

在50年代大跃进时期，陈叔通看到社会上的很多不合理现象，便直接和毛泽东直言：“‘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是永远的金科玉律呢，希望相关领导能够研究一下。’”

在当时的情况下，陈叔通能够提出这些意见，是极为宝贵和借鉴的。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和陈叔通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的。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陈叔通忧国忧民。对当时的国家，毛泽东提出了很多意见，甚至面对面表达自己的看法。

图|陈叔通晚年照片

毛泽东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后，面带笑容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表明党和国家正在进行和采取的许多具体措施和政策，他认为问题不小，成绩很大，前途是光明的。

陈叔通听后很受启发，回家后写了一副对联：“一心记住六亿人民，两眼看清九个指头。”一时间，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和这副对联被传为了佳话。

陈叔通除了和毛泽东讨论国家大事之外，两人在茶余饭后还经常会观摩文物，谈论诗画。看到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陈叔通都被毛泽东伟大的气魄所感动，而毛泽东也为陈叔通知识渊博和阅历所感到深深钦佩。

不仅在工作上毛泽东会听取陈叔通的意见，他也非常关心陈叔通的身体健康。

1966年2月17日，陈叔通于北京病逝，享年90岁。得知陈叔通去世的消息后，毛泽东无比痛心，他沉痛的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又失去了这样一位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