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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0年的8月25日，一架喷涂着五星红旗的战斗机踉踉跄跄的着陆在前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军用飞机场。

当那架中国战斗机中的驾驶员从飞行舱内走出时，苏联方面的警卫、地勤等才如梦方醒，赶快拉响警报，持枪上前了解情况。

不问不知道，在仔细询问之后，苏方负责人员不禁大惊失色。

作为基地最高负责人的他，敏锐地察觉了事件的本质。

他知道，这架战斗机的到来给他们惹来了大麻烦，如果处理不恰当，甚至可能会引发国际冲突。

电话很快就被转到了苏共中央最高层，中国最后一起飞行员叛逃事件——王宝玉事件就此拉开了大幕。

年少得志

1962年，在自古以来就富裕繁华的山东青岛，一个男孩呱呱坠地，此人正是王宝玉。

王宝玉自小性格细腻内向，比起同龄人喜欢玩的当兵打仗之类的游戏，他更加喜欢读书看报。

好在家庭条件尚可，父母也能支持他的这些爱好。

随着年龄不断增加，王宝玉逐渐成了邻居街坊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他学习成绩优异，并且身体素质较好，没有人见了这个小伙子不夸他两句的，但王宝玉的性格似乎不太招人喜欢，总是不爱与人打招呼。

在王宝玉15岁那年，他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件改变命运的事情——恢复高考。

正是在高考恢复的背景下，空军招飞对象和标准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1980年，王宝玉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空军招飞考试，并且顺利通过体检，在当时的教育水平下，这两点殊为不易。

而且大家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当上一名解放军，而且是空军飞行学员代表着什么。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虽然总体上较为落后贫困，但对于空军飞行员这种极为重要的岗位会提供极好的待遇。

那时的飞行员不光有工资、飞行津贴补助、医疗保险、单位分配住房等，关键是所有飞行员都是军官，这同普通士兵又大有不同。

空军飞行员的职业发展前景也较为广阔，他们有机会参与国内外飞行训练和交流，提升技能和实战经验。

可以说如果普通家庭在那个年代有作为飞行员的孩子，那必然是光宗耀祖、邻里称贺的大喜事。

如果偏要类比，不恰当的说可以类比为如今考上了清华北大的研究生博士。

王宝玉在校期间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很少有文字记载他的在校情况，但想必他的表现是较为优秀的。

毕竟不是进了航空学校就可以成为飞行员的，而是要经过复杂艰辛的训练，不断在理论知识和实践中掌握飞行要领，才可以成为一名优异的飞行员。

大部分社招的飞行学员会在长达四年或五年的训练学习中被淘汰，成为地勤或后勤维修人员。

只有少数优秀的学员才可以顺利毕业，成为光荣的空军飞行员，而王宝玉就是其中之一。

1984年10月，王宝玉成功入党并在同一年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担任战斗机飞行员。

但他一下到单位，领导和战友们就发现了他的问题。

思想偏移

王宝玉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并没什么有问题，反而可以说较为优秀。

可在领导、战友眼中，王宝玉平日里寡言少语、不擅交际、自尊心很强，隐隐地让人感觉他似乎非常自傲，也因此他在单位没有交到关系好的真心朋友。

单位对王宝玉的情况不是没有关注。

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为了让他能够尽快的融入集体，领导将他视为重点帮扶对象，多次与其沟通交流。

最终通过“谈好心，结对子”的方式，让王宝玉稍微打开了自己的心房。

古人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又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随着王宝玉与同志们越来越熟悉，大家总算了解他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放到今天来说，王宝玉应该是个极端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他做事情几乎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没有一个成年人应当有的与他人相处的能力。

并且他的确非常聪明，善于学习理论，实践能力也不弱，他常常自己钻研新的飞行方法，看那些晦涩难懂的、其他飞行员也看不懂的书。

但也因此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常常与大部分性格较为豪迈的飞行员相处不来，并嘲笑他们脑袋空空，啥也没有。

有些大度的战友只当他开玩笑，没往心里去，但也有较真的战友认为他不尊重人，是读书把脑袋读“傻”了。

即便如此，没有人不承认王宝玉的能力。

在短短一两年时间里，王宝玉就基本熟悉了歼-6的驾驶操作，并完成独立飞行任务，这在普通飞行员群体中也是少之甚少的。

而这较强的业务能力和偏离常人的极端性格之间的差距，终将成为驱使王宝玉一步步走入深渊的恶魔，极端狭隘的性格也终将让他走上不归路。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宝玉从大队的新人变成了大队的老人。

那时，正值新老交替的关键阶段，人事调动比较频繁，王宝玉认为自己理论水平高、飞行经验丰富，也能担任领导职务。

可数次提拔都没有其名字，这让王宝玉心里十分不痛快。

其实想想也很正常，担任领导职务并非只要业务水平过硬就可以，还要个人有较高的思想觉悟，较强的协调管理能力，以及良好的群众基础。

很显然，王宝玉并不具备一个领导干部该有的综合能力。

如果是一般人可能会反思自身是否存在问题，或者直接安心当好自己的“业务能手”，从业务角度出发，也能干出一片新天地。

可王宝玉极端的自私再次害了他。

多次未能获得提拔的王宝玉心理发生了极大转变，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彷徨到后来的嫉妒、愤恨。

甚至认为是否是有人在故意针对他、打压他，从而阻止自己晋升。

王宝玉整日陷入怀疑的世界中，与各级领导和战友们相处得更差。

他对兵龄差不多的现任领导毫无尊敬可言，就连“面子工程”都不做，让曾经的战友屡屡在下属面前难堪；

对新入队的战士，他也毫无爱护之情，从不教人技术，新战士们也不愿意再同他往来。

王宝玉高傲的头颅始终只盯着自己的一己私欲，从没想过集体，他的心理愈加扭曲、思想愈发偏移。

就在这个时候，王宝玉的家庭问题又使得他对部队更加不满。

冒险叛逃

1988年，26岁的王宝玉结婚了。

我国一贯有家属随军制度，尤其空军飞行员这种极为重要的岗位更是如此。

但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风云激荡的改革开放加速期，计划转向市场的步伐更大更快。

“大锅饭”在各地逐渐成为历史书上留下的名词，许多单位不再有富余的名额容纳随军家属们，当时的随军家属安置工作成了一项难题。

当然，这个难题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可王宝玉不理解，他在第一次递交随军家属工作安排未果之后，心中的怨恨达到了顶点。

他常常在大队中讲牢骚怪话，逢人便说领导坏话，终日散发负能量，发泄心中抑郁。

其实，单位也在积极解决王宝玉的问题。

后来在各方努力下，组织上终于为其爱人在师部驻地安排了一份适合的工作，只是距离王宝玉常驻的训练场有几十里路，两人相隔较远。

所以王宝玉还是不满意，因为他爱人性格外向、容貌姣好，他怕善于交际的妻子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其余的想法，心里常常暗自怀疑。

为此，王宝玉找到已经升任副师长的原航空团团长，要求将自己调到师部驻地飞行团工作。

结果副师长对王宝玉的事情早有耳闻，组织上已经再三照顾，他却还不满足，便将其批评了一顿。

同时，单位再次出现人事调动，王宝玉仍然不在候选名单上。

眼见着比自己兵龄短的同志都上了候选名单，而自己却一直没有机会，王宝玉的怨愤在每个深夜都会冲击仅存一丝理智的大脑。

而他与妻子的关系也不好，妻子由于自恃貌美，常常嘲讽王宝玉无能，赚不到钱，家庭和事业上的双双失败，让他最终沉入黑暗。

鉴于王宝玉平日里的表现，团政治处将其列为重点思想工作对象。

一方面对其进行思想帮扶，调停他与妻子间的关系，一下子批了他两个多月的探亲假及哺乳假。

另一方面，则是暂停他的飞行任务，以防他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

但不论如何，飞行员是国家宝贵的财富，组织和领导都是寄希望于王宝玉，希望他能够有所转变。

可不幸的是，王宝玉在回老家照顾临产妻子的时候，开始大量接触西方思想。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西方思想对我国的冲击和侵蚀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尤其是西方相对先进、发达、富裕的生活，让刚经历改革开放，亲眼看到整个世界的国人思想产生了惊天巨变。

据王宝玉妻子回忆，在那段时间，王宝玉疯狂地阅读西方经典哲学和理论，一有时间就收听西方广播。

他似乎像是找到了什么答案，暗暗下了决心。

妻子生产后，王宝玉回到了单位正常工作。

领导和战友们惊奇的发现他似乎换了个人似的，平日里的牢骚怪话不见了，工作上一改往日的消沉，变得积极主动，就连家庭关系和群众基础也大大改变。

单位领导都认为是部队飞行员待遇不断提高和组织上思想工作的正面影响导致的，所有人都为王宝玉的“进步”而开心。

1990年5月，组织上取消了王宝玉重点思想工作对象的身份，恢复其一切正常工作。

殊不知，此时的王宝玉已经找到了一个错误的“答案”，一个自绝于人民的“答案”——叛逃美国。

1990年8月25日，经历了三个多月准备的王宝玉借训练之机，以超低空飞行飞往苏联方向，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王宝玉以高超的技术躲过了苏联方面的防空系统，成功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军用机场。

下了飞机之后，他表明自己的身份，并向苏方工作人员表明：

“我要前往美国”。

可能是王宝玉并不清楚，就在他叛逃的前一年，1989年5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会见邓小平同志，两国开始“世纪大和解”。

更何况，此时苏联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又怎么会为了一个王宝玉而得罪身边的邻居呢？

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于次日飞往哈尔滨会见苏联外长，苏方向中国释放善意，完全同意引渡王宝玉。

在王宝玉叛逃三天后，他就被我国外交人员引渡回国，送上了军事法庭。

最终，王宝玉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生。

曾经的空军军官飞行员、天之骄子，如今却沦为社会上的负面典型，一念之差，终生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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