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建民

很多人都不知道，山西墓葬中的壁画不仅涵盖了古人的日常生活，还有古代原始金融场景暗藏其中。15年前，山西省汾阳市东龙观筑路工地发现墓葬群，其中M5有一幅疑似进行钱券兑换场景的壁画。类似的内容在该市1990年汾阳市高护校出土的金代砖雕墓中也曾出现过。这类题材的墓葬壁画和砖雕图尚属仅见，反映的主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01

金墓疑云

M5西壁壁画

M5的墓门是仿木结构的砖雕门楼，雕有立式匾额一块，上书“王立之墓”。 墓室呈八角形，是民间俗称的八卦墓。 按顺时针方向观察，西南壁为金代墓室中常见的妇人半启门图； 西壁是疑似钱券兑换的场景； 西北壁为备宴图，上书“厨积香”； 北壁是墓室的主位，绘有类似墓主人全家福的内容； 东北壁上书“茶酒位”，是两位男仆准备茶酒的场景。 东壁绘有未开启的格扇门，除门未开启外，格局、图案和西壁相同。 东南壁上方是一竖格方窗，窗下为猫狗嬉戏图。 南壁为墓门，门左侧有一黑衣仆役左手持一荷包状物，面目平和，右侧另一黑衣仆役肩扛一捆铜钱，表情吃力，十分传神。 门道的左右内侧，各绘一仗剑武士。 西壁上的场景尤引人注意： 正面两侧各为一扇隔扇，中间的隔扇因门敞开，只能想象和对壁相似。 隔扇分三层，上半是仿木花格，中间图形因剥落无法辨识，下部为变形花卉。 中间开启的两扇门内横置一柜台，其上有通顶的护栏，为通高竖柱构成，正中留一方形窗口，柜外右侧置一小桌和小凳，坐一男性，右手拿笔做记录状。 柜外左侧立一妇人，手持成串铜钱，柜台窗口内亦有一男性，右手持纸券状物，露出一角有墨点，象征文字或图案。

墓中出土两方买地券，内容相同：“维明昌陆年伍月拾贰日汾州府城崇德坊居住王立伏为今身病患来预修砌墓一座……”，出土物中还有泥冥钱上百枚，部分为北宋钱，数量最多的是金代大定通宝，系在泥饼上用行用铜钱压盖而成，因此钱文都是反文。

东龙观M5内墓门壁画

再看《文物》1991年12期的《山西汾阳金墓发掘简报》关于汾阳高护校出土墓葬的介绍：“1990年，汾阳高级护理学校在施工中，经钻探发现8座砖室墓，随即进行了抢救清理。其中M5是八角形砖雕彩绘墓中最大的一座，墓的北壁雕刻主体分雕两扇四抹头格扇门，格心内用细棂条拼成逑纹图案，裙板和环板内均雕变形花卉，两扇门中间雕出一案，案前挡板雕变形花卉，案后坐一人，头戴圆形帽，身着交领服，笼手置于案上，面前置一打开的本子，旁置砚台。身后浮雕成串的铜钱”。

两座金墓出土地相距仅十公里，年代也相近，其壁画和砖雕图许多内容一致，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线索。与高护校出土墓葬比较，除相似的柜台、柜内人物以及铜钱的内容，东龙观M5的这幅画又增加了两个人物，形成一个有人物关系的动态景像，特别是柜台上增加了类似现今金融网点安装的防护栏的设施，对我们认知其主题提供了帮助。在该墓的所有壁画中，墓门内两侧仆役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一个背着成捆的铜钱，一个手持荷包状物，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其它墓葬中没有发现。多年来汾阳市发现的金代墓葬中的壁画砖雕，除了一些和其它地区金墓相同的传统题材，如二十四孝、花卉图外，最大的特色是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前边提到的两幅墓葬砖雕图和壁画，反映的应该就是墓主人生前的职业。

02

两个王立

东龙观王立墓北壁墓主夫妇像

在考查中，我们发现汾阳金代建筑太符观的形制和王立墓中的建筑、匾额、板门、隔扇有很多相似性。观中一块承安五年（1200年）的《太符观创建蘸坛记》碑，证实此观在承安五年之前就已经建成，更巧的是，捐助人名中也出现了一个叫“王立”的人，是庶民，应是一个富人，从年代上看与东龙观M5的墓主人吻合。虽然墓中出土的买地券上所书明昌六年（1195年）到立碑时间相隔了五年，但也并不矛盾，买地券反映的是墓主人王立生前为自己预砌墓室，明昌六年墓主人还在世；承安五年所立的碑石是修建蘸坛之后而立，从募款到修建完毕需要很长时间。当然我们还无法排除同名同姓的可能。戴志强先生来晋考察时提出了可从信仰上找出两个王立的关联，提示指向了金墓中的备宴图。我国古代将寺庙中的厨房称为“香积厨”，备宴图上则题“厨积香”三字，只是不知这三字是否是为了和对面的“茶酒位”对称而故意从左往右书写。此外王立墓门上的立式匾额和太符观正殿上的匾额十分相似，为表明墓主人是位信奉佛、道教的信徒，并证明两个王立同为一人增加了可能。

03

拨云见日

墓葬全景

2008年11月19日的《文物报》将此壁画描述为“类似店面收账”。2009年1月10日，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同山西博物院、《山西晚报》、《三晋都市报》共同举办的“走进考古、步入宋金”新闻发布会暨公益讲座上，考古队队长王俊曾说：“宋代就有了最早的纸币——交子，虽然纸币主要在四川流通，但是国内其他地方也有经营金属货币兑换纸币业务的商人，叫做‘铺贾’，从壁画上看，王氏家族就是做这行的”。

我们认为这是一处从事钱币兑换的店铺。在这幅壁画和高护校的砖雕中，都设有柜台，说明已经对外经营，是一处铺面；另外不论是堆放的、手持的还是肩扛的钱币，都是图画表现的重要内容，而没有其它货物的痕迹，说明这种店铺经营的业务主要和钱币相关；还有在东龙观金墓壁画中出现的护栏，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关于柜台护栏的描绘，是银钱业独有的防护设施。

M5剖面图

史料中金代有关钱币兑换业的线索也可以从旁验证我们的想法：

1、金初用辽、宋旧钱，贞元二年（1154年）行纸币，后又铸铜钱，银锭、纸币、铜钱并行。王立所处的年代，正是银锭、纸币、铜钱并行的年代，必然要产生相互兑换的需求，专事兑换业的商户有了产生的条件。

2、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时有欲罢之者，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可见商人为远途贸易，以钱买钞是普遍现象，官方还认为是“公私俱便之事”，证明当时的政策并不禁止商人买卖钱钞。

3、泰和六年（1206年）户部高汝砺曰：“今诸处置库在公解内，小民出入颇难，虽有商贾易之，然患钞本不丰……”，“上是之，逐命移库于市肆之会，令民以钞易钱”。这足以证明泰和六年之前，已经有商贾从事钱钞兑换业务，只是未知其形式。

由此可见，王立所处的时代有商人从事兑换业的史实存在。对于其他的可能性我们也做了研究排除：

1、家族库房。设立柜台分隔，且有护栏，似乎是对外经营的场所更趋合理。

2、典当或质铺。在壁画和砖雕图中没有发现典当、质押物的痕迹，也没有放置质押物的货架，很难理解为典当或质铺。

3、收账。就当时的水平，设置如此规范的铺面似乎不太可能。家族放账是偶而为之，大多是地主、商人兼做，不可能有专设机构。

4、官库。从墓的等级、墓主人一家的服饰、起居看，王立应是商人，而非官吏。如果太符观碑文中提到的王立就是墓主人的话，更说明他没有官职，从而排除了此店是设于市肆的官库机构。

汾阳置县有2600年历史，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是州府所在地，金代置西河县，隶属汾州，而汾州州治就设在西河县城，辖西河、平遥、介休、孝义、灵石五县。汾阳一直是山西中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地处中国中西部商道的中孔地带，也一直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我有一本清代商人手抄的经商路程图，其中从忻州、太原到新疆的线路中，汾州是必经之地；汾阳商人又是山西商人中的一支劲旅，创办了中国已知最早的账局；汾州所辖的平遥县是中国票号的发祥地，与所辖其他县商人开办的票号就有十三个。

宋金时期，汾阳一直没有遭遇大的本土战争，经历了较长期的经济发展稳定期。出土于汾阳南关的宋绍圣年间赵和墓志铭载“……寓迹汾水之上，乐其人物蕃庶，井邑骈密，贸易经营，得遂其志，因而家焉……”由此可见在宋代汾州就是“人物蕃庶，井邑骈密”适于贸易经营的地方，在金代产生钱币兑换业是具备条件和需要的。

五号墓的明堂是王氏墓地的地心，最上方覆盖方砖1块，为“买地券”，字面向下；其下是“茔地图”方砖1块，字面向上，其上朱砂书写有地心、八卦、天干、地支及尊穴、次穴、卑穴的位置；最下方为1件陶罐，即为象征明堂的标志，陶罐内经过清理发现有澄泥砚1块、泥钱100余枚、已炭化的墨块1块。

对壁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以下解读，柜台内（即护栏内）应是存放钱币的地方，柜内的人应为管库兼负责收付现金的人员。柜外小桌边坐着的老者，虽因壁画剥落不甚清晰，但可辨认手持笔作记录状，应该是负责记账的人员。手持成串铜钱站立的妇人是一位客户，手中的铜钱和柜内那位店员手持的纸券（应是钞券一角），互为兑换的内容。至于墓门右侧肩背成捆钱币的仆役，可能是店铺的服务人员，也可能是为了炫耀主人富有而设置的人物。关于左侧仆役手持之物，考古所王俊认为是执扇，也有人认为是手执镜子，但细观此部分，手中所持物整体为近似贝状的椭圆形，周边有一圈荷叶状裙边，似为皮革、布或绸缎类的软质物，应为旧时钱袋荷包的前身——“荷囊”，早期的荷囊既可手提，又可肩背，所以也称“持囊”或“挈囊”。作为仆役，手持执扇或镜子都不合情理，何况从形状上看也不吻合。所以，我们进一步确认，仆役手中所持之物为“荷囊”。仆役将“荷囊”举高过肩，看来不会是盛装重物，可能是装钞券所用。

以上诸多元素，都坚定了我们对该图反映的是钱币兑换的认识。我们初步认定，汾阳在金代明昌6年之前，已经产生了钱币兑换业，汾阳东龙观和高护校金墓中的壁画、砖雕图，反映的正是两处从事钱币兑换的店铺，还可以看出当时已发展出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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