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4岁女知青杨春晓，和农村青年王庆喜相恋。不久，杨春晓因家中有事，不得不暂别恋人回家。不料，她3个月回来后，王庆喜却瞒着她娶了个寡 妇。谁知，杨春晓却很自责：“是我害了你！”
1969年，16岁的杨春晓离开北京，到陕北王家河大队插队。
王家河地少山多，粮食产量少，乡亲们勉强能吃饱肚子，可对于16、7岁的知青们来说，就不太够了。
而且，王家河的活却一点儿也不少，甚至还比其他大队多一项，就是磨磨。
打了粮食就要磨面，公社有火磨，可从王家河大队到公社有15里山路，按以往的惯例，大家就用队长家里的石磨自己磨。
杨春晓第一天就被分去推磨，可她没推一会儿，因为身体本就瘦弱，还没吃饱饭，抱着磨棍就晕了。
而其他的知青还在继续推，杨春晓倒在地上，前额着地，擦破了好大一块儿皮。
于是，队长不敢再让杨春晓做重活，生怕她又把自己伤着了。
过了春节，要开始春耕了，第一步就是挑粪走五、六里的山路上山，把粪倒在田里杂肥。
乡亲们一上午能挑三趟，知青们没干惯这种活，一上午只能挑两趟，到杨春晓这里，她挑了好半天，才把第一趟挑到半山腰。
这时，旁边一个本村后生王庆喜看见了，他让杨春晓原地休息，把自己的最后一趟挑上去后，又下来，把杨春晓的那一担挑了上去。
然后，王庆喜把自己和杨春晓的空筐都挑在肩上，让杨春晓空手走下山。
可即便如此，下山时，杨春晓还是摔了一跤，两只膝盖都摔破了，一瘸一拐的走下了山。
之后，队长就让她在场院里装粪，虽然臭点儿，但没那么累。
王庆喜是队长的侄子，他看杨春晓的身体实在太瘦弱了，1790年秋，小学复课，他就建议，让杨春晓去当老师。
队长也觉得杨春晓合适，她是知青里唯一一个初中毕业的，体力活也做不了，于是就让杨春晓去当了民办教师，顺便告诉她了，是王庆喜建议的。
杨春晓很感谢王庆喜，后来，王庆喜找她借书，她都慷慨借出，王庆喜有什么不懂的字或者不明白的句子，她也热心解答。
王庆喜也主动揽下了小学的一些修修补补的活，看杨春晓没有趁手的教鞭，他还上山砍了竹子，亲手帮她做了一根。
王庆喜比杨春晓大一岁，都是青春懵懂的年轻人，两人来往如此密切，很快村里就有了他们的风言风语。
1天， 有个女知青提醒杨春晓，说村里人都在传她这个北京女知青和陕北后生处对象，让她注意。
不料，杨春晓斩钉截铁的说：“那不是传言，是真的。”
那名女知青懵了，她想不通作为一个城市的女孩，怎么会喜欢一个农民的。
杨春晓笑笑，没有解释。
王庆喜对她的好，没必要对别人说。
杨春晓觉得自己还小，结婚还早，所以只是和王庆喜谈恋爱，不过她心里是决定以后要嫁给王庆喜，扎根这里的。
于是她放弃了几次回城的机会，一心一意的在王家河当民办教师。
1977年初夏，王庆喜25岁了，这在农村已经很大龄了，在父母的催促下，王庆喜鼓起勇气向杨春晓提出了结婚的请求。
杨春晓这时才意识到，应该给父母讲明自己在这里的恋爱情况，得到他们的允许，好和王庆喜结婚。
于是，杨春晓给父母写了信，两人手牵手去公社寄了信，满心欢喜的等待着回信。
可信寄出了一个月，杨春晓都没有收到回信，她不甘心，又寄了一封，可是又过了半个月，还是没有回音。
王庆喜的父亲训斥他：“人家是北京知青，父母不回信，肯定是不同意，你别痴心妄想了！”
就在杨春晓和王庆喜纠结犹豫的时候，杨春晓突然收到一封哥哥发的电报：“母病重，速归！”
杨春晓什么顾不得了，她把上课的事情托付给王庆喜，就急急忙忙赶回了北京。
杨春晓回到北京才知道，母亲在工作时，出了事故，全身大面积烫伤，非常严重。
她和哥哥在医院轮番照顾母亲了三个月，才熬过了危险期，但生活已经无法自理。
三个月后，身心俱疲的杨春晓回到王家河，她多想倚靠在恋人的胸膛里对他诉说这一切，可没想到，等待她的是一场晴天霹雳。
就在杨春晓回去半个月后，王庆喜就在家人的催促下，娶了个邻村的寡 妇，还带着个5岁的孩子。
面对这一切，杨春晓没有怪他，反而自责，母亲需要照顾，自己肯定是要离开这里了。
如果不是自己耽误了王庆喜，凭他的长相和能力，一定能找到个更好的。
杨春晓办了困退，回了北京，临别那天，王庆喜送她去车站，两人都眼含热泪。
后来，杨春晓的母亲慢慢恢复，可以下床，生活能够自理了。
1978年，杨春晓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老师，和一个医生结了婚，婚姻平淡却也幸福。
但杨春晓的心里还是充满了对王庆喜的愧疚，40多年后，她和丈夫回了王家河，得知王庆喜和妻子后来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娃，如今都在城里安了家。
王庆喜两口子还住在原来的土窑里。
她悄悄拉着王庆喜妻子到一边，塞给她一万块钱：“嫂子，谢谢你把我哥照顾得这么好，祝你们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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