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家族》是马克思与恩格斯青年时代合写的一本书，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介绍说：“这是一本篇幅很小的、书写纸八开本的书”，然而这本小书意义非凡，他代表着“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转向社会主义”。这个转变的明显之处在于马克思用社会主义的“群众”来对抗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英雄”。马克思雄辩地证明，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而非少部分英雄人物，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书中，马克思引用了1789年洛斯达洛编辑的报纸，写道：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
同时，他又不忘继续补充说：
“但是，为了要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观念中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
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中驳倒英雄史观，而且还要在实践中将其废弃。当然，理论是第一步，我们首先要揭露英雄史观的荒谬性，以便证实群众力量的伟大之处。
英雄史观的本质唯心史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听闻张良的英雄事迹，想象其人必然魁梧奇伟，非寻常相貌；然而等他看到张良的画像之后，才知道此人“状貌如妇人好女”，并非雄武之相。《魏书》记载，曹操西征关中时，与马超韩遂等人交谈，众多胡人都聚集过来，想要看看平定北方的大英雄究竟是何等人物。曹操笑着对众人说：“汝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
原来，所谓的英雄并非“四目两口”，也并不比常人多出一个脑袋。只因他们智力超凡、意志坚定，所以才超出了常人之上。从肉身方面来说，张良手无缚鸡之力，曹操不如崔琰高雅，他们的举止相貌亦不过常人而已；但从精神方面来看，张良足智多谋，能够“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曹操雄则才大略，懂得知人善任，其用兵仿佛孙吴。
因此，英雄人物代表的就是出类拔萃的精神，认为英雄人物推动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就是把历史前进的动力归因于少数几个奇人的聪明才智，归因于英雄人物的超凡精神。
在官渡之战前夕，荀彧与郭嘉分析战局，认为曹操在道术、公义、治理、度量、谋略、德行、仁爱、明智、法度和兵法等精神方面都超过了袁绍，所以袁军虽众必败。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仿佛曹操的英雄精神战胜了袁绍的物质力量，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袁绍在物质上占据优势，但曹操在精神上碾压了对方，所以他的英雄气质左右了胜负，最终击垮了袁绍的物质优势，改变了天下的局势。倘若不是曹操，而是另一个才能较低的人与袁绍交战，那么历史将被改写，袁绍会取得胜利。
英雄人物不能扭转历史前进的方向
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中这样说道：“有一回，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若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若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
曹操虽然是非常之人，具有“超世之杰”，然而倘若没有他背后的士兵，那么只要袁绍出动一名武士，便可将曹操擒拿并斩首。任凭你是怎样的大英雄，总敌不过几十个凡人的合伙攻击。历史的走向并不是由曹操或袁绍的精神来决定的，而是由千千万万的群众的力量来决定。曹操之所以能够战胜袁绍，并非他的精神大海淹没了袁绍的百万大军，而是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人心所向决定了胜败。——当时人们都尊奉汉室、厌恶篡逆，喜欢自然、讨厌繁礼，认可公义、反对霸道，喜欢唯才是举的环境，唾弃任人唯亲的做法——曹操之所以能十胜袁绍，只因他的所作所为比袁绍更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当曹操还是汉相的时候，四世三公的袁氏却图谋代汉，所以曹操处于顺境，而袁绍在逆境。因此，刘备、荀彧、郭嘉、贾诩、韩嵩在官渡之战时都判断袁绍必败，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历史的趋势，不被眼前的数据强弱关系所迷惑。
袁绍虽然兵精粮足，但他站在历史的反面，站在人心的背面。他虽然凭借武力兼并了公孙瓒，但袁氏在河北的政令繁苛，无德于民，只要遇到一场败仗，他的权势与威望便尽皆丧失。所以归根到底来说，决定历史方向的并不是英雄人物个人的精神意志，而是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是群众的需求与渴望。一旦曹操违背这种需求，他立马就会变成第二个袁绍，从而走向败亡。
历史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秦朝末年，陈胜一呼百应，带领天下人举兵反抗暴秦。可是当他背离群众，秦朝未灭，自己就急着要做王侯将相时，“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导致他众叛亲离，最终败亡；隋炀帝时，李密带头打开洛仓救济饥民，率先举起了义旗，他声言要进攻江都，擒拿独夫。可是当他杀害翟让并接受皇泰主的册封之后，便人心尽失，最终被历史所抛弃了。
英雄人物只能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
假如世上没有曹操，也一样会有人来取代他的位置，这是毋庸置疑的。假如曹操在偷袭乌巢的时候被袁军发现并刺死，或者假如淳于琼那天没有醉酒，能够挫败曹操的偷袭，历史会怎么走向呢？答案是：袁绍依然会战败，只是败亡的时间要延后一些而已。
社会组织结构的特征、人心的向背创造出了一个位置，使占据这个位置的人成为袁绍的反面。如果不是曹操占据这个位置，那么将由他之前的对手袁术、吕布等人来占据；如果没有曹操，一样会有人携天子以令诸侯；如果没有曹操，一样也会有人与袁绍发起统一北方的最终决战——对于历史来说，从来就没有谁是不可或缺的。
假如曹操在乌巢被杀死了，袁绍虽然能取得胜利，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都站在历史的反面，他能躲过最终败亡的命运么？在东晋之时，桓玄就是个“胜利”了的袁绍，他攻入都城，俘虏晋帝，并且还废晋自立。但是，很快刘裕等人就顺从人心，打着光复晋室的旗号推翻了桓楚。
假如曹丕在篡位之前被汉献帝派去的刺客刺杀了，或者有一块砖头从天下掉下来将他砸死了，汉室就不会被篡夺了么？答案是否定的。在经历黄巾之乱、地方拥兵专权之后，汉室不可复兴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大多数人也都接受了这个事实。倘若曹丕意外身故了，也会有曹彰、曹植、曹叡等人来继续代汉自立。历史上，东魏的高澄就是个“失败”了的曹丕。他晋封齐王，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在准备篡位的前夕，却意外被刺客诛杀，延缓了高氏篡位的进程。然而他的弟弟高洋立即掌控了局面，清洗了所有政敌，然后加冕为帝——历史依然沿着原来的轨迹行进。
历史是由广大群众创造出来的
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历史领域存在一个基本的矛盾——“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黑格尔把拿破仑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而那些追随拿破仑的士兵只是精神空虚的物质材料。历史是由普遍的绝对精神化身为具体的“马背上的精神”、化身为一个又一个精神丰富的英雄人物，再由他们来带领群众去实现历史。
对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群众并不是英雄人物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相反，只有群众的活动才是历史的本身，并且这种活动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群众不是英雄用来创造历史的工具，相反，英雄才是群众用来追求自己目的的工具。
在法国大革命初期，立宪派的领袖米拉波成为头号英雄，他在人群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代表了人们推翻旧制度的精神追求。然而，作为国民议会的议长，米拉波是个立宪主义者，他认为应该保留国王，而那时群众是偏向共和的。当大革命使法国从封建专制转向君主立宪时，米拉波代表了群众运动的方向；可是如果再进一步，当群众开始呼唤共和，而米拉波的理想与群众相违背时，他就不免要被历史给抛弃了，幸而这时候米拉波寿终正寝，否则他就得像拉法耶特那样流亡海外；在米拉波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丹东代表着群众的共和倾向，由他们主持的革命法庭审判并处死了国王，实现了共和；紧跟着丹东的是罗伯斯庇尔，他代表了群众狂热的爱国倾向——为了保卫共和政权，罗伯斯庇尔顺从群众狂热的情绪，用恐怖政策来对付国内外的敌人，这时较温和的丹东就被群众所抛弃、被推上了断头台；可是当群众的情绪复归平静之后，狂热的爱国倾向又被恢复秩序的渴望所取代，人们厌倦了恐怖政策，不再甘心为国家付出一切，痛恨战时体制，于是他们又把罗伯斯庇尔推上了断头台。由于督政府无力实现资产阶级渴望的秩序，所以“宝剑”拿破仑在与莫罗、麦克唐纳、贝纳多特等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建立起了军事政府——支持拿破仑称帝的，除了资产阶级以外，还有广大的法国农民——拿破仑亦不过是群众的代言人而已。
从这种角度来看，英雄人物只是群众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群众的力量表现为历史的潮流、天下的大势以及社会的组织结构，群众把这个位置创造了出来，然后再由无数人来竞争这个位置，那个最终的获胜者就是头号英雄。例如，在元文宗统治时期，天下还比较安定，朱元璋也只是个和尚。可是到了元顺帝年间，人们逐渐对元朝的统治感到失望，进而渴望明王出世、弥勒佛临凡，以便拯救苍生。朱元璋便与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群雄”一起逐鹿，最终夺取了头号英雄的位置——并非朱元璋创造了元末明初的历史，而是元末明初的历史成就了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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