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展厅里，陈列着一件赫赫有名的精美文物——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尊是我国古代一种青铜盛酒器，造型多样，其中以动物造型的尊最为形象、最有特色，如羊尊、豕尊、鸮尊、马尊、兔尊、鸭尊、虎尊、鸟尊等。相对而言，犀牛尊比较罕见。

▲犀尊（局部），金银的华丽色彩和古朴的青铜器完美相融。（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提供）

造型独特栩栩如生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兴平市西吴镇豆马村。出土时，犀尊的肚子内还装有铜镜、带钩、锉刀和花贝等17件器物。多数专家断定，犀尊连同这些器物都属于西汉时期的文物。

犀尊造型独特而逼真，呈犀牛形，高34.4厘米，长58.1厘米，体态雄健，昂首伫立，两耳前耸，首有尖利双角；双目嵌以乌黑光亮的琉璃珠，神采奕奕；唇作钩状，嘴边右侧有一细长管状流，又似獠牙；颈部隆起，皮肤多褶皱，层次分明；四足矮壮，肌肉坚实而发达，臀部肥硕丰满，短尾下垂。

犀尊背上有盖，与前脊背相连，可自由开合，用以盛酒。通体满饰流云纹，间饰谷纹和涡纹。在粗细花纹线条中嵌以金银丝，以表现犀牛的毫毛。纹饰流畅生动，精湛华美。犀尊造型比例得当，逼真写实，栩栩如生。

制作者一定是近距离仔细观察了活犀牛的生动形态，其对细节的处理令人叹为观止。犀牛耳朵边的脉络几乎毫发毕现，真实还原了犀牛的形体特征。虽为实用重器，却写实生动，表现出工匠在写实能力上的巨大进步。

犀首向左倾斜，展现昂扬之态，打破了对称带来的呆板保守，使之更加传神生动和富有创造性，同时也更加方便倒酒。独特的设计将美学和实用性有机统一起来，可谓神来之笔。

工艺精湛巧夺天工

错金银又称“金银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青铜器装饰工艺，始见于春秋，广泛流行于战国至西汉时期，主要用于制作青铜器皿、车马器具及兵器等实用器物上的装饰图案。其制作过程复杂精细，十分考究。首先在器表绘制好云纹，沿着云纹用坚硬的工具錾出凹槽，然后嵌入金银丝，最后用厝石打磨，使表面平整光滑。这种工艺传承千年，金银的华丽色彩和古朴的青铜器完美相融，交织出典雅华章。这一工艺充分利用金银较好的延展性和引人瞩目的金属光泽，“绘”出千年不褪色的精美纹饰，飘逸灵动、华美无比。

中国青铜文化形成于夏代，经历了近2000年的漫长发展过程。战国后期至汉代中期时，青铜文化已由顶峰逐步走向落幕。但这一时期的错金银、鎏金等铜器装饰工艺发展到极致，涌现出一批造型和纹样都极为考究的铜器精品。

犀尊正是错金银工艺的极好呈现。其表面遍饰精细的错金银云纹，断断续续的金银丝好像犀牛身上的毫毛，金、银、铜三色交相辉映，闪耀着大自然中肉眼无法觉察的光彩，装饰效果极强；同时又表现出犀皮粗糙厚重的质感，使纹饰与造型得到完美结合。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兴平市西吴镇豆马村。（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提供）

犀为文德之兽

犀牛与古老的中华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犀牛象征着高尚的德操，古人视之为文德之兽。同时，犀牛因其雄壮的身躯而被视为力量与威严的象征，常见于古代青铜器和画像石图饰上，为人们所喜爱。

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在《无题》中吟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犀牛看似“笨重”，为何又被称为灵犀？

原来，古人把犀牛视为神兽。犀牛的角中央有一条线状的白色纹理，贯穿两端的叫作通犀或通天犀。犀角被认为有灵异，犀牛被看作灵异之物，故称“灵犀”。

古人认为，犀牛是瑞兽，可辟水、治水患，所以很多地方都有“石犀镇水”的古老习俗。同时，犀牛也是一些部落图腾崇拜的祥兽。比如苗族有崇拜犀牛的习俗，犀牛形象被刻画在各种图腾形象中。

犀牛还被视为辟邪的祥物。古代贵族常制作犀牛形的青铜酒器，以求驱邪避灾，迎福纳祥。犀尊也是庙堂宫室之重宝、尊贵的礼器。

▲清代犀角透雕盘螭柄杯。（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提供）

犀牛曾在中华大地广泛生存

犀尊的铸造及出土，是犀牛曾在中华大地广泛生存的重要物证之一。事实上，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我国古代众多典籍也记载了犀牛的行迹。

商代“宰丰骨匕”刻辞（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记载，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五月壬午日，王在狩猎活动中捕获一只犀牛，因宰丰有功，便赏赐给他，并将此事记录在由犀牛骨做成的“匕”上。

《殷墟文字乙编》第2507片甲骨文记载了商王“焚林而猎……获十五兕（雌性犀牛）”。可见那时犀牛在中原大地较为常见。

《山海经·中山经》说：“琴鼓之山……多白犀。”《山海经·海内南经》提到：“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

《战国策·卷十四·楚一》云：“（楚王）乃遣使车百乘，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

正史也记载了犀牛在古代曾经大量生存于我国境内。《史记·货殖列传》写道：“江南出楠……犀”，又记载：“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记载南越王赵佗献文帝“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汉书·地理志下》也说：“（粤地）处近海，多犀……”可见，西汉前期，江南乃至岭南地区，犀牛是比较常见的。

根据历史地理学家文焕然的研究，上古时期犀牛在我国的分布相当广泛。从战国到宋代，犀牛数量明显下降，分布地从东向西、自北向南急剧“退潮”。到了清末，最后的犀牛种群在云南灭绝。

《汉书·地理志》记载：“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德威，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犀牛。”王莽辅政时，曾用贵重礼物换取南海黄支国的活犀牛，可见到西汉时期，犀牛在中原地区已很罕见甚至已绝迹，否则黄支国不远万里的赠犀行为也就没有意义了。曾在中华大地广泛生存的犀牛为何成了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乃至灭绝？

首先是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范围扩大的原因。犀牛喜欢温暖的环境，2000多年前，北半球温暖湿润，草木丰美，犀牛遍布。西汉以后，北半球转冷。此外，随着定居农业的发展，农耕地带向外不断延伸，大大挤占了犀牛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曾载，武王灭商之后，“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犀牛被迫南迁，如今仅零星生活在热带雨林和沼泽中。

其次，犀牛皮质地坚韧，用来制作盔甲是非常好的防御装备。《国语·晋语》中说：“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这是用犀牛皮制作铠甲的最早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犀甲是各国武士渴望至极的装备。常年的征战、无节制的使用，导致大量野生犀牛被捕杀。加之犀牛本身的低繁殖率，使其数量迅速减少。

再次，犀角是一味名贵中药材。中医认为，犀角味苦、性寒，能解诸毒，并有定惊安神之功效。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犀角……主百毒，蛊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民间对野生犀牛的捕杀。除了药用，用犀角雕刻的工艺品还常见于富贵之家中。清代李渔《闲情偶寄》有载：“富贵之家，犀则不妨常设”“且美酒入犀杯，另是一种香气”，这些都助长了对犀牛的捕猎。

犀牛在中华大地数量锐减乃至灭绝，也导致历代器物中犀牛形象的变化。魏晋以前，人们塑造的犀牛形象还相当逼真。唐宋以后，由于大多数人都并未亲眼见过犀牛，犀牛形象就逐渐失真，以致“牛不牛、犀不犀”。如清代七品武职官员所绣的犀牛补子，看上去更像一头小鹿。可以说，工艺精湛、栩栩如生的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凝固了2000多年前犀牛在中原大地上最美的瞬间。

犀尊及相关文物的出土，佐证了敦厚的犀牛在中华大地迁徙的大致路线，即从中原一带不断南迁，转移至岭南。今天，犀牛这一濒危物种仅生存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部分地区，我国境内已没有野生犀牛。这令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意义。（完）（原标题：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凝固两千年前犀牛的最美瞬间）

作者/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