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与日常生活的政治——以福州历史上的地名兴替为中心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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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地名是人们感知和理解外部世界的基本方式，是人与空间建立特定联系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群体基于各自的立场，往往具有不同的地名观，形成“土名”和“正名”并立、“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共存的现象。对地名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发掘蕴涵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政治文化逻辑。福州历史上的城门名、街巷名和弄堂名，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地名生产与变动机制：城门名由官方主导，传递着正统的价值观，起着维护政治权威和强化官方统治的作用；街巷名则是官方与民间长期博弈的领域，呈现出“正名”与“俗名”二元并存和互相竞争的态势；弄堂名是“土名”的世界，官方无意也无力对“土名”的生产和使用加以干涉。福州地名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逻辑的理解。

关键词：福州 地名 俗名 土名 地名政治

一 引言

地名是人们对特定空间中的自然物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人们通过生产和使用地名传达某种价值，形成对外部世界特定的感知和理解。通过地名的生产和使用，“空间”转化为“地方”。不同的力量基于各自的利益追求，形成不同的地名观，在地名领域展开竞争。对地名现象的研究，有助于发掘其中的政治文化内涵。

地名学界很早就开展了相关研究，在地名标准化、全国地名普查、古代地名考释等方面成果显著，尤其在地名学史和地名学源流方面进行了重要的梳理工作。总体而言，20世纪的地名学研究主要关注地名本身的内涵与流变，而较少透过地名探讨其后的社会历史过程。近年来的地名研究呈现出“批判性”转向，地名背后涉及的社会文化过程，尤其是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交互机制，成为地名研究的核心议题。例如，陈蕴茜对民国时期“中山”在公共空间的使用进行研究，探讨了“意识形态日常化”的问题，黄雯娟从国家权力的面向切人，研究台南市、台北市街道命名或更名的机制，探讨政治权力与地名变更之间的互动关系。

批判性的地名研究在中国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很大的潜力，既有的研究也极富启发性。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站在官方的角度，考察历史上地名更替与政治嬗变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些研究中，官方无疑是地名变化的主导力量，民众影响在相关研究中却很难被看到。笔者认为，地名作为一个特殊的公共领域，各种力量都可能在其中表达立场。毋庸置疑，在某些层面上，官方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另一些层面，各种力量可能呈现彼此胶着的状态；而在犄角旮旯或巷头弄尾等场合，普罗大众才是地名的主导者。这也意味着，地名研究想要有新的突破，必须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研究视角的结合。

以往研究对官方主导作用的过分强调，正是视角过于单一的结果。要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视角的结合，必须更多地注意街巷以下的地名更替，甚至需要从弄堂、胡同的层面着手观察地名的变动。在这一点上，董玥关于民国时期北京胡同“命名的权力”的研究虽然简短，却很有启发性。董玥发现，民国北京官方主导的胡同更名运动，表面上剥夺了胡同居民在胡同命名中的发言权，实际的情况是尽管“地图上已经修改了名称，很多人还是会坚持用老名字来称呼他们的胡同”。在这场“口语与书面名称之间的竞争”中，官方并未最终胜出，多年以后，“政府提供的街道名称表，变成了与它们要指示的胡同毫无关系的一纸空文，一个脱离现实、徒添困扰的命名系统”。这说明，在考察地名时，必须将官方和民间的命名放置于一起，综合研究二者各自的角色和相互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城门的“俗名化”，还是街巷名的二元博弈，抑或是弄堂的“土名”世界，官方从来无法独占对地名的命名权与使用权。

人们使用地名往往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发生的，历史文献中对地名的记载也十分分散而零碎，这些都反映出地名的本质所在：地名不是什么“重大事件”，但它却潜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离之；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潜滋暗长，却持久深刻。因此，通过深入考察地名的历史进程，有可能发掘出蕴涵于日常生活中的深刻的政治逻辑。本文以福州为个案，主要依据地方历史文献，特别是宋淳熙《三山志》、明万历《福州府志》和清《榕城考古略》《福建省会城市全图》等，细致梳理其中涉及的三类地名，即城门名、街巷名和弄堂名的命名规则和更名方式，分析官方与民间在地名领域的交互作用，探讨潜藏于地名中的日常生活的政治逻辑。

二 城门的命名与更名

福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期以来一直是福建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有两千多年的建城史。早在西汉初年，闽越王无诸就建立了冶城。此后随着地方开发的加速与政治进程的深人，城池不断扩展，规模日大，经历了从汉“冶城”到晋“子城”、唐“罗城”、五代“夹城”、宋“外城”和明清“府城”等阶段。

如图1所示，在五代“夹城”建成之前，福州城池范围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五代以后福州城池范围才大致定型，五代“夹城”、宋“外城”和明清“府城”都是在以“三山”为支点的空间中进行布局的。明清“府城”是由驸马都尉王恭在五代“夹城”和宋代“外城”的旧基上重建的。该城北跨王山，南绕乌石山和于山，有东门、西门、南门、北门、水部门、汤门和井楼门等7个城门，“广袤方十里”，高2丈1尺有奇，厚1丈7尺，周3349丈。城上还建有数量众多的敌楼、警铺、堞楼和女墙。清顺治年间，总督李率泰又将城墙增筑至2丈4尺高、1丈9尺厚，城上还设有窝铺、炮台、垛口、马道等设施。

高大的城墙、密布的哨所和按时启闭的城门制度，严密地规范了市民的生活和作息，形成一种与乡村很不相同的生活模式。19世纪中期来华的美部会（American Board Misssion）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对福州高大的城墙有深刻的印象。

福州包围在城墙中，有七个高大的城门，天亮开启，天黑关闭。从高耸的城门楼上可以观察和控制城门的进出。城墙上相隔不远就有一个哨所。城墙六至八米高，四至六米厚，用石料和夯土筑成，墙体内外两面铺石块或砖块，墙头上有花岗石的垛口。城墙全长约十一公里，墙头上可以行走，乘轿子转一圈可以观察到多姿多彩的市区内外景象。

高大延绵的城墙产生了巨大的视觉冲击，显示出官方统治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城墙之内的空间规划与建筑格局，也同样无声地提示着官方的重要存在。福州城内的重要地段，分布着上自总督、学政和藩臬二司，下至福防厅、闽县和侯官县等一套完整的地方官署，构成了一大城市景观。从清末“保甲总局委员”胡东海绘制的《福建省会城市全图》可以看到，沿着城内的南北主干大街“宣政街一南大街”，分布着布政使衙门、总督衙门、学政衙门、文庙、侯官学、侯官县等机构，沿着城内东西走向的主干大街“西门大街一新街”，则分布着按察使衙门、盐道衙门、粮道衙门、万寿宫等官方衙署或祠庙，它们构成了城市的“地标”。

这些作为“地标”的大型公共建筑，通过“占领”公共空间而有形地生产复制政治权威，同时又以官方命名和更名将主流的价值观无形地渗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地名成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力的毛细管”。在历次的建城运动中，官方都热衷于为城门命名和更名，以达到灌输意识形态和强化政治权威的作用。

“子城”自西晋太康三年（282）始建后，城门就经历了频繁的更名。“子城”的南门，在宋知州严辟疆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重修后，又重新“名之”以“虎节门”；南门外的“还珠门”，即“旧龟头门”，由五代闽国创立，至北宋由严辟疆改为还珠门；东南门“安定门”也由“闽王审知作，严侍御辟疆更名”；东门即“康泰门”，原名“东康门”，由王审知修建，后北宋知州元绛重建，“更今名”；西门“丰乐门”，是“原罗城门”，先由严辟疆更名为“乐输门”，后来“拓子城”与罗城交会，“遂为子城门”，“建炎间，建寇攻城，恶‘输’字，更今名”。相关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这些城门无论是命名还是更名，都表达出强烈的强化中央政治权威和推行社会教化的政治意愿。例如，虎节门外的“重关”还珠门，为五代闽国所建，原名“镇闽台”，该名缘于“是门当薇垣前数百步，上为楼台阙，其下分两途，屹立闽越通街，一方之镇系焉”。该门“初名‘龟头’，意与‘归投’者音合，图维得众”。可见，无论是“镇闽台”还是“龟头门”（归投门），都形象地表达出闽国割据一方的政治抱负。宋统一全国后，“僣伪削平”，此类名称显然已与强化大一统的时代要求不相符。知州严辟疆遂将此门“更曰还珠”，“盖取汉孟尝守合浦，德政所感，去珠复还之意”。通过这一更名，五代割据的历史终结，大一统的政治进程得以确认。

“子城”之后是“罗城”，由王审知始创，周回“四十里”，原设十余门，在梁克家所处的南宋初年仍有七个“大门”。该七门在唐宋之际也普遍经历了由官方主导的更名运动，力图传达主流的价值标准。在此后的城池扩建中，这些城门大多被废弃，有些则改为他用，只有通津门继续以城门的形式留下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门的名称有些出现了“俗呼”（俗名），表达出民众对城门文化之“草根式”理解。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显示，通津门、海晏门、清远门等三城门，除了拥有官方的标准名称，还出现了民众习用的称呼（“俗呼”）。如果说其中的通津门“俗呼津门”还只是字面上的简化，并无意义上的根本性转换的话，那么，将海晏门俗呼“鸡鸭门”和将清远门俗呼“鸭门”，则似乎表明民众以“俗呼”表达了对城门文化的另一种理解，即以直接、实用而朴素的方式，将官方在城门命名中力图表达的严肃的政治理想消解殆尽。实际上，海晏门、清远门早在宋代就已有“鸡鸭门”“鸭门”的“俗呼”。这也意味着对城门的政治文化的理解，很早就有不同的声音，民众以“俗呼”的方式，习而不察却有力地渗入官方的地名文化。

此后，五代“夹城”、宋“外城”相继兴建，城门也都经历了频繁的命名、更名过程。例如，五代“夹城”南面的宁越门，初由王审知命名“登庸”，后唐长兴二年（931）又由王延钧改名“闽光”，入宋以后，知州严辟疆再将该门改名为“宁越”。宁越门的几度“更名”，显示出城门文化与政治更替的高度一致性。再如，“夹城”西北的遗爱门，“旧名升山”，后以北宋名臣元绛知福州，有惠政，当其“移尹南京”时，“父老请于府，愿以公之政绩名之，遂更今名”。遗爱门的更名寄托着官方致力于社会教化的政治理想。

综上可知，从“子城”“罗城”到“夹城”“外城”，城门的命名或更名都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政治文化行为，在城门的命名或更名过程中，官方标准的意识形态得以表达。也正是通过对这一过程的主导，官方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独占对城市空间和秩序的解释。然而，宋以前福州城门频繁更名的现实似乎也意味着，与城门的频繁更名一样，附加于其上的政治文化价值也很难在地方社会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实际上，官方以城门的命名或更名来传递某种价值观的做法，有时显得相当“一厢情愿”，常常无法得到民众的认同。“俗名”的出现就表明，民众在官方的标准解释之外，往往还有自己关于城门文化和城市空间的理解。

宋以前官方对城门的命名由于过度强调意识形态色彩，可能令城门名本应具备的方位指示功能大大降低，城门名有时只是某种价值符号而已，这也使得城门名很难在此后的地方历史中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宋元时期一度开展“堕城”运动和明初普遍“更筑”城墙之后，福州的许多旧城门被废置不用，逐渐消失，“盖其时（宋）诸城虽堕，而各门楼尚存也。元时复废堕，明初更筑今城，乃非复旧观矣”。随着旧城门的消失，旧城门的名称也很快销声匿迹。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清福州“府城”的城门名却在此后沿用数百年，甚至在近代拆除“府城”城墙之后，这些城门名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延续下来。笔者认为，这应当与明清“府城”的命名规则之重大转变有关。从表3可以看出，明清“府城”的城门命名中，过度的意识形态色彩被抛弃，城门名本应具备的方位指示功能得以恢复。

从表3可以看出，明清“府城”七门虽然都是在旧城门基础上重建的，但在命名规则上与旧传统截然不同。七城门的命名不再标榜意识形态，而是从实用的功能出发，以具体的方位指示作为命名的基本标准。这使得“府城”的城门名实用易记，十分契合民众对地名的使用习惯，与前述“俗名”的直接、朴素和实用的特征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如此，福州“府城”的这套命名系统能够在此后长期沿用，数百年不变。

三 街巷命名中的博弈

城墙和城门虽然划定了城市的基本范围，但确立城市基本格局的，却是城中纵横交错的街巷。如果说历史上城门的命名和更名是由官方主导的话，那么，城内街巷的名称更替和二元并存，则呈现出官方与民间角逐、“正名”与“俗名”长期并存的态势。在街巷地名这一领域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命名规则一方面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却能长期并存，这反映出城市政治文化的二元特征。

福州府城街巷的形成，与历史上的城池扩张和重建是同时发生的。据图1可知，福州历史上的城池重建，都围绕同一条南北中轴线展开。每一次的城墙扩张与重建，城中的街巷并未受到破坏，而是不断地扩张和分化。随着宋以后福州城墙范围的相对固定，街巷的布局也大致稳定下来，“历经宋、元、明、清，街坊虽有一些增多，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福州城内的街巷，大致可以分为“街”和“巷”两个层次，前者构成了城市空间的基本骨架，后者则将城市空间进一步细分，使之趋于“细胞化”。明清时期，闽县、侯官县均为福州府附郭，两县依“鼓楼一宣政街一狮子楼一南街”构成南北中轴线的分区治理。“宣政街”“南街”等十多条“街”，搭建了福州府城的基本空间格局。

城中之街十有二。自鼓楼前达于还珠门曰宣政街。还珠门达于南门曰南街。宣政街之右曰新街（今按察司前——引者注）。南街之右曰后街。横鼓楼之南，西达于西门曰西门大街。折而北，达于北门曰北街（府法之西，俗名土街）。北街之左曰北门后街。还珠门之外折而东，达于东门曰东街。南达于故津门城曰仙塔街。北达于井楼门曰井楼门街。达于汤门曰汤门街。仙塔街折而西曰馆前街（福星坊内）。

“街”大多与府城的7个城门相通，是联系城内外的主要通道。其中，“宣政街一南街”通南门，“井楼门街一仙塔街”通井楼门，“北街”“北门后街”通北门，“西门大街”“东门大街”“汤门街”分别通西门、东门、汤门。至清代，另一些以“街”命名的通衢也兴起。清末绘制的《福建省会城市全图》还列出“水部门街”“河西街”“河东街”“城边街”等。此外，清末地方文献《榕城考古略》中还收录有“府直街”“柏衙前街”“贡院前街”“渡尾街”“开元寺街”“卫前街”等街名。

“街”是城内的交通干道，观瞻所系，官方对其命名相当重视，街名往往传达出官府的政治理想与价值标准。如“宣政街”之得名，即缘于元代肃政廉访司署设于该处，“故亦称肃政铺”。“东街”即“东门大街”，“通衢数里，达于东，旧称左通衢”；人宋以后，为纪念宋代福州的第一个状元许将，又将“左通衢”改为“凤池坊”。“馆前街”的得名，缘于五代“闽时内有五州诸侯馆也”；至宋朝，因“屯田郎中湛俞隐居于此，三召不起”，该街更名为“旌隐坊”；到元代，又因“宣慰使魏天祐寓坊内”，街名再改为“福星坊”。

与上一节论及的城门名类似，街名所欲传达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似乎并未为民众所接受，在官方标准的街名之外，“俗名化”随之而至。例如，最具教化意义的宣政街，“俗称鼓楼大街”；馆前街几经更名，政治教化色彩浓厚，但在清代，常见的称呼却是“军门前街”。即使意识形态意味并不突出的新街、北街、仙塔街等，也被民众以更加易记和更为实用的方式“俗名化”。例如，新街“今称按司前街”；北街（北门大街）“俗名新街，又呼土街，以新辟未及砌石，故名”；仙塔街也称“新塔街”，“以塔而得名也，闽时呼新路口”；南街中的“自安泰桥至于南门”之一段，“今称学院前”。这些“俗名”“今名”的出现似乎意味着，在民众关于街名的日常用语中，官方过度突出的意识形态色彩很难获得民众的认可，“俗名”表达了民众自己对于街巷空间的理解。

总体上看，明清时期官方标准的街名大致能遵循方位指示的原则，意识形态色彩显得较淡。在明清时期的十余条“街”中，大多数都有明确的方位指示功能。如“南街”“南后街”“东门大街”“西门大街”“北街”“北门后街”“井楼门街”“汤门街”“水部门街”“河西街”“河东街”“城边街”等街名，都十分易记，指示明确。这也是这些街名能够长期稳定、为官民各界乐用的内在原因。

“街”搭建了城市的基本骨架，而“巷”则将各“街”联络起来，构筑了密致的城市网络。“巷”分布在城市各处，纵横各异，长短和大小不一，数量很多。据记载，万历年间福州府城的“巷”有104条。到清末，福州府城内的“巷”共有260条，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福州的“巷”有时指次于“街”的交通道路，有时也由一段面积适中、相对独立的巷弄及其两侧的屋宅组成。因此，“巷”有时也被称为“坊”“里”。与相对“遥远”的“街”相比，城市居民对“巷”的感受无疑更加真切，“巷”构成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空间，在居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认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与对“街”的命名一样，历史上官方也热衷于对巷名的介人。“巷”的出现首先缘于官方主导的筑城运动，因此，对“巷”的命名在早期应当也是以官方为主体的。但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随着街巷社会的逐渐成熟，巷名的更动变得频繁，在官方标准的巷名之外，往往还存在多种其他巷名，显示出在巷名领域中多种力量竞相发声的现象。兹将《榕城考古略》中有关福州府城“鼓楼迤东直南隅”的相关巷名摘引，列为表5。

表5罗列的虽然只是福州府城的部分巷名，但足以表明当时城内“一地多名”情况之普遍。表5列出的14条“巷”中，除了2处（南营、花园巷）仅记载1个地名外，其余12条“巷”中每条至少有2个地名，“一地两名”或“一地三名”的情况相当普遍。这些地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除了官方的标准地名，还包括“俗名”“俗呼”“俗称”；既有“旧名”“古称”“初名”，也有“今名”“亦称”“一名”等。《榕城考古略》中，这种“一地多名”的情况十分常见。这意味着各种力量在地名领域中展开竞争与互动，表面上悄无声息，内中却暗潮涌动。显然，在这个场合官方已不再是街巷命名的唯一参与者，甚至不再是主导力量，各种力量都参与到这一竞争性领域中来，试图表达自身对坊巷空间的理解。

综合来看，福州巷名的出现和发展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的，各时期官方对坊巷的命名原则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使福州的巷名显得相当庞杂，形成多个层次。因此，考察各种力量在地名领域的竞争时，应该分别从不同的层次展开。

一般来说，那些自身具备明确的方位指示功能，并且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薄的地名，因明确实用，官民都乐于接受，故很少有“俗名”“亦名”等情况存在。例如，北门附近的华林坊，“以寺而得名也”；华林坊以南的“大模下”，得名则缘于“里有大树”；华林坊以北、越王山西麓的“北库巷”，则因明弘治以来该地建有武备库而得名；等等。

在官方推出的标准巷名中，多数实际上具备一定的价值倾向。有些地名有可能遭到“俗名化”，有些则似乎长期延续下来，为民众所接受。《榕城考古略》收录的大量地名中，许多始终记载着官方的主导作用，这一过程似乎并未受到其他力量的挑战。例如郎官巷、三牧坊和丽文坊的命名史。

（郎官巷）在杨桥巷南。宋刘涛居此，子孙数世皆为郎官，故名。陈烈亦居此。内有孝子坊，为国朝何旭履立。

（三牧坊）宋名太平坊，以内通太平寺为名；一名枋门。绍兴末，朱倬拜右丞相，尚书王师心为改太平公辅坊。明正德间，以里人知府何频、知州何冈、知县何继周兄弟，更名三牧坊。

（丽文坊）在广节营东。宋名丽景。明移贡院于此，改名丽文。为贡院之通衢。

综观上述三巷的命名史可以发现，尽管历史上三巷都经历了多次更名，但巷名传达的价值却并未改变，而且，似乎每一次的更名都强化了其原有的政治文化意义。官方或士绅在命名和更名过程中，无疑起到了主导作用。

在福州的巷名系统中，这类完全由官方主导，而无其他声音存在的情况并不多见。通常情况下，一条坊巷在官方标准地名外，还有其他地名，因此，“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的情况是常态。表5表明，福州地名中“一地多名”十分普遍，而实际上，“一名多地”也不乏其例。例如：以“尚书里”命名的地名就有两处：一是位于南后街附近的文儒坊，“旧名山阴巷，初名儒林，以宋祭酒郑穆居此，改今名，又以明总制张经居此，署尚书里”；二是通水部门的河西街，“一名尚书里”，“巷以明尚书林文安瀚居此，因名”。再如福州城内还有两处“花巷”，一在南大街附近，原名“使旌坊巷”，“以宋李任漳郡守，乡人荣之，故名”，“俗呼梅枝巷，今名花巷，以通百花务也”；另一处“花巷”称“小花巷”，在南后街附近，“即杨桥河沿西巷也”。

无论是“一名多地”还是“一地多名”，都表明在前现代福州的坊巷命名中，并非依“地名标准化”原则进行的，其运行与变动趋势必须从自身逻辑中探讨。口语和书面语的分离，尤其是方言和谐音等因素，使福州的巷名距“标准化”的要求甚远。如蔡奇巷“俗讹为彩旗巷”，秘书巷“俗讹为篦梳巷”等。这些例子中，因谐音而遭到“改造”的地名，其意义已经面目全非。民众以谐音改造原巷名是否有意为之，这已很难探讨，但毫无疑问的是，经改造后的地名，在字面意义上已完全抛弃了原地名的含义，传达出民众认同的某种价值。

在民众改造官方标准地名的实践中，对原地名进行简化是另一种常见的形式，简化的对象一般是那些不涉及明确价值指向的巷名，体现了民众对地名的实用性的追求。例如，位于南大街附近的通贤境巷“今但称境巷”；闽浙总督署附近的虎节河沿“亦曰沿河西巷”；宣政街附近的大龙湫巷“今俗名龙漱巷”；沿河东巷“今名玄坛河沿，以内有玄坛庙也”。

当官方标准地名带有较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时，“俗名”便往往具有“去价值化”的作用，地名本应具备的方位指示功能得到还原。例如，位于府学街口的兴贤坊，“初名进德，宋政和中更名兴贤”，但被“俗称”为“府学前”。与“进德坊”或“兴贤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同，“府学前”这一巷名追求的是明确的方位指示功能。再如双门西外的登俊坊巷，“古名右通衢，宣和间更名春风楼，一名丰盈坊”，该巷官方的历次更名都有类似的价值追求，但民众以该地“西通杨桥”而以“俗名杨桥巷”称之。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杨桥巷”这一“俗名”的方位指示功能远远高于“不知所云”的“登俊坊巷”“春风楼”或“丰盈坊”。此外，“塔巷”取代“修文坊”，“石井巷”取代“清泰坊”，“竹林境巷”取代“仁庆坊”等，也同样是基于此。

（塔巷）旧名修文。宋知县陈肃改名兴文，后改文兴。今坪塔巷，以闽时建育王塔院于此也。

（石井巷）旧名清泰坊。有苏公井一，因名。

（竹林境巷）宋名仁庆坊。有竹林通应庙。相传龙井有金鱗隐见其中，岁旱祷之，即雨······按，庙今为里社，而井犹在庙中。

有些“俗名”与官方的标准巷名在价值观方面会产生尖锐的矛盾。例如北街西的“淳仁里”，“旧名晏公坊”，据称，“晏公坊”之得名缘于“晏公海神，滨海多祀之，义取海晏”。无论是“淳仁”的社会理想，还是“海晏”的政治抱负，都符合官方主流的价值标准。然该巷的“俗呼”却是“择日街”。据福州著名文史专家郑丽生的考证，该“择日街”是一条以择日行当为主的街巷，“国初尚有择日馆四五家，皆林氏子孙”。“择日街”这一“俗呼”直观地体现了该处的行业分布特点，呈现出与官方的“淳仁”或“海晏”完全不同的价值立场。再如南后街附近的闽山巷中的小巷“梯云里”，长期以来又被称为“洗银营”。“梯云”无疑代表了官方和精英知识群体的文化品位，“洗银”则是民众价值观的直白表露，这两种价值观显然是对立的。晚清福州著名乡绅梁章钜的次子梁丁辰，曾在家道中落时移居洗银营，他对这个充满“铜臭味”的地名很不以为然，曾撰“银无可洗，云尚能梯”一联以自励。该联对仗工整，宛如天成，体现了士绅对自我的期许和对民众价值观的鄙视。

在标准的巷名遭遇“俗名化”的同时，抱有强烈道德责任感的士绅和官员也热衷于对不符合主流价值标准的“俗名”进行纠正，形成“俗名化”与“正名化”的互动。例如，位于南街附近的“祠山巷”，“以于山旧有祠山庙”而得名，该庙“祀西汉末吴学、张渤也”，是祭祀先贤的场所。但巷名承载着的这一层教化意义并不为民众所认同，民众以“俗名草履营”将其政治文化意义完全消解。有趣的是，官方又将“草履营”“改为福履营”，试图通过某些关键字词的改动，实现地名意义的根本转变。再如“三坊七巷”中的“吉庇巷”，宋代有“耆德魁辅坊”，缘于里人郑性之“以暮年登科拜相，闾里表曰耆德魁辅坊”。该巷又“俗呼急避”，巷据《闽都记》记载，该“俗名”的产生也与郑性之有关。

性之致仕，建耆德魁辅。闽俗腊日祀灶，性之微时，是日，贷肉于巷口屠者之妻，屠者归，而大恚，入其舍，取熟肉以去。性之画一马题诗其上，焚以送灶，云：“一匹乌骓一只鞭，送君骑去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后以殿元，积官江西安抚使，加定［宝］章阁待制，昼锦归第，气势烜赫。屠者睨而视之曰：“郑秀才至是耶！”性之令缚至庭，数其罪，缚杀之。自是出入巷无行人，因名其巷为急避。

其他资料也记载：“郑显时，侵渔百姓，至夺其屋庐，以广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杀于此。”“急避巷”作为地名，承载着坊巷的历史记忆，不断提醒着人们在势宦权贵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的阶级鸿沟与深刻矛盾，这无疑不利于坊巷社会内部的认同。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在官方或士绅的主导下，“急避巷”的俗名“今改吉庇”官方以谐音改造地名的例子还有：“醋巷”“亦曰富巷”，“画眉巷”“今称范仪巷”，等等。谐音法不仅在民众改造官方标准地名的“俗名化”中被使用，在官方和士绅发起的对“俗名”的“正名化”中也同样被采用。

福州街巷命名构成了一个竞争性的领域，各种力量都试图在其中发声，借以表达自身对城市空间的看法和立场，由此形成“一地多名”的普遍化现象。这一现象的长期延续，也意味着各种力量在这一领域的较量呈现胶着之势，难分胜负。在这一领域，官方并不具备对地名的主导权，标准地名经常遭到“俗名化”的挑战；而“俗名”的流行一旦超出主流价值的底线，官方又绎常发起“正名化”运动，对“俗名”进行改造。在这一循环不息的命名博弈中，两种价值观既长期对峙，又相互交流；既相互配合，也彼此替代，表现出复杂的互动机制。这也意味着在街巷命名领域，“正名”和“俗名”互相竞争的同时却能长期并存，形成街巷地名的二元化现象。

四 弄堂的“土名”世界

如果说福州的城门命名主要由官方主导，街巷命名体现出“正名”和“俗名”二元并立的话，那么，福州的弄堂名则完全是一个“土名”的世界。在福州，“街”“巷”之下还有一个被称为“弄”或“衕”的空间单位。“弄”一般指小于“巷”的通道，有时也指通道两侧的建筑。“弄”在“巷”之间搭建起了“毛细管”式的联系，其作用看似平常无奇，但城市居民须臾不能离之，它为整个城市建立起最基层的、便利的沟通渠道。

在福州府城，“街”和“巷”是城市的主要交通网络，引人注目，其数量也一直处在官方的严密监控之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弄”因为极为平常而容易被人忽略，且因数量庞大，官方从未对“弄”进行深入的统计。官方对“弄”的忽略，反映出传统社会城市管理的某些重要特征，即当局对某些“重大”城市事务保持严密的监控，而对大量“细碎”的实务则采取放任态度。这反映在城市地名领域就是：官方努力主导对“城门”等重要场所命名的过程，在街巷名方面努力与“俗名”竞争，而在弄名方面则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全面加以干涉。

正因为如此，弄名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具有自发的特点，反映出城市居民朴素的生活逻辑和价值取向。相关历史文献往往以“土名”来称呼此类地名，形象地说明了在弄名领域，存在着民间自发自主和官方无意插手的现实。由于存世的文献主要出自精英之手，很难窥探历史上弄堂“土名”的全貌。笔者努力通过相关资料，尤其是借助历史地图的记载，试图探讨福州弄堂“土名”的某些侧面。本节主要依据清咸同年间“保甲总局委员”胡东海绘制的《福建省会城市全图》，考察弄堂土名的命名特征，探讨在弄堂土名领域中的权力交互机制。与相关地方志书和乡土文献的记载一样，《福建省会城市全图》登载的地名主要是城门名和街巷名，对弄堂地名的记载很少。但该地图出于推行保甲的实际需要，对弄堂地名的登载已相对关注。

从地图中可以看到，弄堂与街巷相比，一般位于较为偏僻的位置，往往在官方的登记册中没有名字。只有少量的弄堂，有幸在《福建省会城市全图》中留下了地名信息。综合这些地名信息，可以看到这些弄名特别突出方位指示功能，其表达方式十分朴素直接。例如，位于巡抚衙门附近的“吴厝衕”“施厝衕”（图2）和井楼门大街右的“孙厝衕”（图3），都以“某厝衕”命名，标示出具体的姓氏、人群与社区的密切关系。

弄堂土名有时也以某些人工建筑、自然标志或地貌特征为名，具有很高的方位指示价值。例如位于太平街以南、白塔以西的“转湾衕”（图4），将该弄的地理特征直观地表现了出来。位于西门大街南的“水衕”（图5）、“井衕”（图6）和鳌峰书院南的“井衕”（图7），则将弄名指向城市居民关心的取水问题。

西门大街南的“财神衕”（图6）和东门大街南、仙塔街西的“财神衕”（图8）都明确指向其中的财神庙。

此外，弄名也常以本社区的重要行业或重要的经济现象为指示对象。如鳌峰书院南的“酒库衕”（图7），可能与弄里人家从事酿酒业有关。虽然“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在巷弄名称上带个酒字，想必对生意的推进有所帮助。再如西水关以东的“煮药衕”（图9）、东门大街南的“打铁衕”（图10）、西门大街北的“扁担衕”（图11）等，都十分具体地指向本社区的主要行业与经济现象，一目了然。

在城市地名的日常使用中，城门名和街巷名面对广大的人群，避免重名带来混淆常常是地名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尽管如此，传统时期“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的情况仍然十分常见）。与城门名和街巷名不同，经常接触弄堂地名的人群往往是特定的，范围相对较小，因此官方也无法对全城的弄堂土名进行“标准化”处理。其结果是，在城市众多的弄堂土名中，“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的情况必定更为普遍。《福建省会城市全图》对此就有不少记载。例如，地图中登记了2个“井衕”：一在西门大街南（图6），—在鳌峰书院南（图7）；2个“财神衕”：一在西门大街南（图6），一在东门大街南、仙塔街西（图8）。另外，在东门大街南有“打铁衕”（图10），在西门大街南又有“打铁巷”（图12）。

弄堂土名是城市居民在曰常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追求实用、朴实、直接（如“猴術”，见图13）。这在官方或士绅眼里，有时就显得不够“雅驯”。在少数场合，官方和士绅也会努力对弄堂“土名”进行“雅化”。例如，北街东的“善馀衕”（图14），本是夹道坊东的“小径”，“循府狱墙，通府西郎［廊］”，其“俗名”“本为鳝鱼弄”。“善馀弄”显然是对“俗名鳝鱼弄”雅化的结果。一经“雅化”，意义完全转换，原本草根味十足的弄名“登堂人室”，成了经典的注解。再如双抛桥南“土名”为“王厝园内”的弄堂，也被雅化成“文锦铺”（图15）。

弄堂土名出于众人之口，在日常使用中都以方言表达，这也导致方言用字（土字）在土名中大量存在。这对于那些习惯通过规范性的文字来建构和强化权力的官方和士绅而言，显然是极大的障碍。此类障碍的存在，保证了弄堂土名长期以来在使用和发展中的自发特征，往往使那些试图改造“土名”的人望而却步。直到1980年，福州市地名办公室在地名普査过程中，还遇到此类问题的困扰。

在1980年地名普查中，我市发现从《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内查不到的地名方言用字和生僻字共有10个：垱、垅、坵、墘、堘、硋、、、、楄。

这些方言用字各有特定含义，当地人清楚，而外人却完全不知所云，很难以规范的汉字进行书写记载。例如，“垲”在福州方言中有两种意思，有时表示“小土堤”，有时表示“土堆”；“墘”字为“边沿”之意；“磙”指“陶器”。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福州市地名办公室依据政策和相关部门的意见，次年制定了对这些方言用字的规范化处理意见。（如表6所示）

弄堂土名长期以来的自发状态，可以从内在原因和外在环境两方面来解释。它一方面适应了社区民众使用的需要；另一方面各种因素也限制了官方开展大规模的“雅名化”或“正名化”运动。“土名”的发展逻辑与成长特点显示，传统社会的地方事务中，尤其是在弄堂名这类最平常的“日常生活”领域，官方的介人极为有限。福州弄堂土名的发展特征表明，即便是在福州这类省会城市，官方权威看似无处不在，但对大量的城市事务实际难有作为，在弄堂地名这类最贴近“日常生活”的领域中，官方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发挥过多的作用。弄堂地名的“土名”特征，显示出在城市社会的底层和日常生活层面，存在着一股潜流，它看似平常，却持续有力，实质性地引导着地方政治的发展方向。

五 结论

地名是特殊的公共领域，各种力量在这里交汇，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形成各异的命名特色。地名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命名是对这一资源占有的表现，更名则集中体现了对地名资源的激烈争夺，反映出复杂的社会关系演进特征。福州历史上地名的兴替，为我们观察此类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提供了很好的个案。

福州城区经过千百年的开发，形成了丰富的地名遗产，经层层积累而构筑起庞杂的体系。总的来看，城墙城门等重要公共建筑的名称，最受各界瞩目，其命名或更名也容易产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在历次的建城运动中，官方热衷于主导城门的命名和更名过程，以期达到灌输意识形态和强化政治权威的作用。但官方过度强调意识形态色彩，也可能令城门名本应具备的方位指示功能降低，民众有时也会以“俗名”的方式，表达自身“草根式”的理解。

与城门名主要由官方主导不同，街巷名领域普遍存在“一地多名”的情况，“正名”与“俗名”长期并存，其实质是官方与民间在地名领域的激烈竞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命名规则在此长期互动，既竞争又并存，反映出城市政治文化的二元特征。

街巷之下，还存在数量庞大的弄堂，弄堂最贴近于城市居民的生活，官方对弄堂既无意也无力深入干预。这就使得弄堂地名长期处于自发自主的状态，反映出城市居民朴素的价值观和生活逻辑。

在上述三种层次的地名领域中，城门名主要由官方主导，街巷名存在“正名”与“俗名”的二元并立，弄堂名则以“土名”为特征长期自主发展。官方与民间在地名领域既有各自的位置，也有频繁的交集。主导城市政治发展方向的力量，并不只有官方一极，草根社会往往如潜流一般，看似平淡无奇，却持续有力地参与到地方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对福州地名的历史考察，从某个侧面揭示了蕴藏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逻辑。

综上，本文主要以城门名、街巷名和弄堂名为焦点，展开对福州历史地名的考察。这种举例式的分类法，有利于从类型学的角度整体地把握福州的地名历史，但显然无法穷尽当地的所有地名。因篇幅所限，尚有大量的地名并未纳人本文的考察范围内。其他还有一些重要的历史地名，诸如“三山”、三元沟等城内外的自然地理实体，桥梁、官署、祠庙、园林等重要的或具有方位意义的人工建筑等；其地名的生产和变动机制也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梳理和考察。

作者：罗桂林

来源：《城市史研究》2016年第1期

选稿：耿 曈

编辑：王玉凤

校对：郑雨晴

审定：朱 琪

责编：王玉凤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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