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飞跟服务生要了一个塑胶盘子，拿出皮包内的一张电话卡，将那包k他命倒一些在盘子上，用电话卡将盐巴压碎成粉末状。动作无比熟练。

千禧年后的台湾，经济发展势头突然停滞。金融风暴过后，经济开始出现衰退。新闻每天都在报道公司破产倒闭，企业人员不堪重负自杀。很多人前往大陆投资，成功者寥寥无几。

焦虑影响了青年一代，在动荡不安中，他们显得极为叛逆。

没有智能手机，网吧座无虚席，同样，去舞厅的人相当多。年轻人去那里听最流行的广东舞曲，吃摇头丸，吸食k他命。每到晚上，舞厅里的灯光和音乐交相辉映，充斥其间的，尽是那些糜烂不堪的灵魂。

舞厅一度成为吸毒餐厅。毒品像瘟疫一样，在阴暗的角落滋生。

那时候的我，和这些醉生梦死的人一样，在毒品贸易世界中如一张白纸被任意涂鸦，再被揉碎。

再回首，当时认识或者听说的吸毒贩毒的人，有的被判无期徒刑，有的还在坐牢，有的被骗去印尼替人运毒，被当地警方当场击毙。大多数人，则在毒品交易中遭到黑吃黑，连尸骨都找不到。

一

事情追溯到2006年，我刚刚步入高中。在一群人的围观下，我被警察带走，而地上躺着一个人，是我的学长。因为学校里的纠纷，我发了疯似地打他，直到我被警方压制在地，我才看到，他已经被我打得满口吐血，不能动弹。

我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由于未成年，加上在里面表现良好，不到一年，我就出狱了。

出狱后，我去了高雄最差的学校继续读高中，有过坐牢的经历，在学校里显得格外特殊。至少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不好惹的狠角色。

学校的天台，是每个学生偷偷抽烟的地方。有一天，我在天台上抽烟，戴着耳机。一个身材高瘦，手臂上有纹身的人，走过来和我说：“欸，肖年欸！听说你以前很冲哦！”

我转过头来，对他说：“没有啦，都过去的事了。”

说完，他搭上我的肩膀，做自我介绍，说他叫阿伟，还刻意提了一下他父亲的名字，我便明白他是道上的人。他的父亲与我父亲一样，有着黑社会的背景。

他就是靠这份关系，在学校里呼风唤雨，没人敢招惹他。

我不喜欢与不熟的人交流，常常被人认为我很冷淡，嚣张。没跟阿伟多聊，上课铃响，我就回了教室。

有人主动示好，就有人恶意挑衅。到新学校没过一周，班上一个绰号小龙的人说看我不爽，找我单挑。我从初中就经常跟人打架，加上在少年监狱练来的打架技巧，小龙很快被我打倒在地。

某天下课后，我依然去天台抽烟，小龙来天台找我算帐。十几个人围殴我一个人，我被他们打到快没知觉时，教官来了，最后我们都被记了大过。

隔天，阿伟带一群人来我们教室门口，拉着小龙直奔天台，喊我也一起去。上去后，阿伟抓着我的手，往小龙的脸拍了过去，他大声怒斥小龙：“干你娘！阿尘是老子在挺的！你敢动他？干！”

接着，他们一群人对小龙一阵乱打。小龙被打得满脸是血，衣服也被扯破了，他的家人与教官的询问时，他一句话也不敢说，隔天就转学了。

而我，就算与阿伟真正认识，他也成了我在高雄的第一个兄弟。

二

当时的台湾流行飙车族，与日本的暴走族类似，骑着改装摩托车，一群人混在一起。跟阿伟认识后不久，我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他的车队。

每个高中，都有各自的飙车族。我们在假日用MSN和别的车队约赛，其实是飙车赌博，阿伟的车队赚了不少的钱。当然，也常因为种种原因发生斗殴械斗。我不会飙车，但我会打架，连阿伟都认为，我天生就是为了打架而生的。

车队的人越来越多，最多时高达三四百人，整群的改装摩托车经过，犹如蝗蜂过境。当地居民苦不堪言，却无人敢在我们面前抱怨。

我们仗着人多，干了不少坏事，警察实在忍无可忍，用所谓的口袋战术，进行联合围剿。

当时在高雄市，每一个路口都有持步枪的警察守着，想跑都跑不了。被逮了很多人，多到要用警备车——大巴来押送。到了警局，排队排到了外面，家长一个个来认领，笔录做了整整一宿。

过了一阵子，大家不再飙车了，过得安分许多，但打架闹事没有少过，我也因此结识了更多的人。

有一天在天台，我趴在阳台上抽烟，阿伟走过来递给我一根烟。我看了一眼那根烟，外观跟普通的烟相同，只是顶端被捏压成螺旋状。

阿伟看我一脸疑惑，对我说：“这是k烟，烟里面是k他命”。

我有点厌恶，父亲在我年幼时因为吸毒，让我度过一段漫长的被人耻笑的岁月。

或许也是这个原因，我居然拿起它，点了抽了起来。

烟草里夹带k粉，常常会熄灭抽不起来，必须得一直重复点燃。强烈的塑胶燃烧味，伴随烟雾，被我吸入体内，顿时脑袋一晕，感觉身体不是自己的。

听觉跟视觉也有些许变化，但变化不大。几分钟后，我清醒了。

这是我第一次碰毒品。

当时的k他命还没有普及，对于高中生来说，取得的门路并不多。以当时的行价，一克k他命约人民币100块，而一克k粉能做8支k烟，一根烟约12块人民币。

每天，阿伟都会带上几根k烟来学校，我们俩下课就到天台享受短暂的晕眩。

阿伟的钱是在学校里“东钱”来的，（东钱是闽南语，就是收保护费的意思）一个人根据零用钱多寡，交10块—50块人民币不等。

阿伟用这些钱去买毒品，而我虽然没钱，也帮过他处理那些不听话的人。

直到有一天，我的生日快到了，阿伟提议开个party，我家里环境还不错，零用钱也颇多，就同意了。

三

生日那天，阿伟吩咐他朋友将我带进一间ktv，也是我们所谓的摇头包厢，可以携带CD进去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

进去后，party开始，音箱播放着震耳的广东high歌和罗百吉的电子舞曲，吃完蛋糕没多久，一个人进来找阿伟，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像盐巴一样的东西递给他。我知道那玩意是k他命。

阿伟从皮包里掏出一万五的台币，约三千多人民币，当然有一半是我付的，但我不知道他要拿毒品。

那人收了钱，阿伟问他，“丸子呢？”那人随即拿了10颗药丸一样的东西给阿伟。阿伟与他聊了一会，示意他留下来一起玩，那人也就留下了。而他就是我在高雄的第二个兄弟，阿飞。

阿飞跟服务生要了一个塑胶盘子，拿出皮包内的一张电话卡，将那包k他命倒一些在盘子上，用电话卡将盐巴压碎成粉末状。动作无比熟练。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全身无力，头很重，很晕，而阿伟拿了颗摇头丸给我吞下。

吞下后过没多久，刚刚k他命给我的难受感顿时都消失了，让人想跟着音乐起舞、摇摆。

就这样，在k烟弥漫的包厢中，伴随着震撼的音乐，还有那一闪一闪的霓虹灯光，我度过了我的十七岁的生日。

那次之后。我常常找借口向家人要钱，在郊外的地方租了间房，用来开毒趴。

参与party的人越来越多，开始供不应求。我们就去舞厅，在舞厅里，贩卖药物的人很多，随便拉个人问问就能拿到。

只是发生过几次吸毒猝死案后，那些舞厅被警方强力扫荡，关的关，倒的倒。大家没地方去，就选择在汽车旅馆或是ktv、酒店，甚至在自己家里开毒趴。

我和阿伟为了能继续过这种糜烂的生活，开始和阿飞接洽，在学校里卖起了毒品。

学校里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买，我们就给他们洗脑，让他们当下线。他们去找新的人，有人要拿毒品时，就把钱给他们，再拿钱在我们这拿毒品。

我们也教他们一些方法，将毒品给对方前，先挖一些出来，参杂外表类似的盐巴、味精甚至是苏打粉。

因为我们的货纯，越来越多人介绍，最后就连别的学校都找我们买毒品。

我和阿伟负责销售，阿飞负责找货源，每克k他命以80块人民币拿到，再以100块人民币售卖，从中得到的利润，我们三人平分。

四

随着客户越来越多，在阿飞的建议下，我们如果想要拿得便宜，就必须一次大量购买。通过阿飞的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位大盘商，象哥。

象哥是阿飞的叔叔，也是当时高雄k毒的大盘商之一。

我们带着七万人民币，去找象哥，准备买一公斤的k他命。

象哥开了一家游艺场，他的手下带我们到二楼的一间储藏室。储藏室内摆了许多大型电动机台，中间有一张桌子和沙发，象哥看我们来了，起身走向后面的机台，打开下方的零钱柜，我们顿时懵了。

柜子里整齐排列着数十块k砖，象哥取出了一块，从上面刮了一些，让我们试货。

阿伟跃跃欲试地拿出卡片，磨了一些吸食，而我只做了几支k烟，给了象哥与阿飞。象哥接了k烟，夸我说，“你是一个很有眼色的小鬼，以后如果去混黑社会，应该很有前途。”

当时阿伟已经晕了，没听见象哥说的话，而我也没多想。

那次取货离开后，我们越做越大。钱也越挣越多，但阿飞对我们说过，“这只是九牛一毛。”

高中毕业，我回台南老家待了一阵，毒品的生意交给阿伟跟阿飞处理。

回老家没多久，阿伟打电话给我，说他和阿飞好像被警察盯上了，他很紧张。我让他把所有毒品交易的信息都删除，暂时停业，并叫他来台南躲一阵子。

我以为阿飞会跟阿伟一起来找我，但他没有来。

在一次的毒品交易时，阿飞被几名便衣刑警围剿。他当时成功逃掉了，但很快，警方找上门，一群刑警持枪冲进了阿飞的家，并在他家里搜出30多克的k他命，少量的冰毒和摇头丸。

警察围剿的时候，阿飞并不在家。就在阿飞被警方通缉的一个月后，他约了人在一家汽车旅馆开毒趴，被警方临检时给逮到了。

阿飞因为k他命被判了三年，至于冰毒与摇头丸，数量很少，他辨称是自用，并没出售，加上他没有前科，只被另外判40天的拘役。

五

阿飞入监服刑没多久，阿伟回到高雄，重操旧业。我劝他别干了，查得太紧，但他不听，依旧去卖。

有一天，象哥联系我，要我去找他一趟。他和我约在西子湾，一个美丽的港口，我当晚就开车前往高雄。

到了后，象哥一个人前来，搭上我的车，要我载他去一个地方。

一路上，象哥和我闲聊，问我要不要跟着他干。他认为我比阿伟聪明，而阿飞被抓了，他需要我。

我当时心里清楚，他需要的是我的人脉，我的下线，阿伟不够小心仔细，他怕有一天会被他害死。

我没有答应他，也没有拒绝他，只是刻意绕过这话题。象哥心里大概有谱，知道我打算金盆洗手，之后的路途，没再提这事。

我们到了一个铁皮工厂，他让我停车。下车后，几个人迎着我们走来，我跟着象哥进了工厂。

刚进去，一股浓稠无比的酸臭味涌入口鼻，我强忍着呕吐感，东看西看，立刻明白，这里是一座制毒工厂。

不只是k毒，连冰毒都有，而我当时对冰毒并不了解，只从他们的对话猜出些什么。

从工厂出来，象哥拿了十万台币给我，让我当他的车手，负责帮他送毒品到某些地方交给一些人。

“其他的，你不用参与，也不要多问，知道的越少越好。”

面对那一厚摞台币，在象哥的注视下，我接下了这份工作。

每隔一段时间，象哥会给我一些地址，我负责上工厂拿货，送完货后，会依照不同的货物及数量拿到五千至上万人民币的运费。

即使象哥从不主动跟我说工厂的事情，我跟其他人闲聊也知道一些内幕，工厂的k毒和冰毒原料，大都是从云南等地运过来的，而台湾的海关很难收买，只能靠渔船与厦门的人接洽走私到台湾本地。

六

某一天晚上，我如往常一样上山取货，在路上，我感到不对劲。平常这条山路车流量很少，而这天，我发现后面有几台车一路跟着我。

紧张之下，我踩下油门，一路狂飙，凭借着对这条山路的熟悉，以及开车的技术，那几辆车很快被我甩在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