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抗美援朝中的理想军成立于1950年。
鲜为人知的是，就在同一年，山西也成立了一支“理想军”，比前者成立的时间还早。
这支队伍是谁组建的？成立的背景是什么？进展情况如何？
1950年2月9日（农历小年）中午，太原一家刀削面店，一个50多岁、头戴礼帽的男子走了进来，坐在角落里。
他将帽檐压得很低，有点奇特。
他已经三天没有吃饭，饥肠辘辘。
但因为囊中羞涩，他只好干坐在那里，准备捡漏，吃客人剩下的饭菜。
此人是阎锡山19军参谋长萧荫轩，部队被打散之后，他打算逃往台岛，可是因为妻子怀孕，路上了误事，没有走成，只好潜逃到太原。
由于身无分文，往日的蒋军军官只能靠乞讨和到饭店捡漏度日。
可是，这一天他很倒霉，食客吃得精光，萧荫轩一看，难过得直叹气。
这时候，蹊跷的事发生了，掌柜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放在他跟前，还有一瓶小烧，一盘花生米，一盘猪头肉。
“这菜不是我点的，掌柜。”萧荫轩起身说，他担心吃过之后，被扣住太丢人。
“萧兄，是给您点的，放心吃吧。”耳边响起一个声音。
萧荫轩听了心里一惊，谁会知道我的姓？他循声望去，只见一个黑脸大汉已经在对面坐下。
他一看此人好生熟悉，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萧兄，还记得五年前临汾妓院的事吗？”
萧荫轩一听想起来了，1945年5月的一天，萧荫轩在临汾嫖妓，为了一个名妓，跟一个客人大打出手，两人都拔了枪。
萧荫轩的警卫员上前低声耳语：“参谋长，此人是阎锡山身边红人，‘亲信团’团长杨子乘。”
这时候，对方也认出了萧荫轩，赶忙上前赔礼道歉，二人握手言和。
不打不相识，二人成为朋友。
但是后来战争爆发，二人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见过面。
想到这里，萧荫轩点头示意，但他并没有说话，生怕有人听见，识破自己的身份，毕竟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像他这样的战犯，见一个抓一个。
杨子乘心领神会，餐后跟杨子乘到一家小旅社详谈。
“看看，江山到了他们手里，咱连肚子都填不饱了，必须大干一场。”杨子乘说。
“是啊，不干被饿死，干，大不了被打死！死个痛快。”萧荫轩深有同感，牙齿咬得咯咯响。
经过密谋，他们决定拉起一支部队，上中条山，然后大干一场。
既然大干，名字一定要大气，二人商量之后，决定给这支队伍起一个名字——“中国国民理想军”。
名字起好了，该行动了，可是二人都是光杆司令，怎么组建部队呢？
“萧兄莫愁，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人，他叫杜启明。”
杜启明是山西稷山县人，也是阎锡山的手下，晋军65军836团一个副团长，年仅25岁。
他曾经被我军俘虏，因为隐瞒真实身份，教育之后被释放。他很年轻，却很顽固，梦想卷土重来。
杜启明虽然顽固，但善于假装，加上他父亲是大地主，平日里仗义疏财，人脉不错。
萧、杨来到稷山县，上门怂恿杜启明发动叛乱。
杜启明说：“这还用你们说？我早就想干了，这样活着太憋屈了。”
“不是我杜某吹牛，马上过年了，我利用走亲访友、看大戏的机会，保证拉到不少人。”杜启明拍着胸脯说。
当时，山西的土改已经开始，不少地主的土地和家产被分，他们恨透了。
土改
杜启明悄悄一鼓动，不少往日的地主恶霸人摩拳擦掌：“反正我们已经被弄得一无所有了，生不如死，不如拼个鱼死网破。”
就这样，杜启明拉到不少人，除了地主老财，还有阎锡山旧部，漏网伪军，旧公职人员等。
拉起队伍之后，他们便在吕梁山的黄金峪一个叫八宝宫的道观秘密训练部队。
杜启明在秘密串联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
萧、杨、杜闻讯之后，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特务给他们打气：“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现在不动手还等何时？”
8月18日，在萧荫轩、杨子乘的主持下，一伙人在后靳爱岭秘密聚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国民理想军”“理想军指挥部”，以及道南和道北两个指挥部，颁发了“行署指挥”“行署主任”“参谋长”等委任状。
并且，他们决定在周围几个县成立6个纵队、3个支队（事实上没有完全组建）。
既然起名“理想军”，所有成员都要在“理想书”上签字，表面自己是主动加入这支队伍的。
一切就绪之后，杜启明又成立了一个“起义指挥部”，制定了联络暗号、联络路线，为发动暴乱紧锣密鼓做准备。
此时，最大的难题出现了：没有经费、没有武器。
杜启明一咬牙说：“没有经费好办，抢！”
于是，“理想军”变成土匪，开始占山为王，抢劫过往行人。
经费解决了一些，但他们没有武器，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杨子乘、萧荫轩密谋之后，决定收买民间散落的枪支，然后策反干部，猎取武器弹药。
他们的策反对象是公安机关、民兵组织和机关中的意志薄弱者，手段是利用同乡、同学、亲戚关系进行拉拢、利诱，甚至色诱。
在这帮匪徒金钱、物质和美色利诱下，一些人还真上了贼船。
比如，稷山县府秘书张忠孝，公安局干部秦荣华、通讯员杜成学，5区副区长程旭、助理郝顺泰、助理席五德、通信员赵光、民兵队长秦三等10多名干部和工作人员。
甚至，有的医生、学校教员、铁路警察，也迷失了自我，加入了土匪阵营。
在这些败类的支持下，土匪们得到了一些武器，但是远远不够。
萧荫轩有点泄气：“我看难以起事了，没有武器，难道让我们赤手空拳上吗？”
杨子乘恶狠狠地说：“我正有这样的打算！”
按照他的想法，第一成立一个“徒手别动队”，带着砍刀和长矛，突击驻地警卫部队和公安机关，夺取枪支后将队伍拉上山。
杜启明一听，大声叫好，匪首们就此达成共识。
11月18日，土匪们齐聚靳家岭宣誓，誓言要反攻。
杜启明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讲：“弟兄们，三战已经打响，蒋总统指挥的部队已经占据福州、广州、杭州、上海、南京等地，赤匪准备上山打游击了。”
杜启明睁大眼说瞎话，下面的土匪信以为真，一起高呼口号，气焰嚣张。
问题来了，土匪闹腾了几个月，难道就没有暴露出端倪，难道就没有人举报？
事实上，有很多群众举报。
事后，有个姓丁的民兵队长说，他曾经6次向县区汇报。
还有个土匪妄想收买工作人员杜某，杜某也向上级报告了情况。
但有关领导不太相信，认为几百万蒋匪军都打败了，在大好形势下，这些人疯了吗？
因为麻痹大意，有的干部在后来的叛乱中遇害。
1950年11月19日深夜，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进入梦乡，土匪们带着砍刀、长矛和枪支向县府扑来，四周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呐喊声。
可是战争打响后，杜启明发觉奇特的现象，到场的人明显很少，3个纵队长他只看到了一个，这是怎么回事？
原先，计划是在农历十月初十（11月9日）发动暴乱，这是专门请风水先生看的黄道吉日。
手下在起草通知的时候，却错写成了公历11月10日，因此暴乱的时候，只有稷山一个纵队行动，其他纵队打算次日行动，这就给了我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匪徒们在晚上10时在范家庄集结后，杀向第5区区府所在地太杜村，一路抢劫各村民兵枪械30多支。
晚上11时，匪大队长薛玉白带领的40多名土匪包围了5区区府，将区长黄文、农会会长张海生、民兵大队长刘德文等7人捆绑起来，拉到村外残忍杀害。
接着，他们又将区府内的1.6万斤粮食和办公用具抢劫一空，最后一把火烧了房子。
熊熊火光中，土匪们撒尿狂笑，刺耳的声音划破夜空。
子夜时分，杜启明带着众匪徒扑向县城，他们将电话线切断，然后冲向公安局和看管所，打算将牢房打开，放出里面的犯人。
他们没有想到，公安局的战士们早就在那里严阵以待。
原先，1区区委刘喜圣在家中（稷山薛村）睡觉，听到动静之后跳墙而出，一路小跑到了县城向公安局局长冯得让汇报。
所以，土匪刚到公安局门口，迎接他们的是枪声。
但刘喜圣报信之后，公安局没来得及通知县机关同志。
尽管如此，县长杜耀生、武装部长王怀仁听到枪声之后，还是不约而同来到公安局。
王怀仁说：“这帮土匪来者不善，不只是为了抢劫，我带战士上房，占据制高点。”
可是，当他打算上房的时候，这才发觉，原本放在那里的梯子不见了。
原先，县委通讯员被敌人收买，把梯子偷走了。
这时候，后门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土匪从后门跳墙进来了。
王怀仁见不能上房，果断转向另一个制高点衙门楼。
不巧的是，那里的梯子也被偷走了。
王怀仁骂了一声，便从墙边的一棵大树往上爬，登上衙门楼。
战士们纷纷效仿，跟着爬了上去，在上面架起了机枪。
机枪手咬着牙，对着下面的土匪一阵猛扫，像割韭菜一样酣畅淋漓。
杜启明一见，当即下令转向县武装部。
很快，武装部响起了枪声。
听到枪声，王怀仁大叫“不好！”
他忽然想起，武装部内的库房储存有上百支枪，十几箱子弹，还有一门炮。
于是，他大声对书记王耐群说：“王书记，你们在这里牵制敌人，我到武装部去，不能让土匪把武器抢走。”
王怀仁带了十几颗手榴弹，警卫员小陈抱着一挺机枪，一路小跑来到武装部库房门前，敌人也刚好到了那里，距离只有五十米不到。
王怀仁大吼道：“一排在左，二排在右，三排居中，打！”
说完，将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往外甩。
小陈则架起机枪，将弹雨向敌人泼了过去。
土匪人数虽多，但是武器弹药不充足，而且一部分人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因此在较量中双方不分上下。
在激战中，天色渐渐放亮，杜启明一见立刻下令收兵，退向吕梁山。
20日中午，运城地委和军分区、省委和省军区先后得到了土匪暴乱的消息，深感震惊，立刻部署剿匪。
省军区司令员萧文玖亲自坐镇临汾，指挥军分区部队追击敌人。
在我军的铁拳打击下，土匪很快被击溃，400多名土匪被抓获，匪首全部落入法网，受到严惩，只有首恶萧荫轩逃到港岛。
至此，这场轰动全国的稷山土匪暴乱被平息，人民复原了安定的生活。
参考文献：
1，《华北大剿匪》解放军出版社 李金明著；
2，《稷山文史资料》稷山县政协文史资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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