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贺子珍从抗大学习结业，组织上还未给她安排工作。于是，贺子珍便向毛主席提出要趁此机会外出看病。
此时已接近秋天，天气转凉，毛主席看看外面已经开始掉落的树叶，苦口婆心地劝妻子暂时不要走，等天气好一点儿再走，可贺子珍不想再等了，坚持要去。
“润之，我明天就走，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贺子珍说。
显然，毛主席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照样工作到深夜，在黎明前沉沉睡去。可就在他睡着后，贺子珍从被窝中爬起，收拾起出门的衣物：一条井冈山时期的红线毯，两身换洗的衣服。
贺子珍住进了西安招待所七号院，林伯渠得知她是赌气出来的，遂不敢放行她去上海，等待毛主席的进一步指示。就在这个时候，毛泽民和钱希均从上海到达西安，他们为贺子珍带来了一个对她来说不好的消息。
自抗日战争刚爆发后，上海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上海枪弹横，伤兵都多得救不了，哪能顾得上治疗其他病号。
毛泽民劝大嫂先回延安，等局势稳定之后再到上海，但贺子珍非常倔强，说什么也不肯听。毛泽民没有办法只能将西安这里的情况汇报给大哥，毛主席听后也很生气，赌气说：“不想回来就在那儿待着吧，等什么时候想通了再回来。”
虽然嘴上非常强硬，但十年的夫妻情分总是让毛主席惦记着贺子珍的好。贺子珍走时带走的生活用品很少，毛主席就让秘书买了一些装在一个小木箱内，让毛泽民托人给贺子珍带去，并希望她能早日返回延安。
如今上海肯定是去不了了，又收到来自丈夫的关爱，贺子珍的气感觉全消了。晚上睡觉时，屋子里传来一股冷气，贺子珍突然想到丈夫单薄的衣服，心里终究有些不忍。
第二天，贺子珍便到西安街头的一家商店中买了一床棉被，又让办事处的同事捎回了延安。
这是贺子珍在出国前对毛主席最后的关爱，也是他们夫妻之间最后一次互相关心。
就当她放弃了治病的念头时，招待所来了一位苏联代表，他得知贺子珍治病的愿望后，说：“想要治病为何不去莫斯科？”
一句话，让贺子珍将要熄灭的念头又重新燃了起来。
1938年，还有几天就是元旦了，贺子珍坐上了返回新疆的汽车，因为她听说可以从新疆迪化坐飞机去苏联。
贺子珍到达新疆时，邓发刚刚上任，他与贺子珍是旧相识，却并不知道贺子珍去苏联是擅自主张的。邓发安排贺子珍住下后，便希望苏联飞机早日到来，盼望贺子珍早日成行。
几天后，苏联飞机安全落下来，贺子珍与其他去苏联治病的战友提着行李包往飞机场奔。
飞机起飞的时候，毛泽民和钱希均已到迪化城外，看着飞机越飞越高，急得击掌顿足：“来晚了，来晚了！”钱希均叹了口气说：“先去办事处吧，看看再说。”
邓发曾担任过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粮食部长，与毛泽民属于同事，又因毛泽民是毛主席弟弟，因此他见了毛泽民总是尊称为二哥。
刚刚送走贺子珍，毛泽民就赶到了，邓发感到很是奇怪。等毛泽民将贺子珍赌气出走的时候讲明白后，邓发才后悔：“哎呀，我不知道呀，我要是知道也不会放她走了。”
“大嫂去意已定，追上也未必拦得下。”毛泽民最清楚贺子珍的脾气了，他只是叹息大哥与大嫂的这段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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