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一天，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急匆匆地来到了陈毅元帅家中。
看着潘汉年的忐忑不安，陈老总也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赶忙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潘汉年将手里的一沓材料递给了陈毅，当陈毅翻开几页后，突然大发雷霆：
“这么严重的事你为什么不交代，还想着蒙混过关，你太糊涂了，简直不可原谅！”
陈老总当然不只是想骂潘汉年，更多的是担心。
潘汉年是新四军时期自己的老下属，两人关系一直不错，如今潘汉年犯了这种错误，陈老总也为他十分焦心。
“现在你来找我是想做什么？”
陈老总看着潘汉年又急又气。
潘汉年瑟缩着说道：
“这份资料是昨天用一晚上的时间写的，托老首长将材料转交毛主席，以表达我的清白以及对党和国家的忠心。”
陈老总也没顾得上想太多，立即带着潘汉年的这份材料找到了毛主席。
那么、潘汉年究竟做了什么让陈毅元帅如此生气？毛主席看后是什么态度？
潘汉年唯二错误
1954年2月，高岗、饶漱石事件曝出后，随着高岗的死亡很多线索中断，为了免除更多干部受到牵连，毛主席和中央提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全党干部每人上交一份汇报材料，上面阐明自己曾经做过什么，做了什么错事，尤其是革命时期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一定要详细写明。
然后中央可以根据材料进行验证，如果问题不大，可以既往不咎正常生活工作。
这个办法当然给了很多同志机会，要知道主动交代和被查出来可是两种情况。
于是干部们对于材料的上交十分积极，恨不得将自己每件有点可疑的事都说出来。
随着这股积极的劲头，很快一些干部被证实了清白，大家都恢复了正常工作。
不过，这些积极坦白的同志中，除了我党的高级干部潘汉年。
他在提交自述材料时，隐瞒了一件他自认为的小事。
殊不知，这件小事让他走向了万劫不复之地。
他将那件事一直埋在肚子里，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
直到一年后，他偶然间得知消息，毛主席早在一年前就已经知道此事了，并且一直在等着他主动坦白。
潘汉年心里很清楚，自己没有做过背叛党和人民的事，但关键是别人不知道，而自己的过往工作经历又特别敏感，现在又一念之差错过了交代问题的最好时机。
潘汉年思考许久后，决定去找老友陈毅元帅，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
很快，他就来到了陈老总家中，并将此事一五一十告诉了陈毅。
原来，自1954年中央提出上交自述材料时，潘汉年便第一时间拿起纸笔，交代自己曾经的工作。
潘汉年在抗战时期是专业的地下情报人员，负责辗转华东各根据地和上海之间与各方势力联络，掌握了很多当时的密信。
对于这种敏感问题他选择严格交代，但他在材料中却将自己曾和汪精卫会面的事情隐瞒了下来，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是清白的，跟汪精卫更没有任何瓜葛。
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的这份工作很敏感，容易招致口舌，再加上高岗、饶漱石的事件影响力太大了。
如果选择这个时候交代和汪精卫见面的事，无疑会越抹越黑，害怕有理说不清，而且这件事，在党内除了他，也几乎没人知道，所以就干脆只字不提。
谁想到这一疏忽就坏了事，潘汉年忘了这件秘事还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当年自己和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胡均鹤，而胡均鹤之前是高岗的下属。
虽然胡均鹤没有牵连到高岗、饶漱石的事件中来，但他的身份特殊，写材料时恨不得将自己知道的所有事都说出来，其中就包括当年安排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这件事。
中央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胡均鹤与潘汉年的材料，在比对了二人的材料时，潘汉年的材料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极大重视，果断将该情况汇报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完材料后，并没有选择找潘汉年谈话，也没有派人监视调查他，他对潘汉年还是很信任的，这件事毛主席想给潘汉年一个机会。
于是毛主席对工作人员表示：
“先不用去找他，要信任自己的同志，或许他是把这件事忘了，不妨等一等，看过段时间潘汉年会不会来主动交代。”
就这样毛主席一直在等着潘汉年来找自己，而潘汉年却觉得自己蒙混过关了，于是放下心来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
直到1955年参加一个会议时，终于从别的同志口中得知，胡均鹤交代的众多问题中，或有一件事和自己有关，而且这件事毛主席在去年就已经知道了。
听完潘汉年的事，陈老总勃然大怒，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发生的那一幕。
陈老总也没顾得上想太多，立即带着潘汉年的这份材料找到了毛主席。
可此时的毛主席已经对潘汉年十分失望了，随着他交代时间的拖延，本来一件并不算大的事也变得越来越可疑。
毛主席跟陈老总表示：
“潘汉年的情况现在已经不是补交材料这么简单了，他在明知道自己有必须交代秘密的情况下，选择了隐瞒事实，事后还不主动承认坦白，晓得我知道了这件事了，却把材料交给了你，这件事发展到现在难道还不够严重吗？”
陈老总听完毛主席的解释，也反应了过来，他很清楚潘汉年即将面对什么，但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无法转圜，只能为潘汉年捏一把汗。
随后毛主席叫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称潘汉年此人从此已经不能信任，要尽快将其抓捕控制起来。
1955年4月3日晚，罗瑞卿亲自带人在北京饭店抓捕了正在和朋友聚餐的潘汉年。
这起案件的调查的时间相当长，直到1962年才对潘汉年进行审理。
那么当年汪精卫和潘汉年的会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潘汉年又为什么决定将这件事隐瞒下来呢？
潘汉年唯二的错误——南京之行
这件事还要追溯到1943年的南京之行。
1932年，我党地下工作者李士群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他没能坚守底线被敌人策反，成为了反动派的走狗。
不过李士群虽然交代了自己是共产党，却没有像其他叛徒一样出卖组织和同志，也正因为这一点，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士群成为了我党争取的重点。
南京沦陷后，李士群与汪精卫搭上了线，当时抗战已经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双方军队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战斗，但日军时不时的扫荡还是给我党根据地带来了困扰。
于是，1939年潘汉年在组织的安排下赶赴上海，并将与李士群有渊源的关露同志调到了上海，作为我党情报机关和李士群之间的联络媒介。
1941年秋天，李士群找到了关露，闲聊时向她倒起了“苦水”，原来老对头周佛海已经和重庆军统方面取得了联络，并留好了后路。
自己这里竟然全无筹码，十分苦恼。
其实就是传递出想要和中共进一步合作的信号，关露是有经验的情报人员，再加上这些年对李士群的了解，认为他的合作意向似乎并不掺假，于是将该情况汇报给了组织，双方确定进一步合作的计划。
不久后，李士群在上海破获了一批军统电台，从而得知了蒋介石政府似乎有与日本人和谈的计划，李士群毫不吝啬的将该消息告诉了关露。
潘汉年很快得知了该情况，将消息上报给了高层，这个时候其他领导人认为，是时候与李士群见面了。
随着命令的下达，潘汉年来到上海与李士群会面，双方确立了进一步合作关系。
李士群承诺要给中共提供更多情报，同时李士群建议让胡均鹤充当自己和潘汉年之间的直接联系人。
不久后李士群释放诚意，接连向我党提供了多个日军针对我党苏北根据地扫荡的消息。
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而终止，位于上海的我党情报工作随即进入瘫痪状态。
随即中央决定将大部分情报人员调回根据地，但这也让根据地和上海之间的联络变得困难起来。
为了解决该情况，潘汉年主动要求返回上海，尝试从李士群身上进一步得出有用情报。
殊不知，就是这次的返沪，让潘汉年掉进了深坑。
1943年4月，潘汉年突破重重封锁，秘密前往上海。
在见过了我党依旧坚守在上海的情报人员后，他找到了和李士群之间的联系人胡均鹤，表达了自己想要尽快和李士群见面的想法。
胡均鹤表示李士群现在不在上海，而是去了苏州，归期未定，希望潘汉年跟随自己去苏州见李士群。
可当潘汉年到达苏州后，却得到了李士群已经离开前往南京的消息。
接连两次的扑空让潘汉年敏锐的意识到不对劲，至于哪里不对他还真的不知道。
再加上自己这次来执行任务，是一定要从李士群嘴里得出情报的，即便是有问题他也要硬着头皮往前走，必须要为我军根据地撬出有用情报。
于是潘汉年又来到了南京，直接到了李士群公馆，接待他们的却不是李士群本人，而是手下的一个心腹特务杨杰。
杨杰“热情”的招待了潘汉年，将他们留在李公馆内。
不久后潘汉年终于见到了“忙碌”的李士群，李士群侃侃而谈，上来就放出了重磅消息——日本人想要和重庆方面搞“和平运动”。
同时李士群还透露，汪精卫对蒋、日搞的“和平运动”很是不满，他本来是想搞“议会政治”的，却被蒋介石凭空插上一脚。
潘汉年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李士群到底想做什么。
汉奸这碗饭不好吃，国共都在对付他们，且现日本已尽显颓势，汪伪政府内部各自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日本人和重庆的密谋是由周佛海牵头，如果后续日本战败，周佛海可以投靠国民党，但这个举动会让汪精卫陷入了被动。
而潘汉年代表的是中共，如果这个时候让潘汉年伪装成中共叛徒，然后李士群再将这个“叛徒”介绍给汪精卫。
这样一来，汪精卫高兴能收个中共叛徒，潘汉年高兴能打入汪伪政府内部，而李士群则一箭双雕。
既可以获得汪精卫的重视，又可以得到中共的重视。
这件事看似是完美的方案，但都小看了李士群的心思。
其实，李士群事先并没有将这个计划与潘汉年商量，而是直接将他邀请到了南京，潘汉年此时已经骑虎难下了。
如果拒绝汪精卫的拉拢直接离开，能不能活着走出南京都是未知，而且他此行的目的是探析日军动向，这个险是值得一试的。
于是，潘汉年向李士群表示“可以和汪精卫见面”。
就在当天，潘汉年在李士群的安排下来到了汪公馆，见到了等候多时的汪精卫。
潘汉年对汪精卫的意图心知肚明，却不得不委婉应对，具体谈了什么，除了当事人，外界一无所知。
两人的见面在诡异的气氛中结束，李士群的目的达到，随后“投桃报李”，又牵线潘汉年与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见面。
双方会面后，潘汉年终于得到了此行最有用的一个情报，都甲大佐传递了一个信号，意思就是：
只要接下来新四军不在津浦南段的交通线上设阻，那么日本人就不会“清乡”。
双方的关系可以得到最大缓冲，这个消息对根据地来说太及时了。
于是几天后潘汉年满意的回到了淮南根据地，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的工作，交代了多个行程，但却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将和汪精卫见面之事汇报，这个举动也为他之后的下场埋下隐患。
很多年时间里，这件事也成为了潘汉年心中最大的心病，但由于当时知情人不多，所以他认为这件事可以永远的瞒下去，直到后来胡均鹤上交材料，写明了曾牵线潘汉年与李士群、汪精卫见面的事实。
1955年，潘汉年被抓捕后第一时间交代了当年的情况，并表示自己没有投敌，也从来没有背叛党组织。
先后也有包括陈云同志、李克农同志等多位我党同志为潘汉年发声。
可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当事人之一的李士群，在潘汉年离开上海的几个月后就被日本人毒死了，胡均鹤等人也不能算在场的第三人，所以根本没有人能够为潘汉年作证。
1977年潘汉年在湖南病逝，1982年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恢复其名誉。
结语
潘汉年的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在最危险的时候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辗转敌占区，为我党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一位值得后人铭记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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