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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字数:3186,阅读时间:约8分钟

编者按:逍遥津之战是后世对吴魏两国第二次合肥之战的称呼,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东吴趁曹操征讨张鲁无暇东顾,亲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合肥守军虽只有七千余众,但张辽却利用孙权大军初至的混乱状态,亲率八百精锐在吴军阵中左突右冲,重挫东吴锐气,后又利用吴军后撤,垫后部队与主力脱节的时机,在逍遥津毁桥断路,差点活捉孙权。实话实说,八百骑兵很难重创十万大军,因此,即使遭遇衔尾追杀,吴军也基本上不会伤筋动骨,但它对于士气的打击极大,这一战后张辽威震江东,而孙权则因为此战被网友们调侃为“孙十万”。此战对东吴君臣的冲击不可谓不剧烈,但即使如此,孙权依旧没有放弃对合肥的争夺。整个三国时代,孙吴与曹魏曾经为争夺合肥的归属权爆发过六次大的军事冲突,这其中有5次大战发生于孙权在世期间,但这六次合肥之战无一例外都是以东吴的失败告终。那么问题来了,合肥到底有什么魔力,让孙权乃至东吴君臣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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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记载:“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淮河流域位于华中、华东地区,

西起桐柏山、伏牛山,东临黄海,南以大别山、江淮丘陵、通扬运河和如泰运河南堤与长江流域分界,北以黄河南堤和沂蒙山脉与黄河流域毗邻,流域总面积为27万平方公里。后世有一种说法叫做“守江必守淮”,这是因为,长江虽江面宽阔,素有天堑之称,但水流速度极其缓慢,即使是对于不习水战的北方军队而言,横渡长江也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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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武帝率军南下时,由于时间仓促并未准备足够的舟船,于是下令全军砍苇造筏渡江,当然,这种极度随意且风险极大的渡江方案也只是个例。但长江下游水速缓慢舟楫可渡却是事实。

魏国大将曹休,在黄初初年开始,就多次采用轻舟突袭的方式,派遣小股部队跨江作战,甚至还曾经向魏文帝上书,要亲率“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魏文帝虽然不同意他亲身涉险,玩这种赌命的打法。但曹丕虽然下旨劝说阻止,曹休依旧让麾下部曲选“轻舟五百,敢死万人”,从洞口(今湖南洞口县)袭击东吴后方。

每船二十人的轻舟自然不会是什么大船。这种轻舟锐卒渡江袭扰的做法,在当时似乎是魏晋方面一种相当有市场的平南战略。孙权去世后,魏国曾经就如何趁势伐吴进行过讨论,名将王昶就主张要采用“泛舟径渡,横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粮于寇”的战术。虽然大船渡江需要津渡,但类似轻舟这样的小船渡江却相对容易,几乎无法遏制,可以说,只要魏国渡江袭扰,东吴就一刻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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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南方政权来说,想要防备北方军队随时南下袭扰,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对抗的军事前线推至淮河流域。

淮河地区河道纵横交错,水网密布,同时,山地、丘陵地带众多,地势、地形完全不同于北方的平原地带,极不利于骑兵作战,反而是东吴的水师与步兵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若能扼守当地重城,进可攻退可守,获得战略主动。而在当时,淮河流域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则是以合肥为通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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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由于京杭大运河的修建,南方可以沿余杭-苏州-京口(镇江)-扬州-山阳渎一线,从淮左入淮。但按照《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作者宋杰的说法,东汉三国时,由于中渎水(邗沟渠)时有干涸淤塞,不能保证船队常年通航,黄初六年 魏文帝曹丕征吴,在精湖(山阳渎)水道处搁浅,“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相较之下,合肥地区的水路更加通畅,适合舟船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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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地处施水、肥水交界之处,按照《水经注》记载,“施水受肥于广阳乡,东南流迳合肥县。应劭曰:夏水出城父东南,至此与肥合,故曰合肥”。由于芍陂、巢湖水位较高,施、肥二水交汇于长丰县低洼处,南北运河水道相连,形成了“巢肥运河”。

鲁宣公八年,楚与吴、越在滑汭会盟,就是经过在这条水道上,由于施水枝津通过分水岭“断带”处流入阳渊,在南北朝之前,巢肥运河有着连同江淮的重要作用,隋代之后,由于合肥城北部芍陂萎缩干涸,巢湖湖盆逐渐缩小,水位下降,巢肥运河栓塞,不复存在,所以才名声不显。

但巢肥运河在三国时期的地位要远远高于上文提到的邗沟渠。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十二月,军还谯”。在这之后,曹操又再次疏浚巢肥运河施水、肥水交界段30里,使之成为魏国重要的南下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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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国的角度来看,这条通道何尝不是吴国北进中原时的首选?从长江濡须口进入巢湖,再沿巢肥运河向北转进至肥口,有颍水、蔡水、涡水,汴水,泗水5条河道可通往中原,因此,一旦吴国在此处取得突破,魏国再想要在淮南地区遏制东吴,就变得极其麻烦和困难。

就像南宋《舆地纪胜》的作者王象之所说的那样:“古者巢湖水北合于肥河,故魏窥江南则循涡入淮,自淮入肥,繇肥而趣巢湖,与吴人相持于东关。吴人挠魏亦必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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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吴政权而言,舟船的军事价值无可替代,水师不仅可以掩护陆军作战,为军队调运补给,更能配合陆军登陆,投放部队。以夷陵之战为例,虽然《三国演义》将夷陵之战的惨败归结为陆逊的火烧连营,但从《三国志》等文献记载来看,火攻只是其获胜的原因之一。

当时陆逊为抵挡蜀国来势汹汹的攻势不得不坚守不出,由于资历、威望不足,麾下宿将不满其被动挨打的姿态,频频请命出战。若非刘备“舍船就步,处处结营”,陆逊利用舟船封锁水路,单单只是火攻,夷陵之战的结局可能不会如此惨烈。

而类似的情况还发生于西陵之战,此战中,东吴以三万破敌八万,利用长江水军拦截相对弱势的晋巴东舰队,导致晋军杨肇部孤立无援,在“内河断流、粮运不继”的绝境下损失惨重。可以想见,东吴在三国鼎立时期能够与曹魏僵持,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水军的作用,而如果失去水师的掩护,其本就拉胯的陆军就更难抵挡魏国的骑兵驰突。

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魏国要建造合肥新城,正是考虑到合肥旧城距离施水太近,利于吴军发挥水师优势,于是在旧城西三十里之地另立新城。而这一举动也的确让东吴水军逡巡,“积二十日不敢下船”,可见水路对于东吴军队士气的影响。所以,在进攻曹魏时,为了削弱其骑兵的军事力量,发挥吴兵水战的优势,东吴自然会更加青睐水系分布众多,又有运河可以溯流而上的合肥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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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合肥也是魏晋对抗东吴的战略要冲之地。魏晋两朝为防备东吴,主要在寿春、襄阳两地作为其东西两线的军事基地,用于集结部队,控遏淮河、汉江干流水脉。而东线战场上,合肥则和庐江(今安徽六安)一样,是首当其冲的前线重镇,地位还要高于襄阳方面的江夏城。

除了用于战略防御外,在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年份,北方骑兵还可以从合肥出发,对东吴在江北地区的屯田和粮仓进行破坏,削弱敌人。如魏青龙二年,魏将满宠就踩着东吴秋粮收获的时间点,率部队袭扰其江北屯田,让东吴不胜其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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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骚扰战看似不痛不痒,但却直击东吴痛处。由于江北、淮南地区分别被孙吴、曹魏控制,为维系对于该地区的控制力,吴国极其重视江北地区濡须、皖城、浔阳等城的战略意义,为了吞兵驻守,除了派水师从江东地区输粮外,也会在当地实行兵屯补充军需。对当地兵屯的袭扰,虽不至于让当地士兵绝粮断炊,但却能打断吴国的进攻节奏,扰乱其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合肥自然就成了吴国攻击的优先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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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与魏国为了拱卫许昌、洛阳而重兵屯驻的颖阴、阳翟、长社等地不同,合肥位于魏国前线,距离许昌、洛阳等核心地带较远,却距离东吴相对较近,出兵时先天就占据先机。若能在魏国反应过来之前攻占合肥,在之后的对峙中,吴国也能拥有更大的战略优势,因此,合肥虽然让东吴撞得头破血流,但依旧是其北伐时的首选地区。

参考文献:

1、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2、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

3、许昭堂《巢肥运河的形成与历史演变蠡测》

4、饶胜文《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5、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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