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92周年，在这一特殊历史时刻和中日关系基本无法维持良好的情况下，笔者不由得想起了在2002年时，有学者提出的“对日关系新思维”。
这批学者主要主张在于，用对历史态度的妥协来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以此为契机推动构建新的东亚秩序，换取中国的发展机遇。虽然被批评得很厉害，不过应该说我们也不宜将这些学者归纳为“卖国”，很多学者的动机没有什么问题，而如果放在中日差距很大的21世纪初年，出现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什么很意外的情况。当时，说中国GDP会在2011年超过日本，在2020年达到美国的70%，是没多少人会相信的。
当然，历史的走向也证明了，“对日关系新思维”有着太多的一厢情愿。在“对日关系新思维”刚刚提出的年代，中国学者讨论热烈但日本学者没有什么回应，因为当时日本在根本上还看不上中国，也不认为中国具备取代日本主导东亚秩序的可能性。那是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的时代，哪怕对华态度较为友善的日本学者也没有太重视中国方面的这个提法。
“对日关系新思维”的一些观点确实得到了部分印证。一方面，以2012年的钓鱼岛冲突为典型，确实日本的“购岛事件”和由此引发的中国的保钓运动让之前中日韩一体化基本暂停。而在这场保钓运动中，中国香港的保钓人士成分非常复杂，其中如古思尧就在2019年的香港“黑暴”运动中扮演了破坏性角色，并在2022年被香港警方国安处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可以看出，2012年的一系列事件背后水很深，美国利用中日历史问题来破坏中日韩一体化的策略事实上非常难对付。
但是话又说回来，中日韩一体化本身是可靠的吗？其实并不是。中日韩三国并不是等量的国家，只是主权体系的法理掩盖了中日韩三国完全不同的国家规模和实力。所以，如果按照“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构想推动中日韩一体化，最终日韩会发现他们很可能无法与中国的同类产业竞争，中日韩一体化的结果基本上注定是中国最终主导、日韩变为中国经济的挂件。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日韩的态度依然会在这样的结构出现之前变得三心两意，并会引入更多的美国力量进行对冲，这样的一体化进程很可能会因为内在的不平衡而趋于终结，最终还是会形成以类似于今天的亚太格局，而中国还为此付出了历史观的代价。
“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核心缺陷就是低估了中国的能力，也因此低估了中日韩一体化的难度、中国发展深入面临的国际政治风险。同时高估了日本的战略自主性和美国对日本的深度塑造能力。所以整体上看，“对日关系新思维”在政治上是比较幼稚的想法。
那么现在，日本以及定位类似的韩国面临的问题其实非常大，他们的支柱产业正在被中国逐步席卷，这还是在没有中日韩一体化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日韩失去了借助中国产业发展融入中国发展进程的机会。他们会选择站队美国，以此保持自身的优势，这点倒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然而美国对亚太的控制力也在衰弱，美国如果没有技术革命也很难再度赋予产业输出的优势和布局的决定性要素，这就比较尴尬。另外，如果按照美国需要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日韩更为理想的定位反而是要塞化的前线而不是制造业的生产中心，这也意味着日本和韩国现在的道路必定走不通。这种内在矛盾，我们看不到日本有什么独立解决的办法。
之前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主要针对的日本强、中国弱的格局，现在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思考是否需要一个在中国强、日本弱的格局之下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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