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我与《中国青年》
一本杂志与它的百年来信，一封来信与其时代湍流。《中国青年》秉笔荷担。
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历经三次停刊、三次复刊，成为我党创办的国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红色主流期刊。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李求实、陆定一、胡乔木等革命前辈都曾参与过《中国青年》早期创办工作或作为主要撰稿人。
毛泽东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并应《中国青年》编辑部请求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都曾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或题词，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曾为《中国青年》题词或撰文。1984年，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知之深 爱之切》。百年来，《中国青年》秉持“做青年的良师益友、指路明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大力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努力推动团的工作，广泛引领青年积极投身革命、建设、改革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记录下了一代代青年紧跟党走，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奉献的精神追求。邱少云、黄继光、向秀丽、雷锋、王杰、郝建秀、张海迪、丁晓兵、杜富国、张小娟、王亮……一代又一代优秀青年通过《中国青年》走向亿万读者，“潘晓讨论”开启了一代青年的精神初恋……
《中国青年》百年办刊历程，是中共党史青年篇章的重要记录、中国青年运动的清晰缩影、共青团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记忆。
值《中国青年》即将迎来创刊百年之际，无论你是读者、你是作者，或你是那个与这本杂志遥遥相知的友人，我们倾听你讲述与《中国青年》的故事。
@策划-本刊全媒体
“我与《中国青年》”征文⑥
《中国青年》是我不断进步的阶梯
@文-彭援军
在红色收藏圈、书报刊收藏圈里，特别关注百年大事。
在当今中国的期刊百花园里，至今仍在持续出刊的百年老刊凤毛麟角，这是《中国青年》的光荣。偶然得知，“我与《中国青年》”征文正在火热进行中，我夜不能寐，夜半起身，坐在电脑前不吐不快。随着键盘的敲击声，我在倾吐着心声。
《中国青年》是开展团活动的好助手
1979年春天，我刚从北京延庆归来分配到首汽三场供应股几个月，就赶上内勤团支部改选，我被选为宣传委员，场团总支每月发下来的《中国青年》杂志自然由我保管。我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先睹为快，然后是选出每期里的好文章，在团支部活动日上宣读，大家轮流每人读几段，这既调动了所有团员的积极性，又锻炼了每个人的朗读能力。在讨论环节，团员们踊跃发言，畅谈对所学文章的体会。之后，便将杂志给各团小组传阅。内勤团支部其实包括了场部的各个股室——技术、财务、劳动、保卫、行政股及政办室、调度室等。等到一本杂志传回我手里，卷边褶皱了，有的人还在杂志里画了红杠杠，在空白处写了读后感。我把这些过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小心翼翼地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而且经常有人来查阅，从一大摞旧期刊中寻找各自所需的内容。
一天，女支书郝庚芬拿着一本《中国青年》对我说：“瞧瞧，人家团支部的这个做法不错，咱们支部也开办个文化学习班吧。你不是在局文化补习班上夜校嘛，你就给咱当小教员吧。”我没有理由推辞，便领下了任务。当时的形势是，“文革”刚结束不久，恢复高考刚刚几年，团员青年的文化知识特别匮乏，适应不了大干“四化”的新形势。我报名参加了局里举办的首个文化初习班，每周两个晚上下班后骑自行车从六铺炕到北京饭店后身的一个楼里上课。我学到哪儿，就给大家讲到哪儿。在场里的食堂，内勤、修理车间和八个车队的几十位团员青年都晚下班一小时来听课，我先后讲过语文、历史等几门课程。为此，我们内勤团支部荣获了局团委评出的先进团支部。
到了秋天，局团委举办首次团干部训练班，我有幸参加。充当小教员的是局机关干部、局团委委员纪明，他被学员称为年轻而沉稳的“理论家”，满腹经纶，博学多才。学员们向他讨教治学经验，他说，他讲课肚子里的墨水源自《中国青年》杂志，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们当团干部的，把每期《中国青年》吃透了，就一定会做好团的工作。在一旁的局团委干事秦润波说，大家一定要学好用好《中国青年》，这是我们团干部手中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后来，这位秦干事调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工作，有了很大的作为。从局团训班回来后，我跟郝支书讲起这一段，郝支书说，这个经验好，我们支部一定落实在行动上。不久，我又兼任了场团总支宣传委员。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学雷锋的东风吹遍大地，《中国青年》上这方面的报道非常多。我们团支部每周都组织团员青年在偌大的场区大搞卫生，铁锹、大扫帚不停地挥舞，不漏过一个边边角角。与此同时，还不断地捡拾废旧料，那真是一颗螺丝钉都要捡起来交到旧料库，受到修旧组师傅的高度赞扬。另外，我们团支部还利用星期天，组织团员青年到建国门外的一个车队停车场，开展车场铺砖的义务劳动。一个个工作成绩，得到了场领导的肯定。这样，郝支书就争取到了各股室旧报纸由我们团支部来处理的“特权”，过期报纸一两个月卖一次废品，所得款项充作团费，首当其冲的是为三个团小组各订阅一本《中国青年》。如此一来，大家阅读杂志就更方便了。《中国青年》开始“潘晓”文章大讨论后，我们团支部也多次组织讨论，并且根据具体情况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使团员青年们都树立起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1984年夏，我被调到首汽公司业务科工作，同时负责公司机关团支部工作，以及协助公司团委办团刊等。《中国青年》都是我做这些工作的好助手。公司团委办的16开本油印团刊《青年导刊》（1985年4月创刊），几乎期期都有我的小文。下属各单位基层团组织也纷纷学办团刊。二分公司团委办了《青年之友》；我妹妹所在的第二修理厂团总支女书记王芬就多次前来向我求教，我帮她们办起了八开油印小报《团之声》。后来王芬调到街道办事处工作，当年做团工作的经验使她在后来的工作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其实，我的一些提法、想法和做法，大都来源于《中国青年》的长期滋养。当时，我们团干部还拿着自办的团刊，与纺织系统的团组织开展了交流、联谊。因为首汽男青年多，纺织口女青年多，加强这种联谊，也有为青年职工搭“鹊桥”的意思。
公司团委为活跃文体活动，联合工会办起了体育、音乐、钓鱼、集邮等多个兴趣小组，我妹妹是乒乓、篮球健将，在球类比赛中屡屡夺冠。而更多的团员青年则选择了学习声乐，因为公司和局里每年都要举办红五月歌咏比赛。于是，由我负责从《中国青年》上选取学唱的歌曲，记得有《光荣的共青团员》、影片《阿诗玛》里的插曲，还有苏格兰歌曲《友谊地久天长》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歌曲。
这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他人在不同场合都提及了《中国青年》。在学雷锋活动中，我们团支部选择了每个月去公司老领导吴宗汉家打扫卫生。吴宗汉是给周恩来总理牵过马的老红军，并且在重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当过交通干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周总理命名的“首都汽车公司”筹备成立，吴宗汉就被调来公司当二把手，他在工作上善于联系群众，每逢下大雨，他都第一时间来到职工家里慰问，碰到职工住的简易平房漏雨，马上让行政科送来油毡遮雨，所以他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我们去他家时，离休多年的吴老已经年岁很大，老伴过世，他一人独自生活，生活上虽然能够自理，但家里是很零乱的。我们每次去都帮助擦玻璃、拖地板、收拾屋子、清理门口的杂物。我在给吴老整理写字台时发现，老花镜下压着一本摊开的《中国青年》杂志，我好奇地问吴老，您这么大岁数，怎么还看青年杂志呢？吴老拿起杂志翻了翻、掂了掂，笑着说：“我常看这本杂志，我觉得，阅读她，我的心都是年轻的。”吴老拍着我的肩膀又说：“你们几个小青年能几年如一日地来家帮助我，我很感激，你们的事迹能上《中国青年》才好呀。”
有一次，我发现了“新大陆” ——技术科老科长严济光是五十年代的留苏大学生，毕业归国后来到首汽做技术工作，他是当年的机关团支部书记。于是，我就邀请严科长给团员青年讲团课。这位老首汽人语重心长地讲了很多，讲述了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团支部所起到的火车头作用，同时也讲到，那时《中国青年》就是青年们最喜爱的读物，每每遇到困难和挫折，他们都会从《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先进人物中汲取力量，像保尔、吴运铎、高士其等，都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听完这些，我就从公司图书馆存放的一批老《中国青年》杂志中找到相关文章，组织团员青年认真学习，这在当时的岗位练兵活动中，为我们增添了不少的精神力量。后来，我又陆续邀请技术科新科长谭照霞讲团课，她是六十年代“文革”前的技校生，也有过当团支部书记的经历，她同样对《中国青年》有着深厚的感情。
说起我能在公司图书馆找到《中国青年》老期刊，这里面还有一段往事。听“文革”期间担任公司团委书记的李勤讲，破“四旧”运动中，有人想查抄图书馆，时任公司团委书记兼党委委员的李勤，向来喜爱《中国青年》，她在党委会上力主立即把存放有民兵军训用的枪支武器库和公司图书馆贴上封条，作为重地由基干民兵把守。这样一来，连同《中国青年》杂志在内的一批书刊就得以保存下来。“文革”后不久，公司图书馆很快就重新开放，视书如命的于海珍当了图书管理员后，对库存书刊进行了全面整理。于是，当我查找《中国青年》老期刊时就较为方便。
在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公司党委、团委邀请老山前线的部队首长来公司作报告，报告中特别提到，我军官兵坚守在环境恶劣的“猫耳洞”里，战斗间隙，他们传阅的读物就是《中国青年》，而且他们还根据战场形势，办起了油印的《猫耳洞报》，小报上还摘过《中国青年》的内容。还有一次，公司团委邀请著名演讲家、青年导师李燕杰作报告，公司大礼堂也是千人听讲。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李燕杰旁征博引，讲了许多古今中外科学家、文学家自强不息的奋斗故事，而且他还特别提到《中国青年》就是当代青年的良师益友，平时要注重从这本杂志中提炼好思想，学习好经验，这对在场听讲的团员青年鼓舞和启发很大。
《中国青年》是我获取力量的源泉
回顾我最早接触到《中国青年》，是在1973年上初三时，学校图书馆刚一开放，课余时间我就扎了进去。期刊只有“文革”前的《中国青年》《中学生》和《儿童文学》三种，各有五六本零本，我用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就全读完了。印象最深的是，《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小说《红岩》中真实英雄人物江姐的儿子彭云，刻苦读书、勤奋学习的故事，对我激励很大。当时，我的物理成绩较差，被物理课老师在课堂上公开批评。那些刺耳的话激发了我奋起直追的动力，我努力把物理成绩赶了上来，而且在参加学农三夏劳动、在麦场操作脱粒机时，运用所学物理知识，设想对脱粒机进行改进，所画图纸令物理老师大为惊讶，她又在课堂上表扬了我。学习英语，我也是笨鸟先飞，口语差，就在住家附近的树林子里苦练，为提高阅读能力还买来英文版《北京周报》，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查《英汉字典》攻克难关。体育课“拔杆”没达标，我就傍晚翻墙进到学校操场，一直练到月光照地。
1983年，响应团中央号召，我积极参加公司团委组织的团员青年读书活动。读了《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张海迪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感人事迹，我写的《生命的支柱》读后感和几首赞颂张海迪坚强毅力的诗歌，被公司团委书记范永耀看中，他把我从首汽三场借调到公司团委，担任读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统筹主管全公司各级团组织的读书进度、筛选评书稿件以及读书演讲比赛等系列活动，使我受到很大锻炼。由于首汽青年读书、评书和演讲比赛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张宝顺同志发来贺信，祝贺公司读书活动总结大会的圆满召开。在此基础上，我还应邀给北京轻工系统的团员青年上团课，讲述“青年人如何树立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干好工作”等专题。
《中国青年》发起“潘晓”文章的讨论后，有关青年前途、理想、命运的话题热度一直在持续。当时，我没敢给《中国青年》投稿，而是给有一定影响力的《辽宁青年》半月刊投了一篇这方面的稿件，1986年，《相识在友谊之桥》一文在这本32开的小刊上发表后，竟引起意外反响，各地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读者来信持续了一年多，总共多达几千封，探讨的话题五花八门。对于信中提到的一些要紧问题，我都回信作了答复。其中有一封信是江西永修县失足青年蔡恒茂从监狱里写来的，他因打架伤人被判了几年刑，在狱中情绪低落，自认为前途渺茫，产生了自杀念头，来信向我求助。从此，我便与他建立了通信联系，多次去信鼓励他不要自暴自弃，要积极面对现实，加紧改造，争取早日走向新生。每次去信，我都给他寄上新近出版的《中国青年》《辽宁青年》等书刊。在我的鼓励下，这位失足青年走出了人生低谷，他在狱中表现突出，得到减刑，刑满释放后，他自主创业，在省会南昌搞起了影视，并受聘为江西电台和经济晚报特约记者，加入了南昌市作协，成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型。
从阅读《中国青年》到藏研这本杂志
我从1980年开始收集和阅读书报刊等各类纸质品，至今已收藏老报纸一万种、十万份以上，其中清末民国年间的报纸有四百种，报纸试创号及重大新闻等有5千种以上。万种杂志中试创号约占一半。各类书籍多达数万册。凭借这些实力，我荣获了中国收藏家协会首次评选的“中国优秀书报刊收藏家”称号，荣获了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首次评选的“三星级集报之家”称号，以及北京市丰台区的“学习之星”称号等。
在我的杂志类收藏中，除全套《旅行》杂志外，《中国青年》从阅读到收藏，再到利用与研究，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不是《中国青年》的作者，却是她的忠实读者，这伴随了我的整个青年时代。1998年，《中国青年》为纪念创刊75周年组织了大型活动，特邀上海的杂志创刊号收藏大王冯建忠来北京出席，因为他收藏有1923年出版的《中国青年》创刊号，他携带一批《中国青年》珍刊现场展示。这一举动引起了我的关注，一方面我写了上万字的长文，介绍这位民间藏家是怎样收集到3000种民国创刊号的，是怎样与《新青年》《中国青年》《大韩青年》等珍刊结缘的；另一方面，我也开始收藏刊有重大新闻、封面是领袖人物、英雄人物和特殊纪念意义的《中国青年》。
在北京潘家园、报国寺收藏市场，以及出差、开会、旅游到了外地，我都要去当地的收藏品市场转转，在自己设定的淘宝范围内，《中国青年》肯定是重点之一。在一摞摞的旧期刊中，我一本本地过目，偶尔碰到了惊喜，眼睛都泛亮光。新千年的头几年，我们在石家庄举办全国首届红色收藏研讨会，由我主持。晚上我到代表房间访书，恰巧甘肃藏友手里有六本《中国青年》早期合订本，包括创刊号，总共有百期以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成了新的拥有者，如获至宝般地保存着。2008年，我担任秘书长的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参与在首都图书馆搞的全国首次红色收藏专场拍卖，主办方得知线索后，几次动员我把《中国青年》创刊号拿出来拍卖，最后禁不住那种死缠，就把这件宝贝上了拍卖场，最终被一位天津红藏家拍到手。后来有人用翻倍价格向他购买，人家都不撒手。这件事也是我最后悔的“珍闻逸事”。
在与藏友的交往中，我较早就结识了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的方浩然，他不仅是颇有成绩的收藏爱好者，更是具有得天独厚条件的《中国青年》杂志研究者，我们曾探讨过《中国青年》的版本问题，以及通过“週刊”与“周刊”二字的不同来判断刊物的出版年代。有了有关《中国青年》收藏与研究的相关信息，彼此就随时交流。前些年，方浩然还慷慨地赠送了我一批《中国青年》老期刊，这是他的余本。另外，他还赠送了几本《中国青年》周年纪念册等，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中国青年》专藏。前不久，北京大兴区图书馆王馆长得知我喜好收藏，诚恳地说，我们每年都会把头一年的期刊下架处理，因为库房实在没地方放，您要是有需要您就拉走。我说，我的收藏室空间也满了，就只要《中国青年》吧。
我多年珍藏的《中国青年》佳刊，在各种主题报刊展览及各种宣传场合，都派上了大用场。有一年，我去狼牙山纪念馆参加活动，特意带上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中国青年》刊登的有关狼牙山五壮士的文章，馆长见到，视为珍宝。我和我党早期“农民大王”彭湃之子彭士禄是忘年之交，当这位九十几岁高龄的“中国核潜艇”之父在北京医院疗养时，我和他女儿前去看望，我就带上了五十年代早期《中国青年》刊登彭湃革命事迹的样刊，老人看到这本泛黄的老期刊刊登有介绍父亲的文章，激动万分，老泪纵横，我们手持刊物，劳驾医务人员帮助拍照留念，彭士禄老人感慨地说：“你真是我们彭家的有心人。”今年上半年，我在给北京市大兴区委宣传部主办的一场“学习习近平思想”专题讲座时，就展示了《中国青年》1984年第5期，这一期的第20页、21页，刊登了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撰写的《知之深 爱之切》一文，在场听众看后，都说很感动。
《中国青年》1984年第5期第20页、21页，刊登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的文章《知之深 爱之切》
浩如烟海的《中国青年》，值得点到的内容不胜枚举，例如，1948年12月20日出版的复刊号，有朱德的《中国青年当前的任务》等。1949年4月15日出版的第六期，有庆祝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社论）等。1963年5~6期合刊是“学习雷锋同志专辑”，刊登了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题词，董必武、郭沫若、谢觉哉写雷锋的赞诗，罗瑞卿的文章；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以及《中国青年》社论，等等。1983年第10期“纪念《中国青年》创刊60周年”专栏内，刊有徐向前、聂荣臻、王震、许德珩、肖华等的文章。
我早就知道方浩然有写《中国青年》封面故事的好想法，他作为参与编辑过《中国青年》的亲历者，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选题。方浩然早年写的研究《中国青年》的文章，也带动了我的行动。例如，我正试图整理和编辑《中国青年》珍藏集（上册1948-1966）；《中国青年》珍藏集（下册1975-2021）。1923年创刊至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因原件收藏难度极大，将作为后一步的努力方向。为迎接《中国青年》百年华诞，我基本上编辑排版完成了《时代歌声》（选自《中国青年》杂志的歌曲集）小册子，16开本近百页，收入1948年至1986年间在《中国青年》封三或内页上刊登的中外歌曲200多首。1982年2期封三上刊登的《绿岛小夜曲》是台湾歌曲，这使我回忆起1979年参加局团训班时，就集体学唱过这首歌，那时台湾歌曲刚刚进入大陆，青年交谊舞热乍起，这类所谓小资情调的歌曲还不敢登上大雅之堂，或许是这类原因，直到三年之后《中国青年》才敢把这首歌刊登在团刊上。看来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思想解放的一个缩影。
有关《中国青年》的研究文章，我也陆续写了一些，比较集中的是写于2008年的一组，约计15篇。
我还将继续研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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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如磨砺初心——《中国青年》对我和战友们心灵的洇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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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蔺玉红审校：刘晓 刘博文编辑：王镭铮 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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