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叶正猛

（作者系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特聘教授、红十字国际学院客座教授）

中国公益“传道者”陈越光两年前发出了“以公益为志业”的共同宏愿。同时，提出“以公益为‘志业’的内在支撑”的命题，认为以公益为志业，需要情怀、伦理、责任，以及背后更深层的召唤。陈越光具有国际视野，他的命题需要更全面领会。笔者取一个视角试作论述——作为中国慈善公益人，向中华文化传统寻找“支撑”，就要弘扬君子文化，铸造君子人格。

一百多年前，被誉为催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导师”、英国著名道德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其《品格的力量》一书中引马丁·路德的话说,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幸福，在于全体国民所受的教育，在于他们的理想、人格，总的来讲是一个公益的、文化的、综合的素质形成的一种做人的品格。表明人格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公益是人格的应有之义。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清华作《君子》演讲：“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且夫自胜则为强，乍见孺子入水，急欲援手，情之真也。”表明人格对青年的成长至关重要，而慈善是君子人格的应有之义。

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人格、品格的问题，而君子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制高点。慈善公益精神在此获得“支撑”。

一

君子人格是中华民族的集体基因

冯友兰先生说，孔子一辈子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最突出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思考。他苦苦求索的结果，最终给出的答案，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辜鸿铭先生说：“儒家学说教义的整个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个词：君子之道。”

“君子”从“君”而来。《汉字图解字典》释“君”：“会意字，从尹，从口，像手执权杖，发号施令。”“君”字的本意是有权位的人。“君”加“子”则用以称呼“男性”、“丈夫”，如《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

孔子创造性地阐发“君”这一语词中的“尊贵”之义，把“君子”尽量从古代专指“位”的旧义中解放了出来，而强调其“德”的新义。孔子确立了“君子”这一理想人格范式，把中华美德凝结在人的文化生命之中，使“做人”成为中华思想的一大主题。

“君子”是《论语》中反复描述的，共计出现了107处。君子既不同于难以企及的、仰之弥高的圣人；也与目光短浅、见利忘义的小人判然有别。儒家文化旨在把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们培育出一种理想的“君子人格”。同时，其可贵之处在于，君子引领道德适合多数人群。

君子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试作简要概括——

第一，树立了君子人格的标准。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这些伦理规范或者说美好品德，最终都聚集、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人格形象即“君子”身上。最能体现和代表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

第二，构筑了君子道德自律和道德监督的有效方式。君子人格论，经过历代儒者的传承发展，形成社会民间强大的舆论力量，不断给予道德人物以有力的赞美、鼓励，给予不道德人物以批评、谴责。这种深厚的君子人格道德舆论，辅以法刑，成为稳定社会的巨大调控力量。进而形成了一个如何“做人”的“奖惩机制”。与君子文化相呼应，“天人合一”观在中国古代深入人心。袁伟时教授指出：“‘天人合一’本来的意义是说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你做了什么坏事，上天会通过打雷、地震等方式给你惩罚。”（应加一句，你做了好人，就得到好报。）南怀瑾先生说：“《论语》中提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人要有个可怕的东西在心里，在背后，才可以使他上进向善。” 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无形中存在一个“奖惩机制”，笔者姑名之为——“‘人在做，天在看’的虚拟激励约束机制”。

第三，形成了融会贯通、知行合一的特色。钱念孙教授指出，君子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制高点”，儒学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其典型形态就是君子人格。君子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融汇点”，君子文化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儒道互补，兼容墨家、法家、佛家的独特景观。君子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落脚点”，不仅讲究“学”，更看重“用”；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

怎么理解君子人格与慈善精神的关系呢？学界普遍认为，君子人格最重要内涵的是“修己安人”。《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这里孔子提出，要想成为君子，一是要提高自身修养，二是要以“推己及人”的情怀，给家族及周边的人、给百姓带来安宁和快乐。可见，铸造君子人格，很大程度上落脚在慈善。

正如康晓光教授所说，儒家传统文化要求“一个立志成为君子的人，以造福他人、造福社会、造福天下为己任。”

笔者多年来关注学界关于“士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从事公益慈善以来，关注中国古代慈善史的研究。两方面结合一起，对“士与中国古代慈善”作了研探，有所发见——“士志于道”，士从本质上说，是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和发扬者。士，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值得更加重视的古代慈善主要角色。士的情怀，是中国的古代的一个独特慈善景象。（参见拙作《研探传统慈善文化的三个视角》）

这里所论述的“士”，更严格地说就是士君子。《荀子》：“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从士到圣，中间全为“君子”的阶段。李零教授说：“《论语》中的‘士’，与‘君子’直接有关。”君子则比士更高一个精神层级。辞书释“士君子”——旧时指有学问而品德高尚的人。简言之，士君子是士中的君子、君子中的士。

《荀子》记载，孔子问学生:“智者应该是怎样的?仁者应该是怎样的?”子贡的回答是:“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孔子说:“可谓士君子矣。”

二

君子人格为为慈善事业提供“支撑”

从君子文化本身的力量和士君子对古代慈善的推动作用看，君子人格大大为慈善事业提供“支撑”。有道是，传统就在当下。立足于当代慈善公益事业的现实，我们以公益为志业，铸造君子人格，最为需要的有——

（一）君子的仁爱心

康晓光教授说：“尽管‘慈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每个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其不变的核心内涵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利他’。”

仁者爱人，义者行宜。君子品德的第一要义就是有仁爱心。尊重人、体贴人、关心人、帮助人。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仁爱心，从君子文化的发展轨迹来看，有几个重要“节点”。

首先，前述孔子提出“修己安人”。推己及人，亲亲而仁民，“爱有差等”。

其次，孔子学生子贡提出了“博施济众”。《论语·雍也》记载，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怎么样?可以说是仁吗?孔子回答说，岂止是仁啊!一定是圣德了!学界认为，在仁爱、帮助他人中，“博施济众”是最高境界。（朱承等《儒家扶危济困的思想与实践》）

再次，北宋大儒张载提出“民胞物与”。万民是我的同胞，万物是人的朋友。把天地万民万物生存价值的实现作为最高价值的追求。“利他”进一步扩展到“利它”。

诚然，从人性论角度看，人的利他和利己、动机和效果是一个复杂的关系。求利之心是人的本身欲望、要求，亚当·斯密认为自私贪婪是一回事，谨慎（道德）的个人利益是另一回事，两者是有鲜明区别的（见威尔逊《利他之心》）。君子仁爱利他，允许有切实合理的“利己”；同时，把单纯的私欲放置到追求公益的“大欲”层次下。正如公益人士说的，“益”路前行，爱是起源，也是一切的答案。

【“君子”慈善案例】张謇：“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

清末慈善家张謇，一生的事业都体现出对人生命的重视，并将其视作儒者应尽的本分。他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他以“大生”两字作为所办纱厂名称用意即在此。从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他的生命旅程完美展示了一个君子的仁爱心。

（二）君子的义利观

慈善是“义”，慈善相当程度也以物质条件为基础。慈善公益，需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讲到义利观，最著名的话是孔子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十分强调君子要讲“义”。当然，孔子思想里没有简单否定“利”。《论语》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以，李厚泽先生引用清代大儒焦循的诠释：“（小人）教必本于富，驱而之善。”这样与孔子讲的“庶之，富之，教之”相吻合。

另外，一直有人以讹传讹，把“为富”与“不仁”作简单等同，并言之凿凿地说是孟子讲的。其实，《孟子·滕文公上》中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是引用阳虎的话，而这里的“富”是特指国君“征收赋税”，意思表达很明确。同一段话里，孟子恰恰是主张“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

纵观作为儒家价值理念践行者的君子，其义利观总体上说是明确清晰的。其一，义利观的底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二，义利观的公约数——“义以为上”（《论语》），义利兼顾（《荀子·大略》：“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这其一是坚持孔子的“见得思义”(《论语》)、“见利思义”(《论语》)的做人原则。这其二是坚守儒家“重义”的人生价值取向，“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同时也主张“义利两有”。

从事慈善公益坚持以义为先，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也要讲“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永嘉学派叶适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特别是现在讲善经济，讲社会企业，讲公益金融……更要重视“事功”，反对空谈大义。日本近代工商业的精神领袖涩泽荣一写了影响力很大的著作，名叫《论语与算盘》。“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做慈善公益，要与钱打好交道，要坚持筹钱、用钱和借力各类资源时的正义。

【“君子”慈善案例】子贡“富者交焉,贫者赡焉”

古人评价孔子学生中子贡“天资最高，志亦卓越。”笔者曾作文论证，子贡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从事慈善的士。（见拙作《子贡，一个不应被忽视的古代慈善家》）子贡对孔子学说学得好，他还有孔子所评价的“亿则屡中”的本领，做生意赚大钱，同时做了大慈善，与我们熟知的慈善家范蠡齐名。汉代宽桓《盐铁论·贫富》载，子贡通过囤积财物而名显诸侯、陶朱公通过货物增值而在当世获得尊荣。富贵的人与他们交往，贫穷的人接受他们救济。上到国君,下到布衣平民,没有人不感戴他们的恩德,称颂他们的仁义。

（三）君子的诚信度

慈善公益行业是公众的事业，要靠公众、靠社会的支持。最需要社会信用，需要行业公信力。诚信是慈善的生命。徐永光老师提出公益组织追求卓越有四条“根本道理”，第一条就是“信任”。他还郑重提出“你把信任破坏了，还有未来吗？”曾何几时，那些慈善公益组织发生啥啥“事件”，那些慈善公益组织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绝不仅仅对单个组织造成影响，而是整个行业被重锤、被伤害。

谦谦君子最具诚信美德，最有诚信温度。“信”是儒家“五常”之一。《论语》说：“敬事而信”。《左传》说:“信，国之宝也。”《孔子家语》说：“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信的重量，在君子心中无以复加。因此，孔子感叹：“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对君子来说，信，是一种准则：“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信，是一种品格：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信，是一种责任：一言九鼎，一诺千金。

我们公益人士是否应该向曾参那样“吾日三省吾身”，扣问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君子”慈善案例】范仲淹的义庄运行800多年

义庄是古代的一项慈善举措，指捐赠者购买相当数量的田地，所收取的田租用于慈善事业。义庄的开创者是范仲淹。范仲淹晚年捐献毕生大部分的积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范仲淹义庄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历经战乱，朝代不断更迭，但一直到清朝的宣统年间，范氏义庄依然有良田5300余亩，而且运作良好。为什么义庄的慈善事业运行了800多年？全在一个“信”字。范仲淹生前将捐赠的义田设立为“永久储备”；亲自拟制了十三条义庄规矩；引入法律保护；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四）君子的和合性

两千年前，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君子处世哲学，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将其确定为中国“和”文化的社会观。可视为我们处理社会关系的最高原则。

《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张立文先生开创了“和合学”，从中国历史智慧中总结了一种新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和新观点、新方法。善于和生、和处，善于合作、合立，是君子的品行、君子的思维、君子的方法、君子的能力。古代君子将“和合”修炼成近乎本能的禀性，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越是现代公益，越需要协调合作。徐永光老师说：“公益组织之间，更多的不一定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和互补的关系。公益生态建设还需要和企业合作，需要公众参与。”近年来，公益组织普遍重视自身团建；还有的重视公益组织间“抱团取暖”；有的寻找资源整合、跨界协作；笔者曾根据自己的公益实践，提出民营大集团企业慈善公益战略协同模式，提出建设新型的“合作型”基金会的设想。这都说明公益事业的成功，需要和谐的环境、合作的精神、协调的能力。

【“君子”慈善案例】丁丙与杭州善举联合体

杭州绅商丁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实业开拓者的先驱之一。他倾尽毕生精力和家财改善民生，成为一代大慈善家，特别是担任“杭州善举联合体”总董15年，并在此后实际主持约16年，直至去世。“杭州善举联合体”以慈善组织大联合的模式，事实上履行了市政府的大部分职能，几十年中全面承担着杭州的民生事务。领导这个机构的是被称为善举董事的群体，由善举总董—各堂（局、集、仓等）董事—司事3个层面构成。鼎盛时工作人员达1000人左右。日本学者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指出：“杭州善举联合体作为非官僚的城市居民所承担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规模最大的了。”其慈善公益事业的组织之能、合作之力、协调之功、落实之效，都是空前的。

（五）君子的自强力

慈善是奉献的行业，慈善是艰辛的工作。从事慈善公益，特别是基层、一线的公益人，常常面临其它行业所难以想象的困难。人是需要一点精神。以公益为志业，更要磨练最能体现君子形象特质的“自强力”。

前述，梁启超先生作《君子》的演讲，清华人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个字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演变成为清华校训。中国人提起“君子”，最容易想起的是这两句经梁启超组合的话。

胡适在《说儒》一文曾用“弘毅进取”来刻画孔子以下儒家理想“君子”的精神。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蒉,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他慨叹颜回早死：“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孔子把自强不息、刚毅进取的精神作为君子的一个精神风貌。

可以说，君子自强力的缘起和效用很大程度上都在“仁爱”上，曾子说得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君子”慈善案例】“古代慈善人物”中士君子多有历经磨难

笔者做过一份慈善统计样本，中华慈善博物馆展示的“古代慈善代表人物”中的士、士君子，大多数遭到过贬谪，经历人生磨难。有的百折不挠为民，有的矢志不改行善。明末祁彪佳，仕途坎坷，一生三起三落，最后辞官回浙江从事民间慈善。美国学者韩德林《行善的艺术——晚明中国的慈善事业》一书所着力研究的明末慈善代表人物五位“有道之士”，祁彪佳是其中之一。他们开展的社团慈善作为民间慈善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全新的、非官方、非宗教、非宗族的慈善救济形态，成为古代慈善事业组织化、大众化的萌芽。祁彪佳还把救灾的方法和手段编辑成《古今救荒全书》。

“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中庸》）君子，一种传承千年的人格追求，至今热度不减、历久弥新。在新的时代，愿它更有力地引领慈善公益精神。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