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为何意识不到自己脏？道德失明，邪教式狂热是如何形成的|安倍晋三|日本|朴槿惠|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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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日本奈良县的一位母亲因沉迷于邪教间接导致了丈夫、儿子接连自杀、家庭破产的悲剧，而仅剩的一个小儿子因刺杀了日本前首相也锒铛入狱。山上彻也家破人亡的悲剧揭示了邪教对人心的荼毒蛊惑之深，而当他枪指安倍时则说明邪教已经渗透到了政治领域。

这个在韩国有着最大信仰群众基础的统一教，在安倍的支持下得以在日本广为流传并受到了政客的追捧，在日本政界该教会的作用甚至能对领导人的选举产生影响。而在安倍遇刺后统一教的前任领导人甚至开了一场道歉会承认自己应当承担责任向日本人民谢罪。

山上的复仇、统一教的“忏悔”都无法改变安倍自食恶果的下场，一个非本土教会竟然深刻地改变了一个国家，而在韩国像这样的邪教组织几乎遍地都是，并与财阀、政界结下了紧密的联系。

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为何会罔顾是非走上了一条胡为乱信的邪教之路？而邪教又对韩国造成了多少无法修复的伤害呢？

三次转变，宗教异化

韩国“信奉上帝”的邪教组织都可以被定义为从基督教发展而来的异端，一个长期受到中华儒家思想浸染的国家为何会在宗教信仰上呈现出大规模的西化取向？韩国作为附属国的文化自卑、日占时期的消极抵抗、建国后的“政教合一”负有重大责任。

佛教和基督教的思想相背而行，前者在无神论的基础上旨在通过自我开悟而得到净化，而后者则是借助上帝论强调集体信仰来达到接近神灵的目标。钻研佛道的人讲究恪守本心从而减少外界受到的干扰，这也是为何即使基督教早在唐朝就传入中国也没有广为传播。

同时中国封建王朝作为绝对的实力派对于佛教也有着十足的底气，西方思想真正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播是在帝制崩溃的清末及民国时期。韩国与中国的国内环境截然不同，作为一个归顺明清的附属国，韩国虽然见证了王朝的余晖，但也注定无法建立一套真正意义上的“韩式”制度。

日本学习中国佛教的历史悠久已经因地制宜的形成了适用于本国的一套神道教体系，而韩国不仅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才创建了本土的第一个佛教，同时国内还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在强烈的冲突面前讲究清静本心的佛教显然已经无法生存。

韩国本身接触佛教晚没有受益大众同时对于封建王朝也是盲目崇拜的状态，自始至终都没有孕育出一套本土文化，导致在侵略发生后国民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在基督教入境后便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传播大流，用信仰和神灵来拯救国家和肉身远比刻苦钻研、自我感悟要轻松的多。

韩国作为一个岛国长期都能感受到一种危机感，不论是王朝的压制还是列强的侵略都让其无法反抗的处于劣势中，相较于“得道”他们更加寻求一种“慰藉”，时至今日韩国人在日趋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下依然选择通过信教来逃避现实，对于信仰的急功近利催生了邪教组织也导致韩国人更加疯狂的信仰。

在基督教传入之初还有坚守儒家佛学的名流政客对此严厉抵制，甚至还因为处决传教士与法国爆发了一场战争，让东方信仰在朝鲜半岛彻底没落的原因一是源于日本侵略者扫除韩国所谓的“本土文化”，二是韩国反抗日本奴化教育的举措转而投向了更为安全的西方教会。

基督教虽然与之前主流所提倡的宗教相抵触但在日占时期却一度成为了广受好评的“爱国避难所”，缴械投降的韩国人只能通过祈祷上帝发生奇迹让国家重回和平。但此后大规模的入教群众却让美国人看到了有利可图的机会，在建国后宗教已经自下而上的与政治走向了融合。

政教合一常见于西方的国家模式，虽然在中国古代的源头时期也小有流传但封建帝制的千年流传已经说明了前者的不适用，而韩国对中国的封建模式已经受到了耳濡目染的影响。

用宗教影响政治或者政治干预宗教的行为只会导致这个国家的信仰走向异化分裂之路，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基督教异端——邪教组织的兴起。

为了扩大受众基础，韩国宗教已经被允许“自立门户”，而对于非法上台的朴正熙而言教会则成为了统治人民的间接工具，举国上下信仰宗教的现象在建国初期就已经蔚然成风，若干年后朴正熙之女朴槿惠与邪教头目的纠缠导致了“干政门”下台事件以及深陷“世越号”献祭的传闻之中。

一个国家的首脑都能被邪教迷惑至此足以表明此时的教会已经具备了凌驾于政治之上的机会，而对于底层民众的荼毒之深则更加可悲可耻。细数韩国邪教的几大罪名，道德的底线已经被他们彻底抹去，对于个人、家庭乃至社会的损害更是令人发指。

邪教之罪，国家悲剧

第一个罪名就是迷惑教徒，传播错误认知。在倡导减少出行的疫情期间新天地教公然召开集会号召教徒席地而坐、共同祈祷就能够抵御新冠传播，并呼吁群众不戴口罩才能够实现与上帝的直接交流，而最直接的结果是韩国爆发了大规模的聚集性感染，因参加教会而感染疫情的群众占确诊病例的59％。

时任首尔市市长的朴元淳严厉控诉新天地教教主李万熙的做法无异于“杀人罪”并要求时任检察总长的尹锡悦对其展开逮捕，新天地教面临如潮的受害者抗议和各地提出的高额赔偿金，李万熙最终选择下跪道歉来向民众谢罪，而现场仍有群众骂声不断。

新天地教的做法已经干扰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人们对邪教的指令的信服度竟然高于官方在特殊时期的规定，韩国人对宗教的疯狂信仰可见一斑。但真正应该感到可耻的是无力阻挠的政府机构，正是因为有他们的纵容和怠职才能让邪教有利可图。

用信仰蛊惑民众以牺牲健康的方式抵御疫情尚可以被视作在特殊时期的“病急乱投医”，但教会的性剥削泛滥却已然成为常态，以“净化”之名洗脑教徒行“性侵”之实，邪教教主将此等龌龊之事定义为接近上帝的门槛从而毫无责任的玩弄女性，臭名昭著的性丑闻对于韩国教会而言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

统一教的头目文鲜明就是声名狼藉的惯犯之一，为了分别稳固教会的两性势力，他会率先引诱女性入教并对其进行性剥削，利用完之后再被用来拉拢男性入会，为了让教徒代代传承文鲜明及其妻子韩鹤子创办了“集体婚礼”为教徒婚配，即使互不相识的双方也能够结为夫妻。

今年5月举办的集体婚礼有来自150个国家的“新婚夫妇”到场，安倍遇刺事件后日本新人有明显减少，但国际上仍有源源不断的新人来到统一教会堂的现场参加集体婚礼。里面有多少水分外界不得而知，但统一教如此大规模的信徒基础足以说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如果说前两项罪名还不足以说明邪教的祸害，那么“献祭”的行为则是明目张胆的“故意杀人”。救援派就是一个宣扬活人献祭、来世再生的典型例子。

世越号沉船之后政府的不作为与朴槿惠的默不作声让这场导致304名学生遇难的沉船事件蒙上了献祭的疑云，证据确凿的因救援派而导致的死亡案件早在1987年已经发生。

朴顺子因狂热追随救援派而自立门户创下了“五大洋”，将自己定为世界的统治者并对教徒展开了疯狂的洗脑教育，在绝对的精神控制下包括朴顺子在内的32位教徒以集体上吊的方式在工厂内殒命，而根据事后调查表示朴顺子从五大洋所筹集到的信款大部分流向了救援派。

让五大洋事件与世越号牵扯在一起的重合人物是救援派的头目并且也是世越号所属船务公司的会长俞炳彦，救援派同时出现在这两个死伤惨重、死因存疑的重大案件之中更让邪教的恐怖之处令人毛骨悚然，警方至今都还没有公布五大洋事件的自杀原因，而世越号的疑点也永远的尘封在了深海之中。

邪教可以肆无忌惮的干扰社会运转、犯下性质恶劣的案件离不开政府的姑息，除了朴氏父女之外历任的韩国领导人都有信教的习惯并以此作为拉拢选民的重要工具，至于邪教组织能够得到领导者的多大力度的取缔从如今遍地开花的数量来看青瓦台已经完全容忍了邪教的存在和渗透。

朴槿惠与永生教创始人崔太敏扑朔迷离的“精神夫妻”关系以及其女崔顺实的闺蜜勾结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阴谋，而崔太敏能让朴槿惠卸下心防的方式就是在其母亲遇刺后谎称自己能够使用通灵的方式再次与母亲陆英修相见，这对于22岁丧母的朴槿惠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与崔氏一家越走越近的朴槿惠却付出了葬送一生的代价。

朴槿惠的苦难正是朴正熙所结下的苦果，崔太敏的猖獗正是朴正熙的放任所致，在其当政期间只是一介牧师的崔太敏却能够与国家领导人称兄道弟，如果说朴正熙是直面民众的前线指挥者，那么崔太敏则是用邪教操纵民众的幕后操盘手，但朴槿惠的狼狈下台已经证明“政教合一”的模式只会为管理国家制造更多的混乱。

邪教不仅韩国本土肆虐更有向外传播的潮流，韩国是世界第二大传教国，仅次于他们的“干爹”美国，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建国后西方教会的兴起正是因为当时美国新教的传入。欧洲国家和日本受到韩国邪教影响最深，其次是东南亚国家，最后是中国的港澳台地区被逐步渗透。

抵制韩国邪教已经成为了世界刻不容缓的任务，尤其对于中国而言韩国邪教已经出现了制造反华言论抹黑中国的事件，在特殊时期新天地教就公开宣称病毒来自中国武汉的谬论，对于擅长洗脑教育的邪教而言要煽动民众情绪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

深陷无知，现实压迫

除了向外传教，韩国也允许其他邪教进入，例如中国所禁止的全能教就大有向韩国进军的趋势，在打击邪教的任务上韩国正在与主流背道而驰，那么深陷其中的韩国人难道真的没有羞耻感吗？

韩国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文化自信的国家，对于外来甚至自创而成的宗教都有着盲目跟风的取向，从佛教、基督教到现如今泛滥成灾的邪教，韩国人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寻求怎样的信仰，而一旦到了社会危机之时又一拥而上的用幻想和祈祷来改变现实，他们的逃避与自卑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第二就是宗教对政界的渗透让邪教组织具有自上而下迷惑民众的能力，甚至大部分韩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组织在其他国家已经被定义为了邪教。如果说邪教的作用是直接洗脑，那么政府的默许就是让民众置于无知的罪魁祸首。

最后就是韩国接连不断的社会悲剧让邪教成为了民众的“避风港”，从藩属国、日本殖民、美国代管、军政独裁、财阀当道、政商勾结的国家命运中走来的韩国，从来没有一次真正的迎合了人民的意愿，在这样不受重视又倍感压迫的环境中韩国人只能通过信仰寻找到自己的归属。

结语

个人行为或者集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形象，尤其是韩国“全民式”的信教规模足以看出这是一个深处迷惘之中的国家，政府的威信、法律的尊严、道德的底线在这个国家被一次次的践踏，而信仰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却能够与国家意志平起平坐。

如果文化自卑是韩国信仰混乱的原罪，那么管理混乱的社会环境就成为了邪教的培养皿，这再次提醒了所有国家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正确的思想指引才能够承载起人民最基本的信仰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