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正式开幕，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作为中南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大会。在这一次大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列入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

在名单公布之前，李先念并不知道自己被列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因此在名单公布后，李先念感到意外极了，心情极度沉重。在17位候选人中，李先念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很多诸如徐向前、叶剑英、王稼祥等老革命家，都不在候选人名单之中。

这样的安排，让李先念感到沉重的压力。当天晚上，李先念彻夜未眠，连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

“……名单公布之后，对我来说等于晴天霹雳……将我的名字摆上，对党对我个人都是不好的……我真心请求将我的名字删掉……时间紧迫，心情不安，要求中央慎重考虑……”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请辞。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决定将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任政委，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

在发展鄂豫边区的前几年，地方工作主要以陈少敏为书记的边区党委领导，李先念等部队负责人为党委委员；部队工作则是以李先念为书记，陈少敏为委员。

这样的工作格局虽然能够让两部分相互合作支持，但双方却又因环境所限，协调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1942年5月，华中局电示李先念、任质斌和陈少敏，要求成立鄂中党政军委员会，李先念任书记，任质斌、陈少敏任委员。对于这样的安排，李先念再三推辞，致电中央希望另选他人。

很快中央回电，要求李先念不要推辞，陈毅也致电李先念，希望他当仁不让，承担起这一份重要的工作。

在中央取消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后，李先念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希望由任质斌领导鄂豫边区的政治工作。中央接电后，没有同意李先念的请求，并任命李先念为区党委书记，兼任五师师长和政委。

接到中央的任命后，李先念立即致电中央，希望能在陈少敏和任质斌中选出一人，担任区党委书记。对于李先念的推辞，边区党委成员联名致电中央，拥护中央的任命决定，恳请不再更改。

至此，鄂豫边区党委形成了以李先念为首，陈少敏、任质斌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自此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先念担任湖北省党政“一把手”，除了主管湖北省的工作，同时还分管中南地区各省的财经工作。当时中南各省经济萧条，老百姓生活困难，同时一些不法商人趁乱操纵市场，乱中发财。

李先念原本不懂经济，但他善于学习和调查研究。在他的领导下，中南各省的经济状况很快走上了正轨。

对于李先念在工作中取得的突出成绩，陈云看在眼里，心里十分佩服。1954年，中央急需一批年轻干部主管财政工作，陈云第一个就想到了李先念，并举荐李先念担任财政部长。

对于陈云的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重视，经过慎重考虑，毛主席和周总理拍板做出决定。

在李先念进京前，并不知道自己将要担任什么职务。下火车之后，几位财政部的同志前来迎接李先念，李先念立刻意识到自己此番调到中央，可能和财政工作有关。

到达北京的当天，陈云就派人将李先念接到了中南海，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中央决定调他出任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听完中央的打算，当即表示自己没有学过经济，文化也不高，建议中央另外考虑人选。

“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相信你一定能胜任。”陈云坚定地说道。

这一次谈话不久，邓小平又将李先念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当时邓小平是兼任的财政部长，他告诉李先念，自己过去也没有学过经济，也没有当过财政部长，劝说李先念还是接受中央的任命。

李先念坚持自己对经济是外行，如此重要的工作难以胜任，希望他能够同意自己的意见，另选他人担任这一重要职务。邓小平笑了笑说：

“我们认为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要做好上任的准备。”

在与陈云、邓小平相继谈话后，李先念接到了中办的电话，说毛主席要找他谈话。六月的一天，李先念按时到达中南海，一见到毛主席就主动提出，自己当不了财政部长，请中央再考虑其他更适合的人选。

“先念同志，你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我只好把孔祥熙、宋子文请回来，让他们干好了。”毛主席严肃而又风趣地说道。这一番话对李先念的触动很大，也不好继续推辞，当即表示自己服从中央的决定。

李先念知道财政工作专业性和综合性都很强，可他既没有丰富的财政知识，也没有实践经验。为此，李先念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用一年的时间读懂所有财政经济工作的相关文件，再用一年时间系统学习财政经济方面的知识。

但现实并不允许李先念慢慢学习，最终李先念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读完了领袖们有关经济方面的所有著作，并有了一个系统性的掌握。

除了读书以外，李先念还找到了一个更为直接的办法，就是向财经专家请教。在主持财经工作会议时，总会又许多专家参加，李先念就将这些会议当作学习机会，总是让专家们将自己的意见讲透，听不懂的地方就反复请教。

除了向这些专家请教外，李先念还经常虚心地向下级学习，凡是遇到不懂的问题，抓住一个人就赶紧询问，不管对方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因为他知道，财政部的干部，都是财经工作的业务内行，知识渊博，工作经验丰富。

在李先念的刻苦学习下，他很快就担起了财政部长的重担，并且成了财经方面的专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李先念的发言总是包含着深刻的经济理论观点，许多重要的数字，李先念也总能脱口而出，根本不需要翻阅文件资料。

对于李先念在财政工作上的迅速成长，毛主席、周总理、陈云、邓小平都十分高兴。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党在经济方面也有‘四大名旦’，周恩来算一个，陈云算一个，李先念算一个，薄一波算一个。”

1955年全军大授衔前，李先念本被提名大将军衔，毛主席找李先念谈话，询问他的想法。没想到李先念毫不犹豫地说，自己什么军衔都不要，只要有工作干就行了。毛主席笑着点了点头：

“你不要军衔，可是红四方面军要评出一位大将，你看评谁好啊？”

“我认为是王树声同志，凭资历和条件，他比较合适，不会有争议。”李先念思考了片刻说道。

1956年，对于李先念再度请辞政治局候选委员，中央很快回复，这是全体中央委员选举的，是考虑到他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的贡献和表现，尤其是把他作为红四方面军在政界的代表人物来对待，因此结果不会再改了。

就这样，时年47岁的李先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政治局委员总最年轻的一员。

1960年，国家银行行长切 · 格瓦拉访问中国，李先念陪同毛主席一同接见。在谈话中国，毛主席对切 · 格瓦拉说：

“我们刚刚革命胜利夺取政权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经济方面的管理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的。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