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斌

新中国的成立，是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迎来当家做主的的伟大历程。为了纪念革命道路上那些不平凡的岁月和人物，许多重要的历史和事件，都被搬上了银幕，即我们常说的“主旋律”作品。我小时候每逢国庆，央视“六公主”必放《开国大典》，七一定有《开天辟地》。尤其是从14年前，《建国大业》一炮打响后，紧跟着又在建党90周年、建军90周年陆续推出了《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三部曲”，剧情紧凑、群星荟萃，叫好又叫座。革命的历史，除了政治和军事的斗争史的主线，往往又穿插了经济与金融的辅助线。尽管在片中只是镜头一闪，台词两句，但在这样的大片中，一字一帧都不会是多余的。

“袁大头”和“大黄鱼”最吃香？

佳片有约

影片中第一次出现货币名词，场景发生在杜月笙与汪寿华的一段对话中。汪寿华是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片中，杜月笙为了拉拢汪寿华，对汪说：“总工会委员长的职务你是干不成了，到我这来吧，大黄鱼每月给你几根，养家糊口”。这里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大黄鱼”。此黄鱼非彼黄鱼，乃是上海人对金条的俗称，一般一两的金条称“小黄鱼”，五两为“中黄鱼”，十两为“大黄鱼”。“杜老板”出手极为阔绰，张口就是几根大黄鱼，还“谦虚”地说“养家糊口”云云。彼时一两黄金，大致可以抵30余个大洋，小康之家月入15大洋已经绰绰有余。鲁迅在北大任教，月薪300大洋，约等于一根“大黄鱼”，堪称教师界的顶级薪酬，没过多久就在北京买了四合院。如是而言，摆在汪寿华面前的诱惑无疑巨大，但汪不为所动，最终惨遭杀害。

不为重金所动的还有贺龙。南昌起义之前，贺龙是时为国民革命军20军军长，下辖三个师，总兵力约7500人，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率兵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得知消息开始拉拢他，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送他，企图收买贺龙。影片中一卷卷的“袁大头”装满了几个皮箱摆在贺龙面前，被他严词拒绝。影片中还涉及一家银行，叫做江西银行。南昌起义当晚，位于南昌的江西银行，华洋员工听到枪声，正在打包金银细软准备躲避。义军冲进银行，高喊：“先拿硬货，革命当前，这些钱临时征用，等战争结束后，一并奉还！”遂将银行保险柜中的大量金条和银元都装入麻袋带走了。可见，当时“大头”和金条，就是不折不扣的“硬货”。

片中青年毛泽东，甚至还曾花6个大洋买回一条命。在江西铜鼓山区，他被地方武装抓获，毛泽东问押送他的人，抓了有没有赏钱。押送人员说：“当官的还来不及分呢，我们哪来的赏钱”。毛泽东让他们摸摸口袋，掏出6个大洋，说：“一人三个，多了我也没有”。结果押送人员一使眼色，把绳子解开，等毛泽东跑远了再装模作样对天开了一枪。

既然有“大头”、金条等硬通货，片中还出现一种不受待见的货币“粤票”。毛泽东去问洪门老八购买枪支，老八来了一句：“粤票不成，大洋结清”。这“粤票”，是1924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广州中央银行成立，对于早期国民党政权的巩固，尤其是北伐时期，维持财政，调剂金融，配合军事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北伐战争期间，该行不断向政府提供借款，大量发行钞票，最终发生多次挤兑风潮，信用破产，名存实亡。也难怪精明的老八，不肯收形同废纸的“粤票”，非得大洋结清了。

“搓麻将”和“吃泡馍”用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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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开国大典》，对许多年轻观众而言或许已经比较遥远，该片1989年正式上映，用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0月1日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过程。当年饰演毛主席和蒋介石的，还是老一辈特型演员古月和孙飞虎。影片中先后出现了两处与货币有关的镜头，恰好一处是蒋介石、一处是毛主席。

先说说蒋总裁“搓麻将”的桥段。三大战役后，国民党仅余部队200余万人，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组织长江防御。某日夜晚，蒋介石视察江宁要塞司令部，江防司令李襄南正在和其他几个将领搓麻将，手上的钱都输光了，还拿出了怀表、房子继续玩。李襄南说：“反正这些不动产都不会跟咱们姓了。谁赢了跟谁姓。要不了多久，都得姓“共”啦。”此时蒋介石突然走了进来，并没有发火，而是接替李襄南，继续打麻将。几圈下来，把桌上的钱都赢下来装进了帽子，说：“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能否守住长江，就靠诸位仁兄了”。他们搓麻将，赌资是纸币，名曰“金圆券”。金圆券从1948年8月起发行，一路贬值无数，按照渡江战役4月开打，故事可能讲述2、3月份的情形，当时上海市场，市民已经开始拒绝使用金圆券，物价飞涨，所以不管麻将输不输，这些钱基本已经形同废纸，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也如同金圆券的购买力一样低迷。

再聊聊毛主席“吃泡馍”趣闻。北平解放后不久，毛主席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微服私访”王府井，身着一件蓝色中山装，戴着灰色工人帽，来到一家做泡馍的的小店，一边掰着馍，一边听同桌的“侃爷”们聊着国家大事。一顿饭结束，毛主席准备买单，堂倌告知需要3500元一碗。毛主席掏遍口袋，只有一盒烟，一分钱没带，还好秘书替他买单解围。人们这时才觉察到此人似乎有来头，仔细一看竟然是毛泽东。什么泡馍需要3500元一碗？问题不在泡馍，而在货币。第一套人民币是1948年12月正式发行的，最大面额有5万元，北平解放后，当地也开始用人民币。那么当时3500元人民币的实际价值相当于多少呢？我国第二套人民币发行之时，以1万元第一套兑换1元第二套，3500元实则约等于0.35元，这个价钱，老百姓自然是消费得起的。

“大公子”和“杜老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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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大业》讲述的还是1945 -1949这个时间段的事情，在叙事上增强了一些戏剧冲突的成分，尤其是陈坤主演的“大公子”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结果与冯小刚饰演的“杜老板”冲突一节尤为精彩。而一家银行也成了此次冲突的“大本营。”影片中，蒋经国从曹可凡饰演的上海市长吴国桢车中走入一幢大楼，镜头给了“金字招牌”一个特写——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始建于1908年，是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的发钞行之一，作为存续至今第一家超过百年历史的民族银行品牌，交通银行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国民政府1928年颁发了《交通银行条例》，特许交通银行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也就是从那一年交通银行成为当时第二家最大的官商合办银行，1935年国民政府形成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即“四行二局”的金融体系，可见交通银行在国民政府中扮演的重要地位。

蒋经国出现在上海的交通银行源于当时国民政府的大背景——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召开会议，通过由翁文灏、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当晚即由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作出全国广播，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当中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枢，由蒋经国为副督导，实际掌握上海的经济情况。金圆券的发行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而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亦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成金圆券。在上海，蒋经国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以至枪毙，以作杀一儆百。而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亦因囤积罪入狱，因此有了“大公子”与“杜老板”在交行针锋相对的一节，更有网友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银行植入式广告。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共和国已经走过74年春秋，中国的金融与货币，早已告别“乱世”，步入新时代。回望新中国成立的不平凡岁月，那些金融史上的点滴细节，依然会带给我们深深的触动和思考。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