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雄兵出击》的表达新意，不仅仅在于勇敢牺牲的精神，更在危机时刻，人们由智慧与灵魂发出的异彩。因此，这部影片所实现的“全景式”呈现，十分与众不同：不仅仅是大场面、多战斗的全景视野，更是关于战事与智谋、战争与人文、战场与战场之外，全格局地注目其他抗美援朝叙事未曾着墨之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的故事充满着新鲜的吸引与震撼。

作者：大蝎‍‍‍‍‍‍‍‍‍‍‍‍‍‍‍‍‍‍‍‍‍‍‍‍‍‍‍‍‍‍‍‍‍‍‍‍‍‍‍‍‍‍‍‍‍‍‍‍‍‍‍

编辑：蓝二‍‍‍‍‍‍‍‍‍‍‍‍‍‍‍‍‍‍‍‍‍‍‍‍‍‍‍‍‍‍‍‍‍‍‍‍‍‍‍‍‍‍‍‍‍‍‍‍

版式：王威

只剩下14个小时，得急行军72.5公里。

这可是一个真的会跑死人的距离，但于志愿军战士来说，却是“跑死，也要跑死在三所里”。

最终他们完成了任务，创下了人类步兵战史上的奇迹。

这就是《志愿军：雄兵出击》里的三所里阻击战，一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为一处点睛之笔——正如导演陈凯歌所表达的，“我们始终要写的是，处于危机中的志愿军”，而面对一次次的危机，战士们的选择永远都是，这个牺牲代价，我们不付儿孙付，还是我们这辈人付了吧。

但这部电影的表达新意，正是它不仅仅止步于此：它不仅仅落在牺牲的精神，更重在危机时刻，人们由智慧与灵魂发出的异彩，抓人，又动人。

因此，影片所实现的“全景式”呈现，十分与众不同：不仅仅是大场面、多战斗的全景视野，更是关于战事与智谋、战争与人文、战场与战场之外，全格局地注目其他抗美援朝叙事未曾着墨之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的故事充满着新鲜的吸引与震撼。

文武并济，全景式追寻一个答案‍‍‍‍‍‍‍‍‍‍‍‍‍‍‍‍

抗美援朝是一场“举国之战”，这个战场既有武的一面，也有文的笔触。

武，自然是落在了朝鲜战场。《志愿军：雄兵出击》展现的三场主要战役从边境延伸他国，极端的天气、陌生的地势、悬殊的军力，都是对战士们体魄与毅力的重重挑战。

面对绝对军备力量的碾压，陈凯歌无意创作一部神化精神力量、单纯讴歌奉献拼搏的热血电影，而是转用更有说服力的文戏作为逻辑支撑。

文，包括这场仗到底为什么要打，求胜意味着什么，如此种种的重要思辨；它也在延伸战场的定义，除了武装战场，我们还得在联合国外交舞台等不见硝烟的战场发力；甚至在最激烈的武戏场面中，还用心着墨兵法纵横的谋攻——在更深层的文戏发力，这就是电影全景呈现的重要落点。

由此，文武并济，既是电影的外部结构，也是所有情节的底层逻辑。

电影的开端，一场关于是否要出兵朝鲜的辩论就率先紧张展开。

归国军工专家吴本正，用绝对理性的学术知识，拿数据对比，给出了此战几乎无法获胜的预判。但理论上的难，并不是能动摇决策的最重要因素，“因为只有打赢，中国人才能生存下去”；面对美方的公然挑衅与唇亡齿寒的危机，战争再难打，也必须得打。

你来我往之间的激烈辩论，恰正成为毛泽东等领导人内心愁绪的外化表现，让人们看到决策出兵的意义重大和慎之又慎。

“到底依靠什么说我们能战胜美国？”

这一发问，成了全片的题眼，电影在追寻，观众也在跟着追寻。

硬实力不足，但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让战斗有了连吴本正都无法计算出的软实力。孙子兵法中，五大核心是奇正、变化、兵势、虚实和谋攻，电影虽无刻意的旁白讲解，却处处昭显着作战时的巧思。

两水洞首战，毛泽东对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下达的唯一指令是“首战必胜”。赢了首战，从气势上给予威慑，就赢了一半。虽然志愿军从人员到装备上，都无法与美军匹敌，但巧妙的资源调配，也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奇效。

熟悉游击战的中国军队，将“奇正”一法玩得炉火纯青：脱棉裤过江的奇袭既是战术的胜利，也是体能与精神的胜利；佯装不敌的主动撤退，更是麻痹美军的大脑；刻意安排的“无线电静默”，也让敌人对我军的信息造成了误判；甚至面对敌人的侦察机，一出“大笑欢呼假装南韩军”的妙计，让大部队在美军的眼皮子底下安然过关。

兵贵神速，当志愿军提前了五分钟抵达三所里，出其不意地挡住美9军时，观众会从心底深信：这场战斗的胜利，是一环接一环的谋攻与牺牲换来的，是实打实的毋庸置疑的胜利。

在电影的最后，朝鲜前线的松骨峰血战与新中国在联合国的首次亮相，在同一时间线上并进，蒙太奇的剪辑，让文武两个战场交织呈现。

当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特派代表伍修权面向联合国，慷慨激昂控诉着美国恶行、伸张着中国权利之时，另一端的松骨峰正在血战到底。当三连连长戴如义大喊着“三连的，还有活着的吗，还有能打的吗，举手！”，片刻的停顿，尘土中、雪花中、火焰中、血水中举起一双双坚毅的手；此时，镜头一转，再次回到联合国舞台，对伍修权的控诉进行表决，来自他国代表的一双双手也高高举起。

在相同的信仰、共同的目标之下，文武双线在此刻的时空交错，达成了另一种并肩作战：外交战场喜极而泣的落泪无声，前线战场冲锋时的铿锵呼喊，这一幕成了电影全景展现的高潮点，令人动容。

“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为什么能打赢这场仗？”

抗美援朝打了三年，电影拍了春夏秋冬。《志愿军：雄兵出击》的尾声，掷地有声地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战火年代的多情之人，烽烟战场上的动情之处‍‍‍

编剧张珂曾回忆，“陈凯歌导演非常重视人物，我们一开始不是聊的故事，而是人物，真正属于那个时代饱含情感的人物，我们写的就是战火年代的多情之人”。

如何处理组成群像的个体戏份，是战争片在文本阶段就得慎重研究的命题：个人戏份的比重、对剧情的节奏推送，都要有所拿捏。《志愿军：雄兵出击》的独到之处，便是在庞大的叙事场面中，抓住了珍贵细节，给予全员高光，还原了真实的英雄，不落下无名的战士，在细腻的情感中传递人文表达。

梁兴初这个人物的出场，便是全片人文关照的题眼。作为志愿军第38军军长，梁兴初在执行任务中，延误了时点，以致放走了敌人。军法不容情，面对追责，梁兴初迟疑许久后才说出，“战士们都已经看到新中国，看到好日子了，不想让他们在朝鲜有过多的牺牲”。

都说慈不掌兵，但这份慈，在这特殊的背景之中，却更显真实，让梁兴初的“疑”与“怕”显得如此动人。

形成对照的，有戴如义、孙醒、杨少成这三个好兄弟，面对生死决战，他们在自己奋勇杀敌之时，不忘的是彼此间许下郑重诺言，“只要有一人活着，就要把三连剩下的战士带回去”。

他们“进”的姿态，与梁兴初的“退”，同时补全了对“珍惜生命”这一态度的注解。

战场的大叙事之外，影片中还展现了诸多人物的“子剧情”。

以毛泽东毛岸英父子的故事为例。当从秘书叶子龙那里得知毛岸英已经前往朝鲜前线后，毛泽东有短暂的愣神，随后露出了淡淡的微笑。运筹帷幄的领袖所流露出的刹那柔软，展现了更贴近普通人的另一面。然而战火无情，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再回溯当初，他去往前线时，曾想和父亲告别，但看到父亲正在开会，不愿打扰的他，只在窗外驻足了片刻便毅然离去，这一转身便是诀别。彼时，电影的构图、光影，共同构筑出了这一章人物诗篇，悲壮而灿烂。

在联合国会议中，同声传译员李晓在工作的窗口上如护身符般挂起了一把钥匙，“这是我家门钥匙，另一把在我爸手里，他在朝鲜”。电影并没有直白明示李晓的父亲是谁，但细心的观众此时会恍然大悟，开拔战场之时，志愿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李默尹也带了一把钥匙——伏脉千里的这一份彩蛋式的暗线细节，正从侧面凸显出了个人命运与国运的紧密连接。

一部好的电影，会用自己的镜头语言补全信息：不是粗暴地依赖旁白解说，而是通过种种细小的桥段，串起剧情，如同一座座岛屿连接缝成广袤大陆，这也体现了影片在文本阶段的严正精妙。

《志愿军：雄兵出击》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比起这些说得出名字的人物，更多的无名英雄也得到了注目与关怀。

松骨峰一战，有两名小战士曾被指导员前后叫到过两次：一次是三连重聚，让他们跟着副连长上战场杀敌；一次则是三连遭受重创所剩无几时，让他们别再跟着副连长了，自己好好活下去，“给三连留个种子”。而两名小战士前后两次的态度也形成反差：一次欣然答应，一次断然拒绝——“三连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

“无名小辈”的命运在这一刻透着光亮。

两个无名小战士背后，是更多的“无名之辈”：在两水洞之战伸手将战友拉起的战士；在大榆洞志司牺牲的报务排排长；在三所里途中跑死的战士和卫生员；为了阻止坦克逃跑，在三所里抱着炸药包炸坦克的战士；在松骨峰抱着手榴弹和美军同归于尽的小战士……他们呐喊着扛起武器，面对直指眼球的尖刀，全脸喷涌鲜血也绝不退缩。在“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之下，这所有的牺牲愈发震撼动容。如此众多的无名战士的高光片段，组成了一整部《志愿军》——中华儿女遍地英雄，《志愿军》的主角，正是每一位志愿军。

值得一提的是，松骨峰战役的最后，镜头给到了松骨峰上的一棵松树特写。大雪覆盖之下，雪松仍然坚挺青绿。这是导演特意栽种的一棵松树，“象征着中国人像松树一样傲然挺立的精神，屹立于世界之林”。正是这样的力量，驳倒了“我们凭什么战胜美国”的疑问，以百人之力，击退了美军数千人的队伍。

由此，在《志愿军：雄兵出击》中，我们能看到千军万马，一次次实力悬殊的苦战甚至是死战，但更重要的侧面是，我们记住了这场伟大战争中更多的人。

平壤的解放，仅仅是《志愿军》三部曲第一部的尾声；随着战事的发展，第二部将会出现新的动人角色，63军的傅崇碧、李想、蔡长元等新的英雄人物都会陆续登场。而从全篇来看，故事的时间跨度将全景拉伸三年，在第三部的上甘岭战役、板门店停战谈判等重点事件中完结，关键性人物多达200多个，个体命运和国家前路交相辉映，展现一场磅礴恢弘的战争群像。而这份宏大叙事中的细腻情感，将更深远地展现主创的人文表达。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