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案和邓玉娇案，是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两个案件，是时引起了各界对我国 正当防卫制度的热烈讨论，以及对司法裁判的质疑、纠问，下面从这两起案件出发， 简要介绍正当防卫典型案件和争议焦点。

案例一

2014 年 7 月 28 日到 11 月 1 日间，山东某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苏某及丈夫于某 1 前后共计向吴某、赵某 1 借款 189 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 10%。2016 年 4 月 14 日，苏某及其子于欢，因无法偿还高利贷，被十一名催债人限制人身自由，并且苏某 受到带有猥亵性质的人格侮辱，因无法摆脱催债人的操纵和侮辱，于是于欢抓起桌上 的水果刀，一共刺伤了 4 名催债人，其中一名催债人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有两名催 债人经鉴定为重伤。

一审法院认为，于欢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前提，其不能正确处理冲 突，持尖刀捅刺多人，造成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行为构成有意损害罪。 于欢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种损失、 费用共计约八万六千元。

终审法院认为，催债人一方使用违反人伦道德的“辱母行为”追讨债务，严峻地 违法悖德，法律应该对其进行制裁。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也是法律应该保护的 权益，但是于欢的防卫行为，造成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的严峻后果，并且 其中一名重伤者是于欢持刀从背后捅刺，防卫明显从超过必要限度。于欢的行为是防 卫过当，所以终审法院认为于欢仍旧构成有意损害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案例二

2009 年 5 月 10 日，湖北省巴东县某镇政府邓贵大等 3 名公务员在某宾馆娱乐城 内玩乐，强行要求该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娇陪同洗浴被其拒绝，就对该服务员进行拉扯、 叱骂，邓玉娇两次想出房间都被阻拦并被推到沙发上。后来当邓贵大等再次靠近邓玉 娇时，邓玉娇便用挎包中的水果刀刺向他们，其中一人被刺中重要部位，经医院抢救 无效后死亡。随后，邓玉娇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法院认为，邓玉娇遭受邓贵大等人的拉扯辱骂，使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进行反击， 行为具有防卫的性质，但是超过了必要限度，是防卫过当。其行为导致一人死亡，构 成有意损害罪。而鉴于被告人邓玉娇属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和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免其刑事处罚。

争议焦点

许多专家学者都先后加入到于欢案的讨论中，其中赵秉志、阮齐林、邱兴隆、童 之伟、卢建平等人认为于欢属于防卫过当；而陈兴良、周光权、徐昕等人则认为于欢 属于正当防卫。赵秉志教授认为，于欢的行为是防卫过当，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而 陈兴良教授认为，于欢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就算不构成特别防卫，按照一般防卫也不 是过当行为。

倾向防卫过当的观点，主要从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的相当性角度来衡量。它主要 通过关注如何平息损害的后果，比较双方的法益损害并得出结论，认为于欢在应对限 制人身自由的不法侵害，而造成不法侵害人一人死亡两人重伤的后果，超出了正当防 卫的限度，应当构成有意损害罪，只能依照防卫过当的规定处罚。

倾向正当防卫的观点，主要从防卫行为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角度衡量，侧重于公 民对于不法和犯罪行为的抵抗权利。在考虑是否需要适当的预防时，不仅要衡量不法 暴力和公民权利的客观比较，还要考虑到于欢长期遭受不法侵害的压力和愤慨，这些 防卫人的主观因素是免责的原因。尽管我国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审查是否超出必要限 度和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时，必须全面分析这些主客观因素。“不论从防卫进行 时刺击的人数、捅刺的刀数及部位等客观事实所征表的心理态度看，还是从防卫结束 时为摆脱不法侵害的主观意愿看，于欢的防卫行为从始至终仅具有解除不法侵害的防 卫意图，不存在犯罪有意。应当说，其防卫行为相当克制，并无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防卫过当派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邓玉娇不是面临强奸行为，不能行使特别防 卫；二是邓贵大等人只是实施了侮辱拉扯行为，没有对邓玉娇造成实际损害。所以， 他们认为邓玉娇没有操纵好情绪，用水果刀实施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不对等，邓玉娇 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而且正当防卫实际作为一种以“反法律的方式”保证公民权利， 需要严格操纵其使用，尤其是防卫行为造成侵害人死亡的，剥夺其他人的生命权，属 于防卫过当。

正当防卫派的理由主要是，邓玉娇在面对邓贵大等多人的侵犯时，不能冷静地判 断对方的侵害意图，是符合常理的现象。所以，法院不能事后对其提出应该挑选除了 使用水果刀反击之外，还应寻找更为合理的防卫手段的等待。而且从事后群众的反应 来看，社会也能够一般接受使用刀具防卫可能实施性侵犯的不法行为人。另外，有学 者尝试过运用比较法研究的方法，以“罗克辛的客观归责理论及其德国刑法典的相关 规定”分析邓玉娇案，也得出了邓玉娇无罪免责的结论。

上述两案的争议焦点归结起来其实都是相同的两点：第一，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行 为；第二，防卫行为是否过当。 关于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行为，两案的审理法院最后都作出了正确的推断，学界也 都基本达成一致。于欢案是一审法院事实认定的错误，在二审程序中已经被法院纠正， 邓玉娇案也在舆论的关注下得到了法官的正确认定。

刑法第二十条的“不法侵害”不 仅涵盖人身权侵害，还应当包括自由权、人格尊严权的侵害，公民在面对各种不法侵 害时，都能够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 关于防卫行为是否过当，两案的审理法院都做出了防卫过当的判决，而且分别减 轻了于欢的刑罚，免去了邓玉娇的刑事处罚。

主张防卫过当的一方不能接受防卫致人 死亡的结果，认为防卫结果与遭受侵害不具有相当性。主张正当防卫的一方则认为， 不应该根据防卫结果来否定不法侵害情境下，防卫人防卫行为的合理性。因此，一部 分学者对于法院的判决仍旧不中意，在防卫限度的认定问题上仍旧“固守己见”。

综合上述两个案件中各方的观点和争议焦点来看，“正当防卫派”与“过当防卫 派”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限度的认识不同，主张正当防卫的一派认 为应当更多地考虑防卫行为的必要性，而主张防卫过当的一派认为应当更多考虑防卫 结果与防卫行为的相当性。“正当防卫的必要性限度是它和防卫过当相区别的一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