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国家”概念，由国家精英、职业精英和地方士绅共同赋予了意义，但缺少了最普通也最普遍的劳动人民。这使得曾经的“祖国”并不属于所有人。只有在国家危亡之际，底层人民才可能建立起“想象共同体”的意识。然而，这种意识的促发不是来自国家的文明之光，而是异族的屠刀。因此，顾炎武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的概念。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并进行了一系列举措，现代文明之光才第一次照进中华大地最基层的角落。自此，“国家”的概念不再是精英阶层的“想象共同体”，而是属于所有底层人民，即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二）历史学家孟森先生评价“自古得国之正，无甚太祖皇帝者也”，因为太祖朱元璋“伐无道，诛暴元”，代表了绝大多数人和“天下”的利益。汉高祖和明太祖用一个词来精确地总结他们的行为就是“吊民伐罪”，也正因为此汉朝和明朝被认为是合法性最高的两个朝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夫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绝对正义，是崇高的道德观。新中国站在了历史的最高点，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在和平繁荣的年代里，年轻人很难想象“三座大山”的意义。然而，历史资料告诉我们，旧社会的土地改革中，苏南五个县的83个乡中，有2149户地主（共11598人），其中有425人被认为有“主要罪恶”。

这些地主杀害了542人，强奸了153名妇女，烧毁了376栋房屋，霸占了1929人的田地。对比之下，现代社会仅偶尔曝光的未成年人性侵案件，就已经让社交网络愤怒不已。更不用说旧社会，一百多名妇女被强奸，近五十名妇女被霸占，让人无法想象。除了土地改革，城市工人也经历了极其悲惨的遭遇。在1960年出版的《资本家怎样剥削和压迫工人》一书中，记载了许多旧社会工人的故事。比如，在湖南湘潭市杨家桥煤矿，有一个工人叫李德云，他路过一个工头肖侉子的门口时，肖侉子故意放狗咬他。李德云拣了块石头打狗，肖侉子则拖了大刀朝他追来，最终将他打死。

还有一次，煤井“冒顶”，工人周顺洪被砸昏在地下，监工牛风田却一边骂人一边打皮鞭，还要求工人不要翻动石块，以免耽误工作。这些历史故事告诉我们，和平繁荣的年代虽然让人们过上了更加安逸的生活，但是也让人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旧时代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迫害，令人心惊。一九四八年，上海达丰纱厂女工金小妹被指控偷纱，被剥光衣服，在全厂示众，当天便遭逼死。还有女工刘根娣带孩子上班，被狗工头开除。资本家们还招募地痞流氓残害工人，使用“打铁棍”、“过电”、“烈日毒晒”、“雪地罚跪”等刑法。旧社会工人生命毫无保障。解放前，煤矿工人在危险的矿井里工作，随时有被砸死的危险，遇到火灾也没人来救。

在沈阳有个工厂，机器没有防护罩，工人杨宝美被绞死。资本家的残忍无情，令人痛心。日本资本家为了不浪费正在加工的产品，不顾杨宝美的安危，继续推动车辆，导致她被绞成肉泥。而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第六十军到共产党第五十军》一书中，描述了一群旧军队的官兵，他们无组织、无纪律、欺压民众、调戏妇女、吸烟、逛窑子。这些士兵来自穷苦百姓出身，被国党当局强行征召入伍。然而在新旧两个军队中，这些士兵表现却是完全不同的。旧军队的官兵遭受了可怕的待遇，据九台政治整训统计资料显示，旧军队残杀逃兵的方法多达一百多种，包括枪毙、刀杀、火烤、开膛、破肚、扒皮、抽筋、勒死、活埋等等，暂编五十二师则是最为残酷的。

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了欺凌，有的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在第144师的2451名士兵中，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这些官兵的遭遇令人痛心，他们在控诉会上哭得痛苦万分，甚至有些人精神失常、昏倒等等。这些士兵是在国家强制征兵的情况下被迫入伍的，他们的家庭和生活都受到了摧残，这也让人可以想象那些普通老百姓的遭遇。此外，中国还遭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凌辱。近代中国受到了列强不平等条约、殖民地、治外法权、租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首都被外族屠城等等的摧残，这些都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人曾经被看作是东亚病夫、下等人、奴工、黄祸、傅满洲，不配与高贵的民族平起平坐。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时，毛泽东主席下令要穿过东交民巷，这是为了证明旧时代已经结束，中国人民要正大光明地从自己的领土上走过。毛主席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在近代落后，是因为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的压迫和剥削。新中国的建立不仅是劳动人民解放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重塑民族性的过程。然而，新中国建立的过程非常艰辛。在发动最基层的群众并建立现代文明秩序上，新中国做出了五千年中华历史未有的伟业。例如土改，劳动人民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动员起来”。由于旧社会地主阶级长期的肉体压迫和精神奴役，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产生了“奴性”，他们认为土地交租、放贷交利、为东家做杂役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

因此，新中国需要进行艰苦的“屠龙之术”，发动最基层的群众，建立现代文明秩序。虽然这个过程非常艰辛，但最终劳动人民成功地发展起来了，新秩序也建立起来了。在电影《让子弹飞》中，张麻子呼吁人们站起来，不要再跪下，因为他们只为公平而战。尽管他试图为人民解放而斗争，喊叫着“枪在手，跟我走”，但很少有人响应他的号召。长期以来，地主阶级剥削农民，使他们过着贫困、艰苦的生活，但是农民们往往怨天尤人、怨命运，而不会将指责的矛头对准地主。在《阳翰笙日记》中，天福的老婆对于她们的穷困和被剥削认为是注定的，她甚至羡慕地主的生活。共产党人认为，要让穷苦农民获得解放，必须先打破他们长期以来对封建地主、士绅的“精神奴性”。

在电影中，张麻子砍断了黄四郎的替身，这是革命取得成果的重要一步。黄四郎的隐喻意义非常明显，权贵和统治者之所以能够维持其统治地位，是因为他们建立了一套与其统治相匹配的制度和概念，这些虚伪的画皮成为了人民心目中不可侵犯的图腾。而革命者试图砍掉这个图腾、撕破这个虚伪的画皮，告诉人民自己拥有天赋的人权、自由平等等权利。因此，土改的第一步往往从“诉苦会”开始，这是提醒农民认清他们长期以来所受的苦难和剥削的悲惨命运的一种方式，目的是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自觉地起来和地主斗争。《谁养活谁》这首歌启发了底层人民的阶级意识，让他们认识到社会的本质真相。我们看看，没有我们的劳动，粮食、棉花、建房子等等都不可能完成。

如果地主不劳动，却有很多粮食和房子，那么谁养活谁呢？我们就要思考，是我们穷人养活地主还是地主养活我们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基层干部带领人民打倒了许多反动势力，使人民彻底破除了对旧统治阶级的精神迷信。同时，人民也纷纷支持新政权，积极参军、支前、缴纳米粮等。这些都是新政权得以巩固的重要因素。在城市中，共产党的基层干部领导工人进行了工厂民主实践和生产改革，废除了不合理的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制度。这些改革主要是为了废除旧的压迫工人的制度，清除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封建势力却窃取了一些基层部门的领导权，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

这就需要我们继续斗倒地主和恶霸，彻底清除封建残余势力，让穷苦大众坐上江山。通过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山西阳泉煤矿等四个矿区中，有43个过去曾担任过组长的领导干部和20个过去当过把头、监工的干部不再担任组长、干部的职位，这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了上海中纺十二厂，该厂废除了搜身制度后，工人们在厂门口贴了一副对联，表达了对解放的感慨和对工作的热情。我们还可以看看对旧军队的改造，国民党六十军曾在1948年的长春起义中出现了叛变事件。然而，我们的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造旧军队。

我们派出政工干部进入六十军，并且团以上派出政委，连以下派出指导员，发展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还开展了一系列的诉苦运动和阶级自觉运动。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实行了官兵一致、军事民主，消除了长官随意打骂、惩罚士兵的现象，也消除了克扣军饷、军粮的惯例。这些制度上的改变和思想上的引导，使得国民党士兵们也逐渐改变了思想，脱胎换骨成为了人民的新军队。这种成功的改造离不开先进的指导思想和制度建设。我们的共产党人遵循着先进的指导思想，从中汲取了智慧，不断完善和推进制度建设。这些先进的思想和制度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我们的军队展现出了出色的战斗力和战术水平，成为了人民的英雄。

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十分先进，以党委为核心，建立了一元化的基层政权体系，每到一地都会派工作团协助县委建立党组织。同时成立了各种团体和协会，把不同年龄、职业、性别的人口纳入党组织领导。这背后离不开千千万万的基层干部，他们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文化人、大学生，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热忱，贡献着自己的满腔热血，毫无私欲和私利，只有国家和民族。农民、城市工人、旧军队都从共产党人手中学会了“屠龙之术”，成为了改造社会最锋利的武器。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著作《愚公移山》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共同努力，我们也会感动上帝。

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要一起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一定会挖平它们。新中国在诞生之初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强大气象。共产党通过领先的思想引导、高效的制度建设以及庞大的人才储备，动员了中国社会最基层也是最伟大的力量，这标志着一个属于所有人民的时代的到来。在央视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北京城里的很多街道巷子，甚至还有清朝时期的垃圾，故宫西北的垃圾甚至达到几米高。但干部和群众们积极参加义务劳动，修建下水道，进行爱国卫生运动，几个月内积攒了百余年的垃圾被清理干净。这件事情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不仅仅是清理了这些“垃圾”，也扫除了更多的“垃圾”，比如黑社会、烟馆、妓院、赌场等，整个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在电影《霸王别姬》中，葛优饰演的戏霸袁四爷在清朝和民国时期作威作福，但只有在人民政府成立后，他的好日子才到了头。这段故事反映出真实的历史：在群众的支持下，黑恶势力代表“天桥四霸”被一举打掉。各地也采取有力措施，对横行一方、欺压民众，让人人为之侧目的东霸天、西霸天之类的地痞流氓和黑社会等恶势力进行坚决打击，使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命运，一经操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里，那么中国就会要像一个太阳一样，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新中国。”最近一位智障艺人吹嘘所谓的“贵族精神”，实在是可笑之极。

在旧社会，艺人们的地位很低。旧社会也是有所谓的“贵族”，但你连给人暖床的资格都没有。这位艺人或许是代入感太强，觉得自己应该是个世家大小姐，在现实中生活受委屈了。但这种想法显然是愚蠢的。在古代社会，读书写字是士人的特权，但这个士人的称号只是他们粉饰风雅的表皮，背后的本质是地主、官绅、士大夫等反动阶级。他们在经济特权、政治特权背后的文化特权之下，写文章、著历史。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老百姓也能够读书写字写文章了，不能因为谁写出几篇长文章就骂人“文人”。在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的文盲和半文盲率超过了90%，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短短几年间，中国就有超过一亿人学会了识字。

到了70年代，全国文盲率下降到了20%以下。随着义务教育和乡村教师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广大人民也能够享受到文化的照耀。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近代民族工业创始人之一、华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奠基者之一，周学熙的重孙子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建设新中国的景象。当时的中国是充满变革和希望的，新中国的建立不是单一党派或阶级的功劳，而是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共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国旗上有五颗星，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星代表参与建国的四大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战乱结束后，国家还需要建设，而当时的国家痼疾（兵乱、匪患、娼妓、烟土、地痞、恶霸、拆白党、租界等）正在被逐一清除。许多中国人都感到国家、民族的前途一片光明。在这个时候，“富豪”们选择留下来，这并不是错误的选择。从那时开始，资本家阶层多少有了一些“赎罪”的意识。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资本家们积极参与了各种活动，如学习宣传法律政策、参加签名运动以保卫世界和平、参加政府组织的物资交流活动、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和土改。他们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等物资。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国民性正在被重新塑造，这种重塑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构建实现的，所有人都是新中国的建设者，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以及国家发展果实的分享者。

这是“万方乐奏有于阗”和“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宏观叙事。因此，“国家”的概念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的“想象共同体”，而是属于所有人，包括广大底层人民。在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钢产量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而在一年前，他也曾说过要在五十年内建立和美国一样多的钢铁工业。这两句话被人戏称为“赶英超美”，但事实上，这个口号的本意是“十五年钢产量赶上英国，五十年超过美国”。在15年后的1973年，中国的钢产量已经基本实现了“赶英”的目标。而在50年后的2007年，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了近5亿吨，是美国的5倍以上。

尽管这个数字在今天已经不再引人注目，但在那个时代，它是革命者们心心念念的目标，而现在我们已经慢慢地忘记了农田水利建设、血吸虫病、文盲问题、肺结核和鼠疫以及大国的核威胁等等。但这也许是革命者们少有的慰藉。我们可以梦到芙蓉国里的美景和朝阳，但也需要时刻记得我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