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第12期 炎黄春秋 杨新英

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

彭士禄的父亲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母亲蔡素屏是广东海丰县妇女解放协会主任。1929年，父亲彭湃牺牲了，而母亲蔡素屏也已在1928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4岁的小士禄成了孤儿。

双亲牺牲后，敌人到处搜捕彭士禄。为避免国民党“斩草除根”，百姓们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把他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他、养育他。作为“通缉犯”，小士禄不知住过了多少户人家、改了多少次姓名。最后他被寄养在红军哥哥陈永俊家。他管陈永俊的母亲叫“姑妈”，家里还有一位大他几岁的姐姐，几个人相依为命。

因叛徒出卖，1933年农历7月15日凌晨，不满8周岁小士禄和“姑妈”被捕了，被关进潮安县监狱的女牢房。在那里，他见到了曾经抚养过他、先于他被捕的“山顶阿妈”。在狱中，“姑妈”遭受了严刑拷打，但她宁把牢底坐穿也不供出彭士禄是彭湃的儿子。狱中的难友见小士禄衣衫褴褛，自动捐钱为他缝制了一套格子布衣裤。

后来，彭士禄被转至广东汕头石炮台监狱。监牢铁窗外就是大海，寒风夹着呜咽的海浪，更显阴森恐怖。

在那里，敌人为小士禄拍了照片，那是他第一次照相。相片刊登在广州的《民国日报》上，旁边写着“共匪彭湃之子被我九师捕获”。原来，敌人给小士禄照相，是为了做反共宣传。 几个月后，敌人用尽各种手段还是没能搞清他是不是彭湃的儿子，最后确认他为“不规良民”，转押至广州感化院，进行了一年多的“感化”。被放出来后，小士禄成了四处流浪的“乞丐”。

自报刊登载小士禄被捕的消息后，地下党组织和他的祖母就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终于在1936年夏找到了他，并把他带到了香港，12岁的小士禄才开始在香港读了两年书。苦难的经历使他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或许是受父母影响，彭士禄14岁便独自出门寻找革命队伍，在惠州加入了东江抗日游击队。1940年，周恩来派副官龙飞虎和贺怡（贺子珍之妹）找到了彭士禄，带他经桂林到达重庆。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周恩来一见到彭士禄便激动地说：“孩子，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啊！你要继承爸爸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之后，15岁的彭士禄辗转到达了延安。在延安，即便他不说话，但人人都知道他是彭湃的儿子。“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真的是个大人物。”彭士禄先在延安中学读了一年多书，接着主动去延安中央医院当了一年半护士。后因得肺病吐血，又被调回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每每回忆起童年的经历，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给予我的爱抚，感染了我热爱老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地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的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研制核潜艇的专家

20世纪50年代，在与父亲相仿的年龄，彭士禄通过考试赴苏联留学。相比父辈的青年意气，他要内敛得多。他很珍惜学习时光，成绩十分优异。因国家建设需要，中国政府把原子能工业建设列上议事日程。一天，彭士禄被正在苏联访问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

陈赓告诉他，美国和苏联都已经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美国还有了核潜艇，我们国家要不受别人欺负，也要有这些东西。中央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问他是否愿意改行。“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彭士禄坚定地回答。自此，彭士禄的人生与核动力结下了不解之缘。和父亲轰轰烈烈声名远扬的革命事业不同，彭士禄从事的事业需要他再次隐姓埋名，只是这一次，不再是因为父亲，而是为了新中国一项伟大的事业。

1958年4月，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归国。学习原子能动力专业的彭士禄，一开始被分配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为一位苏联原子能专家做专业翻译。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报告—《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毛主席亲自批准了这份报告。自此，中国核潜艇研制列入中央专委的重点项目。

核潜艇的“心脏”是核动力装置，而核动力装置的内核是原子反应堆，因此，反应堆是核潜艇的“心脏的心脏”。中国研制核潜艇工程上马后，和研制原子弹工程一样，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当年，中国曾希望苏联对我国核潜艇研制给予技术援助，但苏联没有答应。1959年9月，赫鲁晓夫到中国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毛泽东在同他会谈时，再次提出核潜艇援助问题，被一口拒绝。此后，毛泽东坚定表态：“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在如此决心下，彭士禄接过了此项任务。 核潜艇研制涉及23个省市、2000多个单位、4万多台设备，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全局。“文革”期间，工厂科研单位陷入混乱，核潜艇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彭士禄顾不得多想，将情况反映给了当时正受“二月逆流”冲击的聂荣臻。

1967年6月，有关核潜艇研制的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8月，聂荣臻给周总理汇报后签字，由中央军委发出了一项关于核潜艇研制的“特别公函”，为核潜艇研制大亮绿灯。坦荡昭日月，正声逆狂澜。彭士禄感叹地说：“这是特殊年代的一场特殊战役，为使核潜艇搞成功，中央有决心，周总理亲自抓，聂老总冲锋陷阵，我们做好具体工作。”这一年，彭士禄被任命为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基地副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

当时，“文革”风暴尚未过去，彭土禄百折不挠，满怀激情，在内部的一次会议上大声疾呼，“研制核潜艇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政治！”台下与会者都惊呆了，会后他们悄悄告诉彭士禄的妻子：“这样的话他都敢说，就不怕有人检举揭发啊！真是胆大啊！”是的，他不但胆大，而且在沧桑厚重中勇于坚守，解决了一个个难题，开创了核潜艇制造的新纪元。当时，彭士禄综合团队意见，对国外资料和国内重水堆进行实地考察，经认真计算比较，提出一套在陆地上建造模式堆的设想。但一些人全盘否定了这种设想，力主把反应堆建在艇上，一步到位。彭士禄立即进行反驳：“中国从古至今没建过核潜艇，不知道核潜艇是何物？只在国外发表的照片和公开出售的玩具上见到。如果没有一个模式堆做实验摸索，进行科学论证，心里没底，是纸上谈兵。陆上模式堆不是仿真机，不是计算机模拟，而是真枪实弹，是完完全全的原子反应堆！”

两种意见方案报到聂荣臻、周总理那里，总理和聂帅也对反应堆直接装在艇内表示了担忧，如果没有陆上的实践，风险太大，陆上的成功才能保证核潜艇艇内一次性成功。经过激烈争论和反复论证，周总理和聂荣臻最终表态：为核动力潜艇一次建成试验成功，必须建陆上模式堆，这个堆不是试验完成就报废，而是建立了一座核动力装置实验室，用来培养核动力人员和艇员，这个钱不会白花，是合算的。

然而风波并没有完结。在核潜艇采用什么堆型、艇舱内一体化布置和分散布置的问题上，又爆发了争论。彭士禄从国情和技术实际出发，主张采用压水堆；但一些人偏主张搞增殖堆和一体化布置，说彭士禄那一套是“爬行主义”，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彭士禄用实验数据和事实说话：增殖堆理论上有，形容它是一个鸡蛋变两个鸡蛋，但这玩意儿脾气不好，不好控制，见水和空气就发火，漏了容易爆炸；另外，一体化，全部集中在一起，就是坏了一个小零件，都得把密封盖打开修理，太复杂，容易贻误战机。最后，在钱三强支持下，二机部批准了彭士禄的方案。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彭士禄倾向的合理性。

1970年7月，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彭士禄等人对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汇报。周恩来听得很仔细，他指出：“你们说已经过了设计、设备制造、安装、调试四大关，还有一个试验关，要注意不要说百分之百都有把握了，哪一个环节不加注意，试验都要出问题。”汇报结束后，周恩来特意握着彭士禄的手说：“小彭，记住，你姓彭，是海丰人，永远不要改姓换名！”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座潜用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首次达到设计满功率。接着，彭士禄投入到造船厂，负责核动力装置安装、调试、运行工作。由于当时就订购了两套核动力设备，交货时间相差一年，风险非常大，假如陆上堆试验失败了，那两套设备就会报废。有人问彭士禄：“你胆子怎么那么大？”彭士禄说：“没问题，一套试验完了，第二套小修小改就可以装艇了，若等陆上堆试验完再订货，那么设备研制就需要2年，会浪费很多时间。”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1年，核潜艇首航。彭士禄他们用6年时间和智慧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1979年，中国造船工业系统开始实行“总师制”，彭士禄被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联合任命为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有3位：黄纬禄、赵仁恺、黄旭华。

“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

1983年2月，年近花甲的彭士禄带领参加过核潜艇工程的10名技术骨干来到广东，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件大事—建造核电站。因彭士禄在核潜艇建造厂现场工作中心的转移，他辞去了核潜艇总设计师的职务，黄旭华成为第二任总设计师。

1985年，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总设计师、“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来中国访问。他会见了我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等有关方面的许多人，但临走前，他不无遗憾地说：“就像两颗彗星不相遇，你们的真神没出来……”里科弗想见的“真神”，就是彭士禄。当时，彭士禄正在广东建造核电站。1994年，彭士禄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2017年8月29日，彭士禄荣获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这个奖的奖金是100万港币。女儿问他奖金该如何处理，彭士禄表示，要把奖金捐给组织，设立一个人才奖励基金，但不要以他的名字命名。

彭士禄在自述中说：“我有幸在‘文革’中开始参加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那时‘老虎’都被赶下山了，只好让‘猴子’称王，所以，我也被抬上‘总师’的宝座。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作用所能及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什么‘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