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陈伯达上法庭的时候，心情是很忐忑的，一方面，他说为了平民愤，可以杀掉，但他没有说要杀谁；另一面，他又补充道，说不一定要采取这个极端的措施，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是他的态度和言语，已经摆明了自己的态度：我是想活下来，我是可以挽救的。

从庐山回来后的陈伯达

1970年8月之前的陈伯达，稳坐着第四把交椅的位置，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1970年8月23号到9月6号，在庐山召开的会议，成了陈伯达仕途上，也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他的仕途生涯也在庐山上，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庐山下来之后，陈伯达早已没有了之前的意气风发，他心情低落的回到了米粮库胡同。那时候的他，住在地安门米粮库胡同里的一间四合院里，这个四合院十分的宽敞，之前是李克农上将的住所，如今成了陈伯达的家。

陈伯达搬进来之后，因为怕冷的缘故，就在四合院里修了一个玻璃走廊，这个嗜书如命的大秀才，还让秘书给自己弄了三间书房，专门用来收藏他那六万多册书籍。

从庐山回来之后，原本来来往往不少人的陈家，如今也是门可罗雀，一天不见一个人影来串门，显得十分的冷清。不抽烟、不喝酒的陈伯达，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情，一头就钻进了他的书房里面。

外头掀起了对他的批判，虽说四合院里的陈家依旧平静，但躲进书房里面的陈伯达，心绪难以平静，尽管他手里捧着书本，但压根一个字都读不进去。

此时的陈伯达，越发的想见伟人，他给徐业夫打去电话，但得到的回复，要么是伟人已经休息了，要么是正在工作；这样的婉拒越发的让陈伯达心里不安，好几个夜晚，他都到郊外去散步，躲进书房，只能让他越发的惶恐不安。

后来，陈伯达得到通知，让他不要随意外出，这也就意味着，他实际上是被禁足在家里了。

在他自己的手稿里面，陈伯达是这么记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有迹象表明，（我）是要被逮捕送监了，我感觉到了绝望”

1970年10月18号，陈家原本的警卫都被调走了，新调过来的是8341部队，这一天，陈伯达被监禁在了家里。1981年1月，他的判决书下来的时候，刑期也是从这一天开始算起的。同一天，他的两个秘书王文耀、王保春也被送去北京的政法大学隔离审查。

这一天，陈伯达的待遇也被取消了，给他配备的三辆小轿车也被收回了。也是从这一天开始，以往每天都会出现在“两报一刊”上的“陈伯达”，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之中。

1971年9月13号凌晨，陈伯达被转去了秦城监狱，正式开启了他的囚徒生涯。

上法庭听取起诉书

十年之后，1980年的11月20号，“两案”公审于这一天拉开了大幕。

已经消失了十年之久的陈伯达，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已经年已76岁了；此时的他站在被告席上，在十个被告里面，他的年龄是最大的一个。这个一米六的老人，鬓发虽然有些灰白，眼神里也没有了光彩，但体态不消瘦，思路也依旧敏捷。

早在正式开庭之前，陈伯达就多次表明了自己坦白从宽的态度，因为他想活下来。因此，他多次表明自己悔过的态度，甚至于还说得稍微有些直白：

“.....怎么处理都可以体谅。我罪大恶极，怎么处理都可以接受，但不是救人的办法”

前面那些话自然都是铺垫，最后那一句“但不是救人的办法”才是重点，这是委婉的表达，自己是有悔意的，是还可以挽救的，一言以蔽之：我想活着。

越是临近审判的时候，陈伯达的求生欲就越发的强烈，他让监狱的管理员传话上去，希望能够考虑给自己一条出路，关于他的案子，他自己承认是有罪的，但也要考虑到当时前后的具体情况。

......以后我再也不胡闹了，希望给我一条出路，把我放出去......

这句“以后再也不胡闹了”，如今看来显得有些心酸，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人物，如今是真想活着。

11月18号，再隔上一天，就是正式开庭的日子了。监狱里的陈伯达，心情是越发的复杂、忐忑不安。

他在同自己的辩护律师谈话的时候，心中那一份求生欲，表明得十分的明确，他也知晓自己过往的罪行，坦言自己的案子，从整体上来看，是可以判处死刑的；但是，自个老人话锋一转，对律师说，法庭也不一定要采取这个措施。

说到这里，这个老人停顿了一会，又小声的补充了一句话：

“如果能平民愤，杀掉，也是可以的。”

他同律师的这段谈话，完完全全可以看出来，这个老人此刻是真的心乱如麻了，以至于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没有逻辑。

尤其是当他得知，这次审判采取的是公审，并且还会全国电视直播，这让他更是心乱如麻。他同律师说，那个法庭让他看着有些害怕，还要照那么多的相，外面人不都知道了吗......

该来的终归是要来的，19号这天晚上，陈伯达是难以入眠，明天，就是他正式上法庭的日子了。

11月20号，陈伯达和另外九个被告一起，出现在法庭上，听取法庭给出的起诉书。因为有十个被告，因此，在听取完起诉书这个流程结束后，接下来是针对十个人，分别进行正式的庭审。

接受审判

11月27号，监狱里的陈伯达，和监管员闲聊的时候，突然询问，明天是不是就该审他了。

监管员有些诧异，奇怪他在监狱里是怎么知道的。

陈伯达说是自己算出来的，因为前面四个的初次庭审都结束了，第五个也该轮到他自己了。陈伯达算得确实准确，11月28号，是他第一次出庭接受审判的日子。

这天一大早，陈伯达就坐着囚车，于清晨8:40分来到了正义路一号，他先在候审室接受候审；十分钟后，他被押送到审判厅外面，等待着法庭的传唤。

九点整，审判员任凌云宣布正式开庭，随着大门的打开，陈伯达在两个法警的搀扶下，走上了被告席。

有意思的，在正式审判之前，也就是在10天前，陈伯达的态度是端正的，他声泪俱下的痛律师、监管员保证，自己在法庭上一定会有个良好的认罪态度。然而，真走上了被告席，法庭询问他的三个问题，他连着的三个回复都是“我不记得了”，这还真是一问三不知。

谁也不知道，他的态度为何转变这么快，或许是在法庭上，他不敢多说，毕竟言多必失，他只能这样敷衍回答，尽量的规避自己的责任和过错。

审判员好似也料定了他会是这样的态度，也不急躁，只是拿出证据，向他宣读那些原件内容。

这次庭审一直到10:40分结束，从九点开始，持续了1小时40分钟。在即将结束庭审的时候，公诉人曲文达发言，在事实面前，陈伯达是承认自己有罪的，这个态度是好的；但是，在涉及一些具体问题上面，他没有交待清楚，而且还推卸责任。

这或许也是为啥陈伯达刚开始“一问三不知”的原因了，他的心态或许就是想推卸一些责任的吧，毕竟，这个老人是想活下来的。

随后，11月29号这一天，又对陈伯达进行了第二次的庭审；12月18号上午九点整，这一天是陈伯达第三次出庭了，这次出庭也是最后的法庭辩论环节了。

在自我辩护环节，因为陈伯达说着一口惠安话，旁人难以听懂，再加上他本就不善于言辞表达，一着急更是难以说出整段话出来。因此，他的自我辩护环节，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结束。

等陈伯达做完自我辩护之后，他的辩护律师甘雨沛起身，又做了当庭辩护。

甘雨沛发言完毕后，陈伯达表示自己还有话要说，大致意思是，能不能从轻处理他，他是个没有主见的人，确实跟着犯了不少罪。

“从整体上看，如果能平民愤杀掉我也是可以的，但这不是救人的办法，希望能给我一条出路。”

说到后面，他竟然还带着一些哭腔，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泪。，可见，他是真的想活着，

待他说完之后，审判长回复他：

“被告人陈伯达，是否能从轻处理，要等合议庭评议后决定，你等候宣判吧。”

1980年12月18号，上午10:42分，陈伯达结束了他所有的审判，就等着最后的判决下来了。

结束语

陈伯达是幸运的，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当时的“两案公审”，也是我国法制重新走上正轨的一个标志。

1981年的1月25号，最终的判决出来了，法庭给出的判决书长达近1.6万字；这份判决书的前半部分由庭长江华宣读，后半部分由副庭长伍修权宣读。

其中，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他的刑期从1970年10月18号开始算起；因此，他当时的刑期还有差不多七年的时间，到1988年10月17号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