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碰触，思想激流！｜国际会议首日综述|国际会议|国际关系|现代性

2023年9月23日，IPP国际会议拉开帷幕。

在首日的会议上，IPP学术委员会主席、本次国际会议召集人郑永年教授发表会议致辞，深入解读了本次会议选择“多元现代性与世界新秩序”作为主题的原因。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就全球文明与现代多元性等议题带来极具启示性的主题演讲。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系系主任何达基、首尔国立大学社会学院杰出教授張慶燮（Chang Kyung-Sup）、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钱继伟、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雨等与会学者分别就“对多元现代性的反思”“亚洲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等会议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议题间交相呼应，内容充实，层次分明。

从亚洲到全球，从制度到规则，从产业到技术，从个人到国家，本次会议集结了各方嘉宾多维探索，展现出多元思想的交融与碰撞。

因篇幅原因，IPP小编对嘉宾观点进行了精选和提炼。如需了解发言嘉宾完整观点，敬请期待IPP即将推出的“2023年IPP国际会议”嘉宾发言完整版。‍‍‍‍‍‍‍‍‍‍‍‍‍‍‍‍‍‍‍‍

以下为国际会议首日嘉宾观点综述。 ‍‍‍‍‍‍

会议嘉宾发言综述‍‍

郑永年

IPP学术委员会主席

IPP国际会议发起人

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作为本次会议的发起人，首先进行会议致辞。他就本次会议之所以选择“多元现代性与世界新秩序”主题进行了深刻解读。

郑永年指出，当今世界秩序面临各方面的严重挑战，其中包括集体安全体系危机、全球经济体系危机、全球治理体系危机、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危机等。

他指出，这一乱局的根源在于好的国际公共品太少，而坏的国际公共品太多。面对乱局，建立在多元现代性之上的包容性多边主义，应当是重塑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有鉴于此，中国近年已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三个全球倡议，以更好的提供对话平台，弥合地缘政治分歧。

他进而指出，知识层面国际合作的基础是对元多现代性的认知、传承、接受和内化。他认为，今天几乎所有国家的问题核心都在于是否协调内部的多元现代性。对中国来说，“包容性多边主义”已成为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是不同于美国所采取的针对第三方、第三国的“排他性多边主义”的。

主题演讲

巴里·布赞‍

文明视角下的多元现代性，一个关于全球文明倡议的研究议程

巴里.布赞

Barry Buzan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荣誉退休教授

自1987年以来第二次亲身来到广州的国际知名政治学者巴里·布赞，以广博的全球视角解读了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及其在全球文明体系中的位置，并对中国如何更好的实现现代化、如何面对文明多元主义以及更好应对文明主义下的风险和机遇提出了积极意见。

他的演讲从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文明倡议”的定义为开头，指出每一种文明必须要尊重其他文明在社会、经济、政治上的特点，强调文明必须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布赞认为，“全球文明倡议”其中最为复杂也最为微妙的一点，就是要把重点从意识形态和宗教之争，转向用文化解读政治。

他指出，1970年代以来的世界第二轮现代化，极好地体现了多元现代化以及现代化不只是西方化的特征。但由于现代性的不均衡传播，不同国家与文明的现代化呈现出不同的速度与质量。这其中很大的不同，就是各国是否善于从各自的文化中提取价值和权利。

他建议，中国作为一个规模大、有历史、有资源的文明国家，要把“全球文明倡议”的理念保持下去，就必须时刻警惕自我中心主义，确保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人，而不能以导致霸权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心态来看待自身。

郑永年：

中国式复合型现代性与新世界秩序

郑永年

IPP学术委员会主席

IPP国际会议发起人

中共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五大特征。郑永年教授在演讲中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及其内涵，聚焦探讨了中国当代践行和追求的现代性，即复合型现代性。

郑永年指出，现代化的复合性源于时间与空间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既强调与其他国家的共通之处，也需要思考中国现代化目标背后的历史条件、理论、经验和意义，如中国超大规模的人口基数、消费水平以及地球资源的可承载量等先决条件。

他指出，中国曾通过制度优势成功脱贫，但如何让更多人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受益于现代化，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此外，社会内部的精神危机与多元化问题、人与自然共生的探索，这些都是需要面临的挑战。

郑永年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现代化的多元性，不同文明对现代化的含义理解不同，追求的方式也不同。他进而倡导各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提倡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和相互进步。

何达基：

超越意识形态修辞的现代性与治理体系比较：公共价值框架

何达基

Alfred Tat-kei Ho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系系主任、教授

何达基教授将“现代性”定义为不同文化、不同辖区、不同人群不断追求公共价值的过程，他强调“现代性”并非等同于“西方化”，而是一个随时间、地域和文化演变的概念。

何达基指出，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危机，西方传统的现代性价值体系无法给我们提供最佳版本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与其在意识形态上争吵，不如更多基于循证推理和分析，回归普遍性的基本原则和治理体系。例如，联合国的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就获得了大部分文化和国家的认同。

因此，何达基主张，在追求现代性时，应重视公平、透明和包容性等核心价值。他强调，不同文化的现代性可相互学习，寻找不同文化在价值上的共同点，从而实现不同制度、组织间真正的全球对话。

赵旭东：

中国式现代化图景的自我与他者：一种基于文化转型人类学的世界观回顾与展望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作为人类学家的赵旭东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深入而富有争议的议题，涉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他以“风筝不断线”比喻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西方化的发展先走一步，之后又与自身的文化碰撞与融合，我们要在其中把握和掌控。

他指出，今天部分看起来是“中国式”的逻辑，可能恰恰是颠倒过来的“西方中心主义”，中国自身的现代逻辑不能陷入“自我殖民化”的陷阱或与欧洲种族主义相类似的特权观念中。

他认为，中国传统智慧有对自我和他者辩证关系的探寻，如中国朝贡体系中的文化走廊概念就突显了互动与融合的包容性，这些传统的东西值得我们今天重新挖掘。

他进一步指出，当今的全球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等对话”的时代，传统的“中心与边缘”结构和概念正在发生变革。各种关系和影响在不断地循环和变化，同时也会遭遇到各种断裂和分歧。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质，同时又和平共处于世界，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钱继伟：

东亚产业转型、技术变革和劳动力市场

钱继伟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有多年从事社会政策和创新政策研究背景的钱继伟教授，在演讲中深入探讨了技术变革、劳动力市场与东亚产业转型之间的关系。他引用东亚和新加坡的案例来说明国家角色和劳动市场制度的相互作用。

他指出，新加坡在20世界70年代末由供应链、贸易系统的低端位置，快速向供应链高端转移。其间，1972年成立的国家工资理事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由政府、雇主、雇员三方参与的机构，通过说服新加坡政府大幅度增加工人的工资水平，推动了资金进入与发展相关的工人培训、房地产、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未来投资等领域，进而推动了新加坡的就业率与技术变革。

他通过案例回顾总结认为，在技术变革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中，会出现一些张力和冲突。可以通过国家、相关机构的有效合作，使这些张力和冲突得到妥善处理，从而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

張慶燮：

亚洲化中的亚洲

張慶燮

Chang Kyung-Sup

首尔国立大学社会学院杰出教授

張慶燮教授深入研究了亚洲在欧美影响下的现代化进程。

他指出，在亚洲化之前，亚洲其实是欧美所分割的一个政治经济实体，这时的亚洲现代化进程，要么是模仿西方，要么是被动式响应西方的诉求。今天，随着亚洲的崛起，亚洲的内部正以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方式在内部进行重组以及重建，包括不同的民族、国家、文化以及政治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正在成为亚洲，或者说变得亚洲化了。

张慶燮教授从不同维度解释了亚洲化的特征，比如亚洲正在走向更加一体化的工业布局，形成一个庞大的跨国劳动力市场且流动性不断增强，亚洲内部流行文化的兴起与相互输出，亚洲国家共同体精神的发展等。他强调，亚洲化是一个持续变化而且不可逆转的过程，不同维度互相交织在一起，使亚洲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亚洲国家/地区间的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互补性可以让各方获益。

他强调，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和整合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如果没有中国的演变，亚洲也不会走向今天的亚洲化道路。中国内部所体现的多元亚洲元素，对亚洲国家、民族间沟通起到了促进作用，推进了亚洲化进程。

塞尔丘克·乔拉克奥卢：

全球化时代下的亚洲：亚洲对新世界秩序的认知

塞尔丘克·乔拉克奥卢

Selçuk Çolakoğlu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全球化与发展学系副教授

塞尔丘克·乔拉克奥卢教授在演讲中主要探讨了亚洲的多元性和一体化挑战。

他指出，亚洲分类和定义的流动性，以及其中的地理、文化和经济差异，使得亚洲难以找到统一的身份认同。所以尽管亚洲在全球平台上的作用日益突出，但与其他区域相比，亚洲突出的问题是没有高效和有影响力的区域性事务组织。

他指出，目前东盟在亚洲占据了中心位置，让一些亚洲大国可以围绕东盟建立合作。此外，很多亚洲国家面对着相似的问题与挑战，如能源安全、金融脆弱性、环境灾害与救灾机制上，都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

但他表示，尽管亚洲在经济上日益整合，但限于制度能力、机制能力、政治角力、大国竞争、领土争端等问题，亚洲未来进一步整合存在不小的障碍。

肖耿：

中国特色现代化：党、国有企业与技术战

肖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实践教授、政策与实践研究所主任

肖耿教授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今天中国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家安全竞争，并需要应对利益集团的影响，所以党的角色再次得到加强。

他指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国企把主要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力量上，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借助国企搭建的基础设施而快速发展了起来。但到了今天，以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平台型公司，由于其提供服务的公共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国企”。此外，由于近年美国针对华为的封锁和技术战，在削弱了华为等私营企业的同时，也在令党和国有企业力量增强。

他认为，人才是现代性最重要的维度，国际竞争本质是吸引人才，现在美国在吸引全球人才方面仍然领先。对中国来说，香港未来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香港的商业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开放的国际化空间，能够更好为中国吸引人才。

他强调，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影响，中国的现代化既包括历史传统，也包括海外影响，既有自己的东西，也有其他人的东西。

王江雨：

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规则制定：挑战自由秩序？

王江雨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

王江雨教授从国际法学者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了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规则制定问题。他指出，自1648年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创立以来，国际法的基础规则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变过。即使新崛起的大国会制定新的规则，这些规则也只是二级秩序。

他指出，任何一个大国或者潜在大国有能力成为规则制定者，第一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第二是合法性管理，第三是规范性力量。正是基于以上条件，美国才得以成功地制订和树立了许多目前通行的国际规则。‍‍‍‍‍‍‍‍‍‍‍‍‍‍‍‍‍‍‍‍‍‍‍‍‍‍‍‍‍‍‍‍‍

王江雨指出，尽管中国在许多领域展现出了很强的积极性，但并没有提出任何新规则，也没有特别设置讨论议题，更没有建立联盟或是达成共识。总体上看，中国并未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展现出明显的创新和领导力，更多地是规则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所以，在国际标准当中，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挑战当今世界的秩序和格局。

何包钢：

中国式现代化：人权发展路径

何包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