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主要作品目录——————

《加油站》原载《当代小说》2007年第9期，《小说选刊》2007年第10期转载，入选《2007中国小说排行榜》《2007中国年度短篇小说》

《花瓶》原载《当代小说》2007年第11期，《小说月报》2008年第1期转载

《棉花棉花》原载《西湖》2010年第10期，《小说月报》2010年第12期转载

《杨木头的低保》原载《长江文艺》2010年第11期，《小说选刊》2010年第12期转载

《老顾头的温暖》原载《星火》2011年第4期，《小说选刊》2011年第9期转载

《亲爱的村庄》原载《莽原》2011年第6期，《中华文学选刊》2012年第1期转载

《朋友》原载《中国铁路文艺》2011年第11期，《小说选刊》2012年第1期转载，入选《2011短篇小说》

《豆》原载《黄河文学》2012年第5期，《读者•乡土人文版》2012年第11期、《青年文摘》2012年第15期转载

《扎民出门》原载《青年作家》2012年第7期，《小说选刊》2012年第9期转载，入选《2012中国小说排行榜》《2012中国年度短篇小说》

《卜者之卜》原载《山花》2017年第9期，《文学教育》2017年12月上转载，入选《2017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7短篇小说卷》

《麻雀》入选《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4短篇小说卷》

《走失在莲花湖边》入选《2014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老聂瘦猫以及我们的气象台》入选《2015年河南文学作品选•短篇小说卷》

《手指》入选《2016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冬天的一个夜晚》入选《2018年河南文学作品选•短篇小说卷》

《一桩案件的第六周年》入选《2019中国年度作品•短篇小说》

《受伤的鸽子》入选《2019年河南文学作品选•短篇小说卷》

《唢呐的舞蹈》入选《2020中国年度作品•短篇小说》《2020年河南文学作品选•短篇小说卷》

《父亲之约》入选《2021中国年度作品•短篇小说》

《午夜河流》入选《2022年河南文学作品选•短篇小说卷》《2022年河南文学作品选•中篇小说卷》

《穿过雨季的前方》原载《边疆文学》2015年第1期，入选《2015年河南文学作品选•中篇小说卷》

《一切漫长》原载《四川文学》2021年第9期，入选《2021年河南文学作品选•中篇小说卷》

《归乡人》原载《十月》2023年第2期，《作品与争鸣》2023年第7期转载

《等待一个人的演奏》（小小说集），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获“冰心儿童图书奖”

《流浪乐手》（小小说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

《月光下的猫》（短篇小说集），九州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

《漂在河床上的麦穗》（小小说集），地震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

《遍地青麻》（中篇小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第1版

《镇》（长篇小说），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

《父亲的迷藏》（短篇小说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入选河南省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扎民出门》（短篇小说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

在我的印象里，安庆是一个面色黧黑、眉目谦和的人。他是河南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原小说八金刚”之一。

我和安庆相识，源于他的成名作——短篇小说《加油站》。那是2007年，我在卫辉任职，文学情结还很浓。2007年第10期《小说选刊》捧在手上，两位河南籍作家的作品引起我的注意，一篇是作家邵丽的《人民政府爱人民》，另一篇就是安庆的《加油站》了。

其时，安庆虽已在新乡编一本文学杂志，但他的工作关系还在老家顿坊店乡政府，日子过得比较拮据。他却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细腻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叙说了一场动人心魄的雨夜邂逅，给读者呈现了一段《廊桥遗梦》式的情爱故事。小说冷静刻画了乡间女子瓦兰对感情的守望以及守望中的矛盾心理，描摹了灵魂坚守与情感渴望的复杂心态，静水流深，蕴含着令人震撼的力量。安庆的才情足以驾驭这样复杂的构思，他把事情的发生地放在了有故事的城乡结合部和盛夏的雨夜，把人物角色设置为常年跑长途的落寞司机和独自维持小加油站的沉静而又注重精神需求的年轻女人。于是，一切的发生都是自然而然，廓然无累，毫不生涩造作。次年，《加油站》得到极大认可，入选《2007中国小说排行榜》和《2007中国年度短篇小说》。

记得看完《加油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古城卫辉又出了一个有实力的作家。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我兴奋地拿着那本《小说选刊》，找人分享我的快乐，向人推荐河南作家的两部佳作。

《加油站》之后，安庆的创作不断跃升，《老顾头的温暖》《朋友》《花瓶》《棉花棉花》《豆》《亲爱的村庄》等小说，相继入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杂志。《加油站》也在2009年获得了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

几年后推出的《扎民出门》是安庆的又一次爆发，这篇小说当年在《青年作家》首发后，被《小说选刊》转载并入选多种年度选本，获得了第二届“杜甫文学奖”。他也从乡里到县里，又从县里到市里，一路成绩斐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2014年，他被河南省作家协会推荐参加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习，其间作品被鲁迅文学院研讨，他的创作也跨上了又一个台阶。

安庆是一个置身豫北乡下，却有着深邃思考、宽阔视野的写作者。他的心牵系着他的村、他的镇、他的小城，他的脉搏始终能与所处的时代同频共振，作品与时代的变革相契合。他出身农家，农民是他的主要创作对象，是他最关注的群体。但更为确切地说，他是在写众多以农民为基本底色的打工者、小商贩等游走在城市边缘的各类从业者，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努力走出农村，挣脱土地，融入城市；都在努力摆脱贫穷，憧憬、追求美好的生活；他们都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不自觉地扮演着奋进和追求的角色。安庆，则是在敏锐地感知时代，捕捉时代璀璨的光焰，勉力担当时代的吟诵者，他的《飞过城市的麻雀》《在瓦塘呼吸》《走在夜路上的羊》《朱马的情歌》《贵人的罂粟》《朋友》等小说中的人物，都透着底层生活浓重的气息和人物在异乡的拼搏与抗争，让读者和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共同的纠结，让读者也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有着对家乡、对亲人的牵挂。他擅长将情感的诗化与叙述的诗化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极具美感和艺术感染力，他的《棉花棉花》《月光下的猫》《蜻蜓》《一个冬天的狼狈》就是这样的小说。安庆的创作蔚然而有特色，每一部作品无不具有浓郁的诗意、悲悯的襟怀、明亮的情愫，同时隐含淡淡的忧伤和思考。小说中的意象烘托出一种绵延的意境，恰是对缠绵情绪的主观表达，而又有丰富客观的现实意义。

应当说，支撑安庆作品最根本的东西是丰沛的情感，安庆的内心无疑是一座感情的丰富矿藏，如同他作品中的沧河水一样从太行山深处汩汩流出，浸润到每一部作品中去，让读者听得见情韵的流动和生活的回声。

2018年，安庆出版了两部作品。《镇》是他的首部长篇，入选2017年中原文艺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项目。小说以主人公在老塘镇的成长经历为主线，描述了主人公徘徊社会底层，在小微官场的无奈、彷徨、失落、盘桓、坚守和奋斗。中篇小说集《遍地青麻》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精选他近年公开发表的中篇小说，其中作品有写作者的身影，更是关于个人或一个群体底层生活的记载和记忆。苦难是人生的财富，于别人可能是矫情，于他却是再真切不过的人生体验。陈忠实曾言，他的《白鹿原》是民族的心灵史，那么《遍地青麻》和《镇》则凝结了安庆的命运经历。安庆说过，他会经常回到他时时惦念的田野、他的村庄，远离浮华，在那里得到心灵的慰藉，广袤的田野让他的心胸更加开阔。

城镇化在不可逆转地推进，我们曾经熟悉的东西在迅疾改变，变革的时代不断出现光彩夺目的风景。安庆还会承担起一个写作者的使命，远离喧嚣，冷静思辨，投入全部情感，默默而坚韧地为时代吟诵，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乡村是中国的底色，书写乡村也因此成为中国作家的恒久情怀。“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作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观察乡村的角度与书写乡村的方式。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乡村的边界与形态发生了诸多变化，乡村生活内容及价值观念也随之变化。如何准确地把握乡村的常与变，如何深入思考乡村的延续与断裂，如何审美地表达乡村的传承与蜕变，再次成为考验作家敏锐度与想象力的重要命题。

《扎民出门》故事的起因，是老扎民的孙女桂儿未婚先育，生下了孩子。但小说并没有将这一具有破坏性甚至是颠覆性的事件作为叙事的重点，而是把重心放在了祖父老扎民出门寻找孩子亲生父亲的种种经历，以扎民为线索讲述了这一破坏性事件所引发的代际矛盾，由此观察乡村形态的诸种变化及由此所引发的人们价值观念的冲突与重建。

《扎民出门》中老扎民一家的变故看似个例，实则浓缩着时代之于乡村的重重冲击。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乡村社会处于加速的变化之中，带动了农民生存方式、行为方式、伦理观念等诸多层面的变化。

乡村的改变，最明显的体现莫过于农民的生存方式由单一转向了多样。中国的农民长期以农耕为业，人必须在土地上劳作方能生存、繁衍，农民们因此建立了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因此滋生出对土地的依赖与眷恋。整个20世纪，农民与土地的紧密关系，因西方、战争、新兴工业等诸多因素不断松弛。得益于新世纪城镇化的全面推进，农民进一步地从土地上被释放出来，其生存方式从单一的依附土地变得更加多元。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大量涌现就是这一趋向的突出表现。即便仍然留在农村，农民们的生存方式较之从前也有了更多的选择。譬如老扎民的孙女桂儿就不再从事农业劳动，而是成了加油站店员。桂儿倾心的许多则是卡车司机。店老板原本也是农民，因为来来往往的司机需要休息，他就选择把沿路开店作为谋生手段。离开土地，不仅仅是农民们的主动选择，也有不少人是被时代洪流裹挟，斩断与土地、乡村的联系。就像在乡下放了一辈子羊的扎民，因为要替孙女寻找许多不得不离开土地游走漂泊。

生存方式的千变万化，必然带来行为方式的改变。由于农民职业选择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土地，他们的行为方式与前代也有了巨大差异。仅从婚恋行为来看，乡村青年寻找伴侣的机遇、缔结婚姻的形式、维系感情的方式都已经异于从前。社会流动性的加强，为乡村青年男女提供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使他们的感情往往一触即发，却又很难持久。《扎民出门》中老扎民的孙女与司机许多即如此。他们偶遇于加油站，并未有深入了解就在一个雪天结合。其中既可看见这对青年人在婚恋中对个人情绪体验的重视，也不难看出他们对激情之后的责任思考不足。许多向桂儿承诺自己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地方，但他仅仅回来看过一次就再无音信。如果把桂儿和许多的恋爱看作是激情的驱动，店老板妻子和司机的纠缠则更多体现为利益的诱惑。妻子厌倦了日夜颠倒的忙碌和微薄的回报，听信过路司机可以走捷径赚大钱的谎话，抛弃店老板，跟随司机而去。在店老板与妻子的婚姻中，情感的因素已被金钱的因素取代。婚恋行为看似属于私人领域，其本质却依然是社会生活变更、社会思潮演进在个人行为中的投射。

生存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尚属社会现象，伦理观念的变化则深入乡村的精神核心。所谓伦理，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处及相处之道。它虽无形，却沉潜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较之生存方式、行为方式的改变，伦理观念的转变更为隐秘、缓慢而深刻，是社会转型深入的表征之一。《扎民出门》之所以将桂儿未婚生育作为驱动故事发展的动力线索，正是因为这一事件与伦理观念紧密相关，体现了乡村伦理观念的由旧入新。桂儿执意将孩子生下来，正是因为在她的观念里，自己与许多的结合并无过错，孩子本身无辜，是二人感情的结晶，即便没有婚姻形式，养育孩子也属正常。显然，桂儿已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个体生活的质量置于群体认同、群体评价之上。小说将与桂儿邂逅的男青年命名为“许多”，恰恰说明桂儿并非特立独行，她的认识、想法在这一代乡村青年中具有普遍性。小说中真假“许多”的情节进一步印证了乡村青年伦理观念的开放。老扎民偶遇一个与“许多”同名、同经历的卡车司机，这一个“许多”甚至连自己遇到过的女孩儿究竟是谁、经历过的事儿到底是什么都不能确定。桂儿、“许多”们的出现，逐渐动摇了乡村原有的生活秩序、伦理观念。不断变化的乡村又会孕育、催生出更多的桂儿和“许多”。

乡村在变、乡村中的人也在变。变化之中，新的因素不断产生，旧的因素却并未完全退场，新旧不断摩擦、碰撞正在成为乡村生活的主题。《扎民出门》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但小说并没有以几位青年为线索，一味地去写新，而是选择了老扎民作为故事的线索人物，通过老扎民的感受，呈现新世纪以来乡村内部的新旧冲突。以守旧者为主人公，这一叙事策略既延续了中国文学乡村书写传统，也传达了写作者对于乡村嬗变的审慎态度。

小说通过扎民与孙女等青年一代的矛盾，呈现了乡村中固有传统与时代新变之间的错位。孙女桂儿并不以群体评价、外部评价为意，怀孕之后坚持要生下孩子，但在重视规律、在意名声的老扎民的心目中，未婚产子是一桩“丑事”，想起来就“觉得荒唐”。这一事件使他产生了深刻的困惑，原来熟悉的孙女变得陌生，甚至不可理解，令他发出了“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开放又固执”“这一代人让咱想不通”的慨叹。老扎民之所以不辞辛苦，执着出门去寻找那个已经没入人海、或许并不存在的“许多”，原因显然是多重的。一方面，他无法接受没有父亲的孩子，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孙女会因此受到乡邻们的非议，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不能适应由此引发的无序、错乱感。他的寻找，既是有明确目的的寻找——他要找到那个名叫“许多”的人，又是一种抽象的寻找——他想找到让一切变动回归原有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仅凭破碎的信息，老扎民无法找到真正的“许多”，更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秩序。他的寻找只能成为一种姿态，而不会产生结果。在这无果的寻找过程中，老扎民越是执着，越是刻意，就越是显示出他与孙女、“许多”这一代年轻人之间鸿沟的难以逾越。代沟的存在，是当前中国乡村中的新旧错位的集中体现。老扎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不可抵挡的变化，也正是当下中国乡村转型中的难题之一。

小说不仅通过老扎民与孙女、与“许多”、与儿媳之间的矛盾，写出乡村的新旧错位，还深入个体内部，通过老扎民自身的矛盾，呈现了乡村原有传统转换的艰难。老扎民与处于飞速变化中的世界格格不入。他出门寻找“许多”，仍然要赶着羊群。羊群似乎成了他与土地、旧有生活方式、伦理秩序保持联系的象征。可是在一个已经到处是公路、卡车的世界里，老扎民很快就意识到，羊群不仅不能提供方便，反而成了累赘。周围环境关系的紧张，更让老扎民的内心充满了挣扎。他无法接受孙女未婚生子，但作为爷爷，又很难对孙女做出严厉的惩罚。他要去寻找“许多”，然而固有的伦理观念又使他很难开口言明自己与“许多”的关系。他为没有父亲的孩子举办满月仪式，看似接受了孙女未婚生育的事实，然而在梦里，他依然渴望“许多”能够回来，孙女能够有完整的、正常的家庭。只是究竟梦中出现的“许多”，到底是哪一个许多呢？恐怕连老扎民自己也说不清楚。正如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一书中说的：“梦并不是和清醒时的生活相互对立的，它必然和生活的其他动作和表现一致。”老扎民似乎在不断地妥协，但梦的出现恰恰说明他的坚持及由此而来的失落。老扎民的困惑，于他本人而言或是尴尬的，于小说而言，却是《扎民出门》最有价值的地方。正因为有了老扎民，乡村才没有被新全部覆盖；正因为有了老扎民的困惑，小说也才避免了一味逐新，为读者思辨新旧、考量得失留下了空间。

《扎民出门》除了围绕老扎民写乡村中的新旧冲突，还通过他的经历陈列了众人的苦恼，更进一步地呈现新旧转换之中的种种遗憾与不足。老扎民一路之上遇到了店老板、假“许多”和老司机三人。店老板被妻子抛弃后，选择在公路边开设旅馆。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店老板每次见到跟着司机上车的女人，都要告诫女人不要冲动。假“许多”曾经在路上与女孩邂逅，他起初根本没有想到此事的后果，更没有意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直到遇到替孙女寻找孩子亲生父亲的老扎民，假“许多”才领悟到自己曾经的行为或许也会造成如此不堪的后果，从而陷入深深的惶恐与自责之中，甚至想通过与桂儿结婚的方式，弥补自己的过失。老司机与妻子也是因公路结识，因为见识了太多公路爱情的后果，他发愿要对妻子负责。三人各有机遇，三个故事看似各自独立，实则都围绕着延伸至乡村的公路展开。对于乡村和农民而言，公路的到来，既带来了新的机会，也破坏了旧的秩序。如何接受并消化公路以及公路所象征的侵入肌体的异质，是新世纪乡村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生活在乡村中的每个人必须用自己的生活做好回应的问题。

《扎民出门》敏锐而细致地呈现出乡村的变化，也因此触及了乡村的失序、不适等一系列问题。小说并没有止步于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而是遵循文学的逻辑，以文学的方式为困惑的老扎民们、为变化中的乡村提供破解难题的方案。故事虽然起于一个刺激性事件，但是小说依然给出了相对圆满的结局。尽管没有找到孩子的父亲，老扎民一家还是为孩子举办了满月的酒席，之后又为桂儿重建了加油站。老扎民依旧在出门寻找的路上，但生活似乎迎来了新的转机，众人或许已经从重重矛盾中寻找到了秩序。

小说首先将重建秩序的希望寄托在人性的善良上。老扎民一家人以及整个乡村群体经历着时代的冲击，生活内容、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始终未曾失去善良的底色。桂儿与“许多”的结合，看似随意，其本质却是为了“救人”。“许多”在雪夜，因病被困在加油站，受到桂儿的悉心照料，两个年轻人因此才有了接触，发生了之后的一系列故事。老扎民无法接受桂儿未婚生子，却始终坚信自己孙女是个善良的孩子。在他对假“许多”的讲述中，他强调：“桂儿太善良了，把整个心都给了那个种下孩子的司机。”老扎民自己也心怀善意，处处为他人着想。他为孙女寻找“许多”的一系列行为自不必提。他把自己的羊托付给弟弟扎根，等羊生下小羊，弟弟将小羊一并送还给他时，他也推辞不受。正因为同样保留着善良的本色，桂儿和老扎民即便在生活、行动、观念上有诸多分歧，二人也还是能够彼此理解，达成和解。老扎民最终尊重孙女的选择，允许她在家生下孩子，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桂儿也同样尊重爷爷的决定，不但没有阻止爷爷寻找“许多”，反而冲印自己与孩子的合照，把它放到爷爷的行李里。《扎民出门》中出现的人物，皆有善良的品格，除了老扎民和桂儿，店老板、老司机、假“许多”各有各的苦衷，却都未曾泯灭善意，这也使他们有可能反省自己，弥补自身的过错。在这个意义上，加油站的重建似乎也成为某种隐喻——如果异质的到来不可抗拒，如果改变不可避免，人性之善、人情之暖，或可缓解人们因改变而来的惶惑、不适。

责任是《扎民出门》为乡村重建秩序提供的另一个方案。因为“许多”的不负责任，造成了桂儿未婚先育的事实，引发了老扎民精神世界的地震。老扎民寻找“许多”，不仅仅是要找到这个人，更是要让这个人负起他应该承担的责任。正如他带着假“许多”返家时所说的那样，“每个农民种下了都要负责的”。无论时代如何演进，观念怎样变化，责任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推卸。老司机与扎民一样看重责任，当他听到扎民讲述桂儿的遭遇，内心深处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时代不同了、观念不同了，青年人的行为也是可以接受的；另一种声音又认为，“这不是个理由——人总归还是要有份责任心的”。无论是老扎民还是老司机都认可责任之于个人、之于社会的重要性。受到他们的影响，青年一代，虽经历了一时的莽撞，最终也选择承担起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桂儿尽管没有等到“许多”，可她还是承担了作为母亲的责任，认真地工作、生活。假“许多”则通过与老扎民的相处，在老扎民的影响下，开始了自己的寻找，寻找那个与他有过缘分的姑娘。由于对责任不可或缺的共识，老扎民们与桂儿们、“许多”们也才有了和解的可能性，失序的乡村也才有了重归秩序的可能性。

在与评论家的对谈中，安庆也提到：“我不认为乡村原来的东西都失去了。”事实上，善良也好，责任也好，都是乡村固有的道德。在时代改变乡村的形态的同时，乡村的精神内核仍有其坚守之处。与豫北乡村保持着精神关联的安庆，乡村经验的积淀、对乡村的情感使他爱写农村，尤其是变化中的农村，也使他避免对乡村做单一、片面的书写。新世纪的农村迎来了新的变化与挑战。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既涌动着无数刺激的故事，也深藏着诸多细腻的情感。安庆的《扎民出门》既不回避变化、矛盾，也执着地向日常生活的细处、深处寻找人性、秩序的永恒答案。将善良、责任等道德元素看作破解矛盾、冲突的利剑，这未必是解决当前乡村问题的唯一方案，但《扎民出门》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处思考宏大的时代命题，依然为如何捕捉、思考、表达新世纪乡村提供了独特的经验。

每当写完一篇小说，我会忽然孤独。和我的心灵对话，在我的小说中驰骋的人物似乎离我远去，尽管我还会细细地审视他们，但充满激情的融洽还是疏淡了。我是多么想和我的主人公拥抱，和他们休戚与共，永不分离。然而，不可能，写作者永远有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有另一批主人公在等待着他们。从这一点来说，作家是见异思迁的，他（她）要去关照他（她）的另一群充满激情的人物，去关照他或她的另一个“情人”。也许这就是作家的使命，永远把自己逼在一条孤独向前的路上。这种见异思迁是应该原谅的、理解的、庆幸的。我们常说到作家的创造力，作家必须走近另一个等待他的人和人群，和他们对话，和他们谋划着怎样生活，怎样安排自己的柴米油盐，去了解他们的世态人情，用炽热的情怀、滚烫的语言、流畅的叙述、独特的视角、浓厚的氛围去铺排另一批人的人生和生活走向。作家永远在旅行的途中，他们疲于奔命而又乐此不疲，充满激情，经历着一次次和主人公告别的孤独。

其实，一个作者的真正孤独并不在这里，真正的孤独应该在奔波之前或者奔波的途中，在他经历拒绝诱惑、推掉诱惑的时候，在他对生活的深层思考、对创造的煎熬之中。因为他要创造一个独立的环境，一个特立独行的主人公，一个渗透人性深处的命题，而且又要把这些融入一个看似正常的状态。这是一个多么有难度的工作，作家简直要绞尽脑汁，而且必须在每一场拼搏中竭尽全力，换回一场精心独到的叙述和看似真实的细节。作家永远都是一个有企望的人，对自己的作品的企望、对创造的场景和主人公的企望，甚至对读者的企望。

一个真正追求灵魂和精神写作的人不追求市场。但这种拒绝是一种代价，他的坚守往往充满了艰辛，这种思考渗透了一个作家的痛苦。我相信一个写作者孤独地思考才有深度，但很可能在困境中扶窗遥望远处的繁华和欢乐的人流会黯然神伤。追求常态的生活是每一个人的理想，然而，作家最后拒绝了诱惑，抚平了汹涌而上的痛苦；他不会毁掉自己的坚守，作家的内心是高远的，这种高远使他回到平静之中，也正是因为这种孤独，他才有了不同于常人的想象，有了一个又一个独到的创造，有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和鲜活的场景，有了动人的细节。多年以后，当他再回眸自己的创造，他的内心是多么幸福。

我曾经说到写作的疼痛，禅悟的疼痛、生活的疼痛、写作之前之中之后的疼痛和主人公共有的欲罢不能的疼痛。一个内心没有疼痛的人不会产生创作的激情，不会激起内心的波澜，一个不把自己的心放进去的作者写不出带有激情和温度的作品。温度来自作家的体温，来自作家精神和灵魂的深处，我不相信游离于激情和内心之外的创作。疼痛来自一个作家的良知，来自他对生活、对创作的思考。这种疼痛使他思考生活、思考人生，更思考人性。我始终认为生活、人生、人性是创作的三个层次，而每一个层次都带着作家的痛。疼痛，避免了一个作家的浅薄。

一个疼痛的人怎么会不孤独，我写作是因为我还有孤独。当我爱不释手地爱上一篇或读完一篇小说时，我首先相信这个作家是一个内心有疼痛的人，是一个常常孤独的作家。我体验到了小说的温度。疼痛和孤独成就了一个作家，成就一部作品的深度。

我相信写作的孤独，相信孤独中的思考和孤独之后的爆发。孤独让一个人、一部作品有了深度。深度才能动人！这是我的追求。

（原载《快乐阅读》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