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盗窃：如何对待风险、地区努力与社会活力|乐队|南阳市|疯狂|盗窃|群体性|迷笛|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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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阳举办了2023中原迷笛音乐节，在3天4夜的时间里，80余组国内外乐队，近4万名现场观众齐聚独山脚下开启音乐狂欢之旅。

不过谢幕后，有网友称，音乐节现场及乐迷露营区出现了很多村民偷盗事件，随后在网上引发病毒式传播。目前，当地警方共接到报案73起，落实被盗案件65起。经过公安机关的积极侦办，现已抓获拘留了一些盗窃者，追回部分财物。

在我看来，发生这样的事，主要是两个原因。

首先，迷笛音乐节这样的事，一般都在大城市。大城市的治安的确更好一些。大城市的人收入高，素质好，警力充分，一旦犯错代价非常高，所以，根本不会去做小偷小摸这种事。因为不值得。

在上海迪士尼、海洋公园、动物园，各个场馆外都放满了各种婴儿车，没人看守，也不会丢。在小区孩子的自行车，放在楼道口，也不必担心被偷。

在另一边，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广袤的农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只是朴素而美好的想象，收入、素质都相对低，警力不足，违法代价相对低的情况下，“看紧自己的财物”才是真实的生活守则。反过来，没有被牢牢看紧的财物，都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自动放弃。

于是，当“不必随时都牢牢看紧自己的财物”这个行为模式，深入到中国县城的城郊结合部遭遇“不看紧就是放弃”的行为模式时，必然会产生冲突。

其次，一场音乐节下来，参与者的确要抛弃不少物品。根据相关报道，网民陈某违规发布“活动已结束要清理现场”的消息，这个消息，诱发一些村民“捡到”物品后，一传十、十传百，在很多已经无法回溯的机缘巧合之下，就会诱导阴暗面的群体性爆发——即便知道违法，在破窗效应、从众效应、法不责众之下，就变为一种群体性的冲破法律约束的行为，变为明拿暗偷。这个时候，执法成本极高，非大量的人力优势，都难以压制。

社会心理学家塞奇在《群氓的时代》中说：

当个体聚集到一起时，一个群体就诞生了，他们混杂、融合、巨变，甚至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它带来了智力的平均化、理智的停顿，及群体灵魂对个体灵魂的吞噬，出现典型性“集体疯狂”。

中国很多地方的地域聚集性诈骗、哄抢都是出于同样的机制。

2015年5月20日，在江苏镇江，一个水果摊无人看管，30箱香蕉被哄抢一空。这一年9月，在温州，一辆运载大米的车发生车祸，无视交警劝阻，30多吨大米被哄抢，一对婶侄甚至开车过来装走大米千余斤。在河南驻马店，车祸后，价值八万水果被一抢而空，即使司机在现场、随后还有记者赶到摄像，哄抢行为还是持续了数小时……

当年央视统计，3年内18个省发生过哄抢事件。哄抢事件在富裕地区也会出现。2021年3月，肯德基设立“食物银行”，存放临近过期的汉堡薯条，供需要帮助的人自行领取，但被很多老人哄抢一空。在国外，各种零元购的哄抢，新闻媒体上也见过很多。

所以，不否认各地素质有差异，但所谓地域黑，是不成立的。这就是人类的现实和中国的现实。这种乌合之众的哄抢事件，还将长期存在，并偶尔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过度地将这些现象与一个地方，一场活动联系起来，并非正确的逻辑，也会造成不利的后果。

首先，它会加大各种社会活动的成本，抑制社会活力。

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为了举办一场活动，政府投入太大，花费太多，不放过任何细节。某种程度上，最根本的原因，正是这种不能容纳任何负面、任何风险的观念才会出现问题。

这种态度推而广之，就是社会舆论、各级部门对负面舆情，都要客观认识，有理有据地对待。比如，有人看不惯某些直播，举报；有人看到奶茶杯子上有一个抽象的旗袍，举报；有人看到动画片的打斗，也举报。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这些都是风险。在全力避免风险，避免舆情的情况下，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禁止，最后造成社会活力的流失。

其次，如果社会不能正确看待这个现实，南阳从上到下，干部群众为经济发展、社会宽松所做的辛苦努力就白费了。它会驱动“少做少错”的观念在政府部门中的流行。

现代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服务。服务并不等于管束，服务本身和放权、宽松是一致的，都是政府官员在积极作为。

比如，一场迷笛、音乐节等等，能办起来，都需要当地政府通过，并配套很多服务。从更大层面说，现在由于各种因素，经济发展承压，房地产失速，各地也都在积极想办法，寻找新的经济机会，这也客观地为社会带来更宽松的氛围。这是好事。

但任何积极作为都会带来改变，改变本身必然伴随风险，带来副作用，甚至是意料之外的后果。现在做事很难，不做不错，做了才会有意外。天下本无万无一失的事，预案不能杜绝所有问题。

当下的社会舆论并不宽松，一句歌词、一件衣服、一个动作都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揪住，放到网上，病毒式、爆发式的传播，引发轩然大波，形成舆情。最后落得一个同行笑，同侪喜，上级骂，那么，为了不多做多错，就只有不做不错，躺平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