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距离以色列不到十公里的黎巴嫩南部地区待过整整18个月,对以色列、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约旦等周边国家的多方面研究,是必须的功课。否则的话,我带领的维和官兵都将因为我的失误导致不可预知的后果。
因此,当我看到巴以史无前例大规模冲突爆发的消息后,并不感到意外。看着那些报道,尤其是哈以冲突的那些视频,我一点也不陌生。这样的场景对我来说,实在太熟悉了,并且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当初经历的状况:天空中,以色列的战机编队在飞,在投弹。地面上,以军的坦克在进攻,在射击,航弹、炮弹在爆炸,单片横飞在周边噼啪着响。海面上,以军的军舰对着岸上目标在猛轰……几百米处甚至几十米处,航弹、炸弹落地爆炸,一栋栋建筑在爆炸过后不见踪影,真正的灰飞烟灭。一个个生命,当被我们从废墟里搜救出来时,大多已经死去,有的已经腐烂发臭……那是2006年7月12日上午,震惊世界的黎以战争突然爆发了。
说实话,我根本没有想到过,黎巴嫩政府也没想到,已经驻扎在黎巴嫩28年的联合国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所有人都没想到,第二次黎以战争就这样突然爆发了。
战争一开始,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连维和部队的司令皮雷格里尼将军等人都在设法弄清,战争为什么就突然爆发了?
因此,我想提前说一句,只有真正经历了战争的人,才会对战争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因为,战争,往往会被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高度忽视和麻痹。这就是军队里常常批判的“和平麻痹观念”。
战事突然爆发后,作为中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首任指挥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中国营指挥官的我,立即指挥部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调整部署,召开会议安排了方方面面的几十项工作后,马上根据自己研究和收集起来的战况信息,立即给国内发出了报告,提出了“冲突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为战争、将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以军可能出兵局部占领黎巴嫩领土、对我们带来多重威胁”的四大判断。
现在17年过去了,可以透露一下,我的报告,当时被一位负责的领导批了一顿,说我危言耸听,夸大情况,并提出了诸多的要求。
但我置之不理,按照以军将从地面入侵黎巴嫩的最坏情况,指挥部队做好该做的工作,执行我们该执行的任务。
战事的发展,每一天都在证实我最初的判断。
直到与我们同在黎巴嫩执任务的军事观察员杜兆宇在以军的轰炸中不幸遇难,直到我们营区被火箭弹击中,3名官兵负伤,我的判断才得到了国内的高度认可与充分肯定。我的战况报告每天都要按时发回国内,呈送到军委最高领导的手里,直到34天之后停战。
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维和部队成了战争期间执行任务最多并最出色的部队,也是伤亡最小的部队,仅有3人负轻伤。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停火后没几天就来视察,对中国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样,在几个月后,联合国新任秘书长潘基文前来视察,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
而黎巴嫩政府和广大民众,对中国维和部队在战争期间执行任务的表现也非常感激。
于是,我荣幸地获得了黎巴嫩政府首次授予外国军人的“军中勇士”勋章。这枚勋章和证书,已经在2019年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迄今,我非常自豪的是,我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经历了现代化战争和传统战争的军人。这里说的传统战争,是指1984年我军校刚毕业就直接开赴老山战场第一线阵地,那是一场传统武器装备和模式的战争。而黎巴嫩战争,则是在以色列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情况下进行的战争。
同时,我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受到联合国前后两任秘书长安南和潘基文接见的军人。
我自豪的还有,中国军队首次部署到号称世界火药桶的中东地区,开辟中东“根据地”,是我带队的。
在我离任之前,联合国维和部队在我的“指挥官履职鉴定书”上,给出了这样的总结性鉴定语“优秀的管理者、杰出的指挥官、非凡的外交家”。司令官克劳迪奥说,这是联黎部队30年来对一个指挥官给出的最高评价。荣获联合国三级和平勋章,回国后荣立二等功,也是我一生的自豪。
当然,这样的荣誉的确来之不易,因为我们中国营,被联合国秘书长的军事顾问、维和总部司令官梅塔中将的亲笔信评价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样板部队”。
作为一名指挥员,在我的理念中,与完成任务排在第一位的,是官兵的生命。
而我们在战火之中执行任务,在战后更是排除了8800多枚多类航空炸弹和炮弹、集束炸弹的哑弹和地雷,数量是整个维和部队中最多的。
但在我2007年10月离任时,其他国家的部队和联合国的专业机构同期因为排爆排雷,死亡33人,受伤133人,但我们中国部队无一伤残和死亡。对此,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解放军报的报道中使用了维和部队的评语——“创造了奇迹”一词。
所以,这才是我一生最大的欣慰,实现了我对两期维和部队官兵的承诺:“我把你们带出来,就要把你们一个都不少、一个‘零件’都不缺地带回去,交给你们的部队和家人”的诺言。我最大的体会是,要实现这个诺言,需要的是多方面的长期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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