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正在南昌日夜操劳，埋头制定第四次围剿的作战计划，闻知红军主动打上门来，数日间损兵折将、三城尽失，可把他老哥气得不轻：接下来是不是该北上抚州，打进南昌，活捉我何某人了？这到底是谁在剿谁啊？

随即命令集中8、23、24师共计三师十七团的兵力坚守南城，不容有失；5师由贵溪经东乡紧急南下抚州、崇仁；西面赣江一线的陈诚所部11、14、90师从永丰、吉安、峡江、新干、樟树等地东进增援。

眼见南城守军众多、工事坚固，非一时三刻所能夺取，敌援兵又分路逼来，伍豪没有强攻，将红军撤向西、南两个方向，在南城至南丰和宜黄之间暂作休整。连日来行军打仗，红军士兵也是人，也需要喘口气。

国军来势汹汹，又将乐安、宜黄、南丰三城重新夺回，由于四次围剿尚未准备妥当，随后也就按兵不动，两军形成对峙局面。

这期间，红三军团2师遭敌袭击，混乱中，十四岁就成了孤儿，被彭德怀养大成人的师长郭炳生竟然率部叛逃，得亏师政委彭雪枫给力，拉回了他带跑一个团。

国军对于仅带着一个特务连前来投靠的叛将兴趣不大，随手封了个空头师长。郭炳生没蹦哒多久，在四反时被红军击毙。

刚打下来的城池又拱手相让，红军非但见敌不战，反而一退再退，都后撤到东韶、洛口一带，算是从哪来又回哪去。后方中局坐不住了：这是闹的哪一出？都不用问，肯定是某人在从中捣鬼。要说红军初创时期，那一套诱敌深入的理论或许还有几分道理的话，现如今就完全行不通了。当下红军兵强马壮、实力雄厚，理所当然应该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应该积极进攻、敢于决战。

后方中局立即要求红军即刻转入反攻，打乱敌方部署，争取各个击破。而前方最高军事会议表示反对，提出布置战场、进行战备，以应付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大围剿。

前后方电文不断、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为此特意召开苏区中局会议，以解决争端、统一认识，并最终敲定军事行动计划。

10月3日，弼时、江钧、顾作霖、邓发从瑞金赶来，伍豪、伟人、老总、稼祥从前线返回，苏区中局全体委员齐聚宁都以北的小源村，团团坐下开会。

任、项等还特意带上了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伯承，让他列席会议，专门负责从技术层面提供支持。

伯承从军多年、久经沙场，素有“D内孙武”的美称，又远赴赴苏联伏龙芝军校深造，学习了全套正规战理论，可谓又红又专。想来他的表现得相当令人满意，会后取代叶剑英，担当红军总参谋长，留在前线协同周朱指挥作战，同时还被赋予教育部队，纠正所谓游击主义的重任。

会议上，早憋足了劲的任、项、顾火力全开，对着伟人狂轰滥炸。又是纯粹防御、消极怠工。又是守株待兔 、右倾危险。又是以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还敢为自己辩解？还敢对吾等反驳？再扣上“不尊重上级领导，不认识自身错误”的大帽子。

总而言之，你老哥在军中，就起到一个拖后腿的作用，赶紧离开部队、回到地方，安心去做你的本职工作，省得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唾沫星子乱飞之时，这些人就没想一下，他们所待的地盘，是谁打下来的。他们所依仗的军队，又是谁一手创建的？或许想过了，是领导决策英明，军民人等英勇奋斗，你那一星半点的所谓功劳，不提也罢。

老总据说是支持伟人的。所谓支持，我想最多不咸不淡地帮着说上几句好话。正如稼祥所言：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毛莫属。说过也就说过了，真要动了肝火、拍桌据理力争肯定是没有的。

伍豪进行调和，一方面不同意那几位意气用事，过分批评，一方面也承认前方有错误，伟人为甚。最后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由毛任主帅，自己当监军。二是周本人挂帅，毛担任他的助手。

虽说任、项、顾勉为其难地答应了第二个方案，但伟人不买这个帐。长期以来，他是受够了气、伤透了心，再也不愿这么委屈自己了。既然把我从头到脚批得一无是处，既然对我完全不信任，那也实在没必要留下，告辞。

伟人丢下烟屁股，要求回后方休养，老子病了。

批准、走人，效率就是这么高。总算还给伟人留面子了，贴出来的告示声明：因工作需要，伟人暂回后方主持一切工作，其总政委一职由伍豪担任。

继红四军六大之后，伟人又一次被逐出军队，这回可是被上级，或者说是被中Y罢的官，还会再有出头之日吗？

愤懑和凄苦，失意和落寞笼罩在心头，虽然还是金秋十月，可伟人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寒冬的凛冽，他的春天何时能够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