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核战争的术语中，“先敌打击能力”指的是一个核武器大国对另一个核大国发起一场毁灭性突袭，使后者无法做出有效应对，并迫使对方认输的能力。

虽然第三帝国的武库中只有常规武器，但他们在“巴巴罗萨”行动中的目标与核战争的先敌打击基本相同——发起一场威力强大、深具破坏性的打击，足以在仅持续2~3个月的短暂战局中粉碎苏联。

但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国防军在兵力总数、武器数量或质量方面并不占有优势。

唯一的例外是德国空军，与苏联空军相比，他们的战机性能明显更优秀。相反，红军的火炮和目前正大批驶下装配线的新式坦克，与东线德军的装备性能相当或更出色，红军几款主要轻武器（例如他们的冲锋枪）同样如此。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所说，“巴巴罗萨”行动“在目标大小方面严重动力不足”，最后“德国人发现自己以30年代后期的武器从事一场40年代的战争，甚至不止如此”。

当然，德国投入东方战局的地面和空中力量确实明显不够。从战斗步兵到装甲战车，再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一切都太少。

事实多次证明，德国人所做的许多事情并不适合东线严酷的战斗环境。如前所述，中央集团军群是德军初期突击的主力，他们不得不沿500公里宽的战线向前推进，但只有1800辆坦克和1000架作战飞机，相当于每公里战线3.6辆坦克和2架飞机。

当然，德国人会把这些力量集中在关键点，但目的与手段间的脱节还是很明显。

德国空军凯塞林元帅回忆录中的一则轶事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

“1941年年初，我飞赴华沙，与那里的指挥官冯·克鲁格元帅会晤，并下达了关于扩充该地区地面机构的补充指示。
1941年5月我又回到那里，巡查航空队的东部部署基地，发现相关工作无法在6月初之前完成（主要因为天气和地面情况）,但仍有足够的时间做出重新安排，以满足6月22日的要求。
战役和战术检查表明，空军总司令分配给我的力量无法为中央集团军群提供令人满意的支援。
在巴黎北部戈林指挥专列上的激烈交流中，我得到了耶顺内克的支持并提出自己的要求，戈林最终答应在飞机和高射炮部队方面为我提供最起码的加强。
戈林说提出要求的不止我一个，而对英国的战争不得不进行下去，我对发怒的帝国元帅深感同情。可我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倘若无法集结起必要的力量，就不该发动进攻，他对我的观点深表赞同。”

德国空军凯塞林元帅

尽管如此，战争爆发时，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战线上，每公里正面还是只有2架飞机（和3.6辆坦克）提供支援！

相比之下，苏军1945年1月的攻势，仅在柏林战线就投入6250辆坦克、7560架飞机和不下41600门火炮。

那么，东线德国陆军如何能在1941年夏季和秋季成功遂行如此庞大的一场战局，攻陷苏联欧洲部分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前出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门前，占领乌克兰并歼灭几乎整个和平时期的苏联军队（可能还不止如此）呢？

更准确地说，在白俄罗斯，1941年6月22日到7月9日的边境交战期间，中央集团军群对面的红军平均每天损失23207人、267辆坦克、524门火炮/迫击炮和 99架飞机。

1941年下半年，德国人给红军造成的伤亡总数高达4308094人，包括近300万不可归队减员（阵亡、被俘、失踪）。

截至1941年12月31日，红军在整个东线的装备损失达到了惊人的24400门火炮、60500门迫击炮、2万多辆坦克和近1.8万架飞机。

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是：红军如何能承受这样一场惨败，并为成功的“反突击”策略集中资源，无情地消耗对方，最终导致德国军队在即将实现“巴巴罗萨”计划的目标时功亏一篑？

应当指出，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无法在德国武装部队缺乏物质优势方面找到，我们应着眼于几个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其中最重要的是突然性、训练和经验、“主攻点”概念和“任务式战术”的学说基础。

首先，德国人在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沿整整1200公里的战线实现战术突然性，获得了极大的开局优势，他们迅速对此加以利用。

其次，东线德军把出色的训练和21个月的战斗经验发展为重要的力量倍增器。

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元帅

实际上，无论苏联某些新式武器的技术性能如何，要是他们的坦克组员很少有时间操纵坦克，飞行员驾驶新式飞机的飞行时间寥寥无几，那么，这些新式武器也无法发挥作用。

德国人把兵力（特别是快速力量）集中在某些地点，从而在战线关键地段形成了对己方有利的兵力对比，部分弥补了人员和装备的不足。

为遂行初期突击，中央集团军群的第2装甲集群（古德里安）把坦克力量部署在一条70公里宽的战线上，而霍特第3装甲集群的突击正面甚至更窄（50公里）。

1941年 9月的乌克兰和当年10月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行动实现了类似或更强大的兵力集中。

如果不了解德国军队重要的“任务式战术”学说和它作为力量倍增器无可比拟的价值，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支军队1941年在苏联（实际上是整个1939- 1942年的作战中）取得成功的原因。

从腓特烈大帝到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老毛奇，德意志的军事传统教会普鲁士和德国军官如何以创造性、洞察力和主动性解决战术和战役问题。

另外，虽然克劳塞维茨的大多数理论在20世纪初期与现实渐行渐远，但他对德国军事思想的持久影响在概念领域留下了一笔价值无可估量的遗产：

“战争的混乱必然造成无法预料的事件；为避免被这些事件搞得不知所措，就需要在战争的各个方面（从大战略到小股部队的战术）保持思想和行动的灵活性。”

这种见解的一个结果是“任务式战术”学说，可以理解为一种下达命令和指示时的做法，在提出上级部门总体意图的同时，也给下级指挥部门留下发挥高度主动性并下达具体命令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