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把学堂当作学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使先生学生在学术思想人格上作最大努力”。

1946年10月10日，新任北大校长胡适在开学典礼上对着同学们如是说。

作为一位有着独立人格的知名学者，胡适与北大缘分甚深，前后“三进三出”，对北大的贡献良多。但是，胡适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他在北大的任教时间却十分短暂。

而随着平津战役的推进，北京也已经成为了解放军的囊中之物。胡适自然也是知悉的，但不得不说的是此时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显然是不想走的。

1948年12月13日，适逢北大五十周年校庆，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中留下了“祝北大能渡过接下来的危难”的话语。

而在听闻胡适选择暂缓南下后，蒋介石本人却是紧张不已。当时两党对知识分子的争夺早已“白热化”，胡适这等人物自然也是他要竭力争取的。于是，蒋介石先后打了两封电报催促劝说，思忖再三胡适也在翌日乘坐飞机离开。

与国民党的劝说针锋相对的是我党对于胡适的争取也是极有诚意的。

解放军利用广播喊话呼吁胡适选择留下仍可继续担任北大校长的同时，毛主席还特意让吴晗（吴晗乃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带话给胡适表示：“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不过结果就是胡适仍然选择了离开。

胡适之所以选择离开，当然与他对我党的“偏见”有关。而关于这一点，我党、毛主席都是心知肚明的。

可毛主席为何又希望胡适能够留下来呢，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渊源呢？

1891年，胡适出生于江苏松江府川沙县的一个官宦之家。是以他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自幼他便是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因此成绩出类拔萃。而在阅读一些历史典籍的同时，胡适也很善于接受新思想，

1910年，胡适考取了康奈尔大学，1915年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大师约翰杜威。

而在中国，这一时期随着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一场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胡适也适时的加入其中，写下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样一篇大作，更是被陈独秀称为“今日中国之雷音”。同年，拿到哲学博士学位的胡适也受蔡元培之请，回国担任了北大的教授。

于此同时，年轻的毛泽东则还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而对于才华熠熠的胡适教授，他也是十分尊重的。

1918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为了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蔡和森来到北京。在老师杨昌济的建议下，毛泽东也在随后奔赴北京。

就这样年轻的毛泽东成为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管理员，能够近距离接触一系列大师，聆听他们的课程，毛泽东当然是幸运的。

毛泽东对于胡适也始终谦称为“学生”，但是胡适显然是不认可的，并表示“毛泽东不是我的学生，他当时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但毫无疑问胡适对早期的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是支持的。

1919年，毛泽东回湖南前夕专门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表示会尽力给予支持。

1920年，毛泽东又一次拜访了胡适，其中谈及了筹办湖南“工读互助团”，胡适进行审定改正。回到湖南后，毛泽东还再次致信胡适。

不过胡适却是一位不赞成阶级斗争、不赞成暴力，倡导美式民主的独立学者，而这些也导致他在政治上对我党有着“偏见”。当然，这一点上国民党的专制也不例外的被他批判、抨击。

而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董必武曾在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会议时，招来胡适，希望他能够回到人民身边。不过，胡适却反过来劝说我党放下武器，以第二大党的身份搞政党活动，这自然也不欢而散。

之后傅斯年、章伯钧等人访问延安后，毛主席烦请傅斯年向胡适问好。不过得到的却仍是胡适希望放弃武装斗争、第二政党的回信。

这些事实上的认知“矛盾”也让胡适其实对于我党偏见甚大，这也就有了1948年12月14日的南下。

不过即便如此，对于胡适至少是到1956年我党还是一直抱有统战态度的。

195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毛主席还有“胡适这个人也真是顽固，我托人带信给他，劝他留下来，他却硬要走，也不知道他留恋什么？要批判他的地方太多了，但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对于开启民智，促进新思想传播有不小功劳，我们共产党人要客观看待他的事情！”的评语。

1962年，71岁的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

蒋介石送上挽联：“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这可以说是对胡适一生的总结，不管如何他都是一个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