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岩

黄永亮

为何关注农民工就业质量如此重要？

作者 | 崔岩、黄永亮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原文 |

拙作《就业技能与职业分化——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及其社会后果》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5期。非常感谢两位笔者的导师李培林研究员的教诲和指导，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向静林老师细致的工作和热情的帮助，同时笔者深感得益于几位匿名评审专家给出的中肯且极有价值的意见，本文才最终得以发表。在这里，我们借手记栏目的机会，和大家分享这篇论文写作的缘起和过程。

一、写作的缘起

本文的两位作者近年来持续关注农民工就业问题，特别是对农民工在新职业中的就业质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也发表了一些关于宏观就业政策、外卖骑手就业质量和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文章。这一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高低，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直接写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机器替代的大潮下，以低端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民工群体会受到何种冲击尚难以判断，但从“资本—技能互补”假说的视角下，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农民工群体就业的影响必然是广泛且深远的。在新职业新业态开始发展过程中，上亿网络主播账号和近千万外卖骑手背后的故事，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大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分化。同时，本文的笔者之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的团队成员，在十余载亲历一线问卷调查的过程中，也直接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庞大农民工群体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

笔者在进行CSS培训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本文写作的另外一个机缘是，两位笔者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了朱迪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新业态背景下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保障与乡村振兴调研：以网约配送员群体为例”。在参与这个课题过程中，农民工外卖骑手直面现实的艰辛与不易、农民工网络主播对梦想的坚持与无奈，更让我们对新职业从业农民工有了更为感性且深刻的认识。

当然，真正让我们决定以就业技能、职业分化为视角分析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分化问题，是受到了两位笔者的导师李培林研究员的启发和鼓励。培林老师这些年以“新社会阶层”“新就业群体”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极具学术和社会影响力的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篇幅是对农民工就业结构、就业形式的讨论。培林老师更是连续几年在为《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的序中，多次提到要重视农民工就业问题，要在防止过早“去工业化”的背景下，为农民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高度关注对农民工就业影响深远的新型就业方式和灵活就业的“零工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既关乎近3亿农民工能否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也关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的稳步推进。

二、写作中的困惑、求索、思考

确立了选题后，笔者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社会调查项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新业态背景下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保障与乡村振兴调研：以网约配送员群体为例”的数据，对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变迁进行了分析。作为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连续性抽样社会调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对全国公众的劳动就业、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长期连续性调查，获取了近20年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丰富的数据资料，为我们研究农民工就业结构变迁提供了翔实的信息。“新业态背景下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保障与乡村振兴调研：以网约配送员群体为例”作为一项针对新就业形式的专题调查，对新职业新业态从业群体中的6000余位“外卖骑手”、2000余位“网络直播销售”、“自媒体从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通过随机抽样，对200余位“外卖骑手”进行了访谈，为我们提供了农民工群体新职业从业的全景式图谱。刚刚出版的《骑手的世界：对新职业群体的社会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对上面的问卷调查和质性访谈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对农民工新职业就业也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讨论。

从研究问题来看，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一直是沿着两条逻辑链条展开讨论：第一是宏观中观层面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和行业发展是否会和个体层面的劳动者高质量就业形成耦合关系；第二是在以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为代表的科技快速进步中，何种“劳动技能”能有效成为劳动者高质量就业的保障，实现“体面劳动”、避免“就业脆弱性”。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关乎农民工群体能否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基础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也一直贯穿于这篇文章的整个写作过程。

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培林老师在《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化新征程》（《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无发展的增长”问题，并提出“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概念，增长是经济数量指标提高……发展更多地是指民生福祉的提高、经济社会结构的改进和全面的社会进步”。正是这一观点引发了我们对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如何构建高质量经济发展和高质量就业耦合关系的思考。一方面，以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制造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必然会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但是另外一方面，从社会学视角，我们则更为关注的是中低端体力劳动者是否会因为其岗位的“去技能化”和“劳动降级”，导致就业质量下降的问题。这一现象在对200余位“外卖骑手”的访谈中得到了部分验证。有相当一部分“外卖骑手”的上一份工作是在制造业企业，在企业技术改造升级过程中被边缘化，成为了“第二产业剩余劳动力”，进入了外卖等城市服务业。也就是说，当学界在讨论为什么青年人不愿意进工厂的时候，仅仅看到了服务业劳动力需求对制造业的“虹吸效应”，放大了两者之间对劳动力的“竞争”关系。但也许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以及智能制造对“第二产业劳动力”的“分化”作用—也就是在以机器替代为主导的产业升级中，劳动力形成了“核心劳动力”和“边缘劳动力”极化格局—同样值得学界予以持续的关注。同时，在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中，企业通过加大资本投入和资本深化，得以有效控制劳动力成本、削弱劳动者议价能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否能和劳动者高质量就业实现耦合关系，以及在机器替代大潮中，资本-劳动替代效应是否会导致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有所降低，都值得社会学、经济学学者进行更为充分的讨论。聚焦到农民工群体，他们中以中低端体力劳动者为主体，在技术进步进程中“替代效应”体现得更为显著，虽然新型城市服务业吸纳了大量农民工劳动力，但如何在实现农民工充分就业的基础上，提高其就业质量，仍应当是社会学界高度关注的议题。

其次，在本文的写作中，在科学技术进步不断提速和劳动技能贬值持续加速的宏观背景下，对于何为“技能”，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在对“外卖骑手”的访谈中，有部分被访者有着大专以上的学历。但被问及为什么跑外卖时，被访者给出的一个较为普遍的回答是：“当走出校园时所学的专业技术就已经过时了”。这一现象对学界以往以学历高低区分劳动者技能的做法提出了实质性的挑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为主要视角划分劳动技能，将劳动内容划分为常规（routine）和非常规（non-routine）、认知性（cognitive）和操作性（manual）两个维度，构成了四种技能的组合，与不同职业类型形成了对应关系。例如，专业技术岗位一般被视为非常规认知性工作，相关岗位所需劳动技能也较高；建筑业、制造业的工作则通常被视为常规操作性工作，居民服务业被视为非常规操作性工作，相关岗位则需要较低劳动技能。这一类型分析之所以有意义，是在于智能制造应用普及和机器替代的过程，对于不同的任务类型的影响效应有着显著的差异：技术进步对依靠高技能的非常规性认知类工作影响较小，并且对非常规性认知类岗位更多是“创造效应”而非“替代效应”；对从事低技能、常规性操作类的劳动者则有着替代和边缘化的效应。通过对近20年来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群体的从业，正在显著地从高度集中于常规操作性工作岗位，向非常规认知性岗位和非常规操作性岗位分化。与此同时，新职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导致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分化呈现出更为多元的图景，以至于上述分类越来越不足以勾勒出农民工群体就业结构以及更为广阔的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结构的变迁。比如蓬勃兴起的网络主播职业、新职业中的农业经理人等，以劳动任务来看应划分为何种类型？其就业质量如何评价？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从劳动内容的互动性（interactive）视角，增加一个分析维度，也许可以有新的有价值的发现。同时，当常规操作性工作任务越来越可能被人工智能技术所替代，高认知需求、高互动需求的非常规工作岗位，才有可能成为高质量就业岗位。而农民工群体如何能拥有与这些就业岗位相匹配的劳动技能，值得更多社会学者参与讨论和研究。

三、致谢和余论

回首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我们要特别感谢李培林老师的指导。在2021年年初我们将完成的初稿向培林老师请教时，培林老师指出，我们的文章仅仅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进行了描述，对于农民工从业数量有一定规模的新职业关注不够；同时，就业质量分化背后所体现的新的社会分层机制才更值得深入讨论和分析。导师的意见启发我们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也为我们开启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同时，在本文的写作中，外审专家们和编辑部老师们的建议给予笔者极大的帮助。特别是两位外审专家在肯定文章的学术价值的同时，对文章的进一步修改给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指出了笔者写作中缺乏考虑的重要理论问题和逻辑问题。特别是外审专家提出的：“劳动力市场基于户籍分割的弱化实际上是充分竞争背景下技能分化、职业分化替代的结果……作者可能要思考更为深层的元问题，技能分化、职业分工、个人福祉之间的关系，提升技能能化解农民工分化的问题吗？”，让笔者能重新审视农民工就业质量分化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进一步提升文章的学术高度。本文从最初投稿到最终见刊，深深得益于外审专家们和编辑部老师们的不断鞭策和鼓励，让我们在对文章不断打磨修改的过程中，对农民工就业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正如笔者在文中所述，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现象，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农民工”称谓的退场并不意味着社会群体间不平等现象的消弭。在科技进步、资本深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和系统讨论社会分层机制的新变化，有助于我们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结构，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同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最后，笔者再次借此契机向李培林老师、各位外审专家老师和编辑部向静林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也向朱迪老师、毕素华老师、张志敏老师、杨可老师表示感谢，感谢各位学者对本文提出的中肯意见和建议！